孟子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曾经说过:“万物皆备于我矣。”他认为，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的，这就是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这些精神财富的价值远远高于外在于人的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依此价值标准，孟子对他所追求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作了描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他们决不向权势低头，决不无原则地顺从。他们立足于仁义礼智，只向真理和正义低头。当自信正义在自己手中，哪怕面对千军万马，也毫不退缩，甚至都不会眨一眨眼。反之，如果正义在别人手中，即使他再下贱，也坦然地向他屈服。
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自己也感到说不清，但他指出这是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之气。“浩然之气”可以理解为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境界。这是一股凛然正气，是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的自觉，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
孟子以为，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可以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了。如何实现“大丈夫”这一人格理想呢?他认为主要靠人的内心修养，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持志养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即人的志向，或信念与追求;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一个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他就会有相应的“气”——精神状态。所以，孟子要求士人必须“尚志”。志与气又是密切相联、互为因果的，“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就是“养气”的方法:一方面是“志于道”，坚定不移;另一方面是行每一件应行之事，也就是“集义”。明道不移，集义既久，浩然之气就会毫不勉强地自然而生。所以，人的精神境界是靠“养”出来的，是靠一件件平常的善言善行积累起来的，不能通过拔高的方法为之“助长”。
(二)动心忍性也就是意志锻炼，尤其是要在逆境中得到磨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他以为，人的聪明才智得之于艰苦的磨炼，环境越是恶劣，对人的造就就可能越大。孟子列举了历史上如舜、傅说、管仲等有成就者，说明“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的道理。
(三)存心养性虽然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善端要成为实在的善性善行要靠存养和扩充。孟子以为，存养的障碍来自人的耳目之欲。这些被他称为“小体”的感官不具备理性，因此易受外物引诱而入歧途。所以，孟子主张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一个人欲望很少，那善性虽有所丧失，但也很少;反之，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多，那善性虽有保存，但也很少。要真正做到寡欲，就必须发挥人的“大体”——理性思维的作用。
(四)反求诸己也就是“厚于责己”。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当你的行动未得到对方相应的反应时，就应当首先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对人做得更到家。同时，面对超过自己的人，不能怨恨，也同样应当反躬自问，从自身找原因，并且“乐取于人以为善”。总之，凡事须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大丈夫”的提出，反映了孟子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解和体会。
在历史上，“大丈夫”曾对我们的民族起过激励作用，甚至可以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选自《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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