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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总想借日本人的手削弱甚至消灭八路军，所以八路军在和国民党军的交往中，既要斗勇，更要斗智。
1937年9月16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奉中央命令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为开赴晋东北做最后的出征准备。就在这个时候，西安行营的高级参议乔茂才忽然前来拜访。
说起乔茂才，可是刘伯承的老相识，两人在四川时就相识，而且还一道共过事，算是老同事，但两人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来往了，精明机警的刘伯承意识到乔茂才这个时候来找自己肯定不是叙旧这么简单，因为自己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他此行肯定另有目的。于是他对师参谋处处长李达说：
“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刘伯承的意思是自己暂时不便直接出面，而是由师参谋处处长李达出面接待摸摸对方的底，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见此人。于是李达便以“刘师长已到外面视察部队”为由，先行予以接待。经过一番寒暄和试探，最后乔茂才沉不住气了，他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
“李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
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
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
“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
李达非常干练，他看完信后，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不露声色地向乔茂才问道：
“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这时基本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因为按照国共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对八路军的指挥也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而乔茂才却奉蒋介石的命令，以为他与刘伯承有旧当来说客，想凭蒋介石的一个手谕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前来调动129师，以便在蒋介石面前邀功。
另一方面，从军事上看，抛开国共协议和军队指挥的惯例不谈，129师开赴石家庄，势必要和日军正面碰撞，而当时129师开赴抗日前线的仅有9160余人，而且武器装备简陋，我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和日军硬拼，如果和日军硬拼必然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当下李达对乔茂才说：
“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
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仔细看着作战地图。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作战能力和打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129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师、120师在西线作战，而129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这样129师同115、120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129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他对李达说道：
“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马上将情况报告主席和朱总司令。”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刘伯承的策略是避而不见，让他知趣离开，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还未回来作答。
过了几天，见刘伯承总是避而不见，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闭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乔茂才知趣离开后，众人知道了此事，都说刘伯承的做法太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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