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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大陆的东部有一个岛国，在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为倭国，在唐朝时期，倭国改国号日本，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长期处于落后愚昧的状态，但是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美国通过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位于日本东京西南部的爱知县经济和科技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后来世界著名的丰田公司就位于爱知县境内，爱知县的首府叫名古屋，名古屋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名古屋都市圈。
由于名古屋位于东京和京都之间，所以又被称作“中京”，因他是日本中部地方的商业、工业、科技、教育和交通中心，所以在清朝末期，清朝开始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名古屋以学习日本先进的科技与文化。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寿终正寝，大清王朝灭亡前，派出了最后一批的官费留学生，在这批留学生中，有一个来自浙江兰溪名字叫郑钺的人，他在日本就读法政大学。
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正在大学读书的郑钺毅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同于右任等人结为好友。
郑钺不仅长得风流倜傥，而且在大学时成绩非常好，郑钺有一个同班女同学叫木村花子，她不仅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出身于日本名古屋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她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毅然嫁给了郑钺。
1918年，郑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郑钺为其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郑苹如，郑钺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女孩，此后，郑钺又生下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郑苹如与姐姐、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当时郑钺受孙中山的影响，早一些回到了中国，并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执教。
1929年，年仅11岁的郑苹如随着母亲回到了中国的上海，并先后就读于上海市北中学、大同中学及民党中学，学生时期的郑苹如不仅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而且聪明好学、兴趣广泛，还喜欢柔道及演话剧。
1931年3月12日的《国画时报》，刊登了一幅郑苹如演出时的剧照。由此，郑苹如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校园明星”。
郑苹如的父母郑钺虽然长期在日本，但是他从根本上还是推崇儒家思想，他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爱国，并时常给子女们讲杨家将、岳飞的故事，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和耳濡目染中，使郑家子女都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郑钺家庭教育的成功。
如果郑钺和木村花子不回到中国，靠着木村花子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家庭将是另外一种命运。
郑苹如的母亲冲破了家庭的阻挠追随丈夫到中国，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郑华君。她善良贤惠，并成为一个典型的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化妇女。
中学时的郑苹如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是她的理想却是想当一位明星，她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等三十年代著名的女演员。
而郑苹如也确实有成为著名明星的资本，她不仅长得非常漂亮，而且说话声音甜美，又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还非常精通日语，所以在中学以及大学时，都是无可争议的校花。
上海最繁华的路是南京路，当时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很有名，一些著名的男女演员都在那里拍照。每当看到王开照相馆橱窗内摆出著名演员的漂亮照片时，她就会驻足欣赏。
王开照相馆的老板有一次见到郑苹如，对她说可以免费给她拍照，条件是把她的照片挂在橱窗内，当郑苹如的照片在橱窗内被摆放后，在面前驻足的人甚至比其他女明星照片驻足的人还要多。
因为郑苹如的美是天然的、纯净的，是一种无须打扮也无可争议的美。所以走到哪里都成为男性追求的对象。
因为郑苹如的照片挂在橱窗内，被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看到了，明星影片公司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影片公司，也是中国最有名的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亲自约见邓苹如，并让她试镜，结果令他非常满意。
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当即发出邀请，让郑苹如加入明星影片公司，郑苹如非常高兴，当即回家向父母报告喜讯。
然而令郑苹如大失所望，郑钺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说所谓影片公司就是青楼，所谓明星就是一个戏子，在古代也就是青楼女子，所以断然否定了郑苹如当演员的要求。
演员当不成，明星梦无法实现，郑苹如就迷上了拍明星照，她时常到王开照相馆模仿一些明星的姿态拍照，有的还被陈列在了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内。
郑苹如的照片曾被1937年出版的第130期《良友》杂志选中，刊登在封面上，成为不是明星的明星。
因为郑钺和于右任、陈立夫、陈果夫等人非常熟悉，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郑苹如时常跟着父亲到这些人的住所，在耳濡目染之下知道了很多革命道理，而这些大人物也都非常喜欢这个可人的小姑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军进攻上海，上海民众与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场上海保卫战中，由于第十九路军是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开战的，所以蒋介石对第十九路军百般刁难，对第十九路军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只是象征性发放。
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和共产党为此呼吁上海民众给第十九路军以支持，在此情况下，郑苹如响应号召，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为负伤的将士们洗衣、倒水、擦脸。
郑苹如还自己花钱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传单，与同学们一同到浦东张贴和散发。在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文艺演出中，郑苹如自编自演的话剧《抗日女生上前线》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在郑苹如和国民党军的交往中，一个叫王汉勋的人获得了她的芳心，王汉勋当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队长，他有时会开着飞机带郑苹如在空中兜风，事实证明这是获取女孩子芳心非常有效的手段，这在影视剧中也多有体现。
更为关键的是王汉勋的爱国壮举令郑苹如非常佩服，美女都有英雄情结，而王汉勋无疑是个英雄，他们坠入了爱河。
1937年春天，郑苹如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他们打算在秋天结婚。
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炮声打破了这对情人的计划，当中国北方战事紧张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故伎重演，派重兵侵占上海，进而进占南京，逼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一百多万军队在上海进行生死的厮杀，淞沪会战正式开始，王汉勋带领国民党空军和日军作战，伤亡惨重。
郑苹如积极支持抗战，除了捐钱捐物，还帮助未婚夫王汉勋的战友家属做事：一些航空战士在与敌机作战中牺牲，家属需要帮助与慰问，郑苹如就带上礼品一户一户登门探望与慰问。
当时由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国军队不得已在重大伤亡后撤退，一道撤退的当然还有王汉勋领导的上海航空作战大队。
1937年11月11日晚6时左右，正在伏案撰写抗日话剧剧本的郑苹如忽然听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她的名字，郑苹如打开门，来人是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
航空作战大队接到命令将于午夜西撤，王汉勋深知，这一别也许将永远天各一方，为了再见郑苹如一面特地赶来。王汉勋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他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面写着：
“亲爱的苹如，留念！永远爱你的汉勋。”
王汉勋紧紧拥抱郑苹如，说：
“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结婚”！
他随即驾着吉普车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驻守上海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成为了沦陷区，租界则成了“孤岛”。
上海是日本经营中国的重点，也就成为国民党军获得日本情报的关键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郑钺的老朋友、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统实权的陈果夫找到郑钺，并对他说：
“现在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想获得情报很难，我想让苹如为我们服务，你看如何？”
郑钺是坚定的爱国分子，自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社会各界开始组建抗日地下机构，郑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察官，但转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则称辞职在家养病。
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然而郑苹如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他知道一旦加入中统成为特工，就相当于在刀口上生活，自己的女儿才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难道就要让女儿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
其实郑钺作为一个父亲，他有这样想法是正常的，旁人不应该作过分的指责。
陈果夫见郑钺并不接茬，知道他有顾虑，便说道：
“你何不问问苹如的意见，如果苹如为我们服务，我将尽力保证她的安全，现在国难当头，你我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还望先生三思。”
陈果夫走后，郑钺心事重重，最后还是决定征求郑苹如的意见，没想到郑苹如满口答应，郑苹如就这样加入了中统。
因为郑苹如从小生活在日本，不仅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习惯，她年轻、漂亮、有文化，关键是她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是日本人，加上她的母亲是日本的名门望族，所以她是打入敌人心脏的最佳人选。
1938年1月，陈果夫通过特别的途径把郑苹如介绍给本家亲属、时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的陈宝骅，让其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团体中来。
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法式洋房内，这是中统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正式吸收郑苹如加入中统情报机关。
郑苹如加入中统后，接受了中统的特殊训练，包括使用枪支、察言观色等等。郑苹如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被称为中统头号冷艳女杀手。
很快郑苹如就有了一个打入日伪机关的机会。
原来在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一边四处搜罗汉奸爪牙为自己服务，日伪机关列举了一份诱降名单，其中就包括郑苹如的父亲郑钺。
1938年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持贵重礼品“拜访”郑钺，邀请郑钺担任正在筹建的伪司法部部长，当时郑钺正犯严重胃病在家里卧床不起，郑苹如对清水董三说道：
“清水先生，家父患病在身，实在无法出任要职，我从小在日本长大，我的母亲也是日本人，我对日本有很深的感情，如果可以，我愿意代父亲为你们服务？”
郑苹如说的是日语，地道的日语、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诚恳的表情，使清水董三大喜过望。
就这样，年仅20岁的郑苹如便打入了日伪核心，她的主要任务是当翻译，在此过程中，凡与郑苹如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郑苹如在日本人的社交圈里如鱼得水，有了获取情报来源的途径与渠道。
郑苹如先后结交了百余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郑苹如时常主动寻找他们“聊天”，约他们在日本俱乐部喝咖啡、喝清酒，还常常邀请他们到家做客，听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
有人要问，日本人的保卫工作难道这么差劲么？
其实不然，日本人的保卫工作是相当严密的，一来因为郑苹如在日本长大，二来郑苹如的母亲是日本人，三来当时很多人被日本人收买，像郑苹如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再说谁能想到这个才二十岁左右的可爱女孩会是特工呢！
就这样，郑苹如很快可以自由进出日本驻沪军事部门等机构，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不以为意了，而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见郑苹如漂亮、聪明，邀请郑苹如做他的翻译，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
由于郑苹如日语好，嗓音好，日本军事报道部新闻检阅室还特聘郑苹如为日军新闻电台的播音员。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郑苹如更是关爱有加，时常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进带出，许多日伪高层人物视郑苹如为片山大佐的私人秘书。
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中日混血美女，日本特务机关长秘书的郑苹如，竟是中统冷艳女杀手。
1938年冬天，日军进攻势头仍然不减，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如何扭转不利态势，遏制日本的势头，蒋介石认为可以用特殊手段逼迫日本就范。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接到一份来自重庆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
蒋介石想通过绑架近卫文隆来和日本谈判，从而逼迫日本退兵，当然这个计划是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近卫文麿出生的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即五摄家之一的近卫氏。近卫文麿当时是日本首相，更是日本侵华罪魁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
而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
于是近卫文麿将近卫文隆送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个书院是日本人在1900年开办的学校，专门招收在上海的日本人子女。为此，近卫文麿还专门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中国有句古话：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很快迷失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而且由于脱离了近卫文麿的视野而更加疯狂，他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
当时上海虽然已是沦陷区，但是日本人感觉不安全，对于他们来说，近卫文隆读不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心腹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
早水亲重知道近卫文隆好色，于是他想到了漂亮的郑苹如，他找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郑苹如说回去问问父母。
郑苹如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陈果夫，陈果夫一看事关重大，立即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下令，让郑苹如伺机绑架近卫文隆。
郑苹如同意了早水亲重，决定用美人计绑架近卫文隆。
1938年初秋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
郑苹如的美丽一下子就征服了近卫文隆，近卫文隆虽然采过野花不少，但是近卫文隆的名声太臭，没有什么上档次的美女愿意和他交往。
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已经如胶似漆，郑苹如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她让中统上海站配合行动，在上海海派酒店设伏。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立即带到了海派酒店的一家豪华客房内软禁，当时近卫文隆已经烂醉如泥。
中统上海站立即将郑苹如成功绑架近卫文隆的消息报告给重庆，陈果夫大吃一惊，没想到郑苹如这么容易就得手了，陈果夫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这令蒋介石也非常意外。
蒋介石立即找来外交部长王宠惠，智囊陈布雷等人商量对策。
结果众人一致反对绑架近卫文隆，理由是即使绑架了近卫文隆，也达不到逼迫日本退兵的目的，这是由日本的国家体制决定的，近卫文麿根本不可能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命令日本退军。
非但如此，这一举动还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会导致更多潜伏人员的处境危急。
就在蒋介石和幕僚们讨论如何处置近卫文隆时，近卫文麿的心腹早水亲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原来他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立即命令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近卫文隆的下落。
上海市即将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
而郑苹如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近卫文隆可能随时醒来，一旦醒来，她应该怎么办？
这次蒋介石倒算果断，两个小时后，他下达了中止行动的命令。
中统特工郑苹如，用美人计成功绑架了日本首相之子，却被蒋介石下令释放，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来看，蒋介石做事没有前瞻性，往往事到临头时慌了手脚，这在重庆谈判等多个历史事件中表露无疑。
接到命令的郑苹如长长松了一口气，很快近卫文隆便醒了过来，此时日本人已如临大敌，到处都是日本特务。
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到东亚同文书院时，日特头目们才放下心来，当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认为是虚惊一场。
通过这件事，早水亲重更加信任郑苹如，在一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
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中国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上层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
得知这一消息后，郑苹如立即向重庆发出绝密加急电报：
“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
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沦为汉奸。
但是通过这几件事，郑苹如在中统内声名鹊起，成为中统内名副其实的谍报之花。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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