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刺桐港”的崛起自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今南安丰州）为泉州，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徙泉州府治于今泉州市后，泉州港凭借其港湾深邃，晋江畅通，可进出巨大远航木帆船，而成为“梯航万国”、“海道所通，贾船所骤”的贸易港，在日益繁盛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中，亦占有了一席之地。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他所著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即把泉府（ Djanfou，泉州）同交州（越南河内）、广府（ Khanfou，广州）、江都（ Kantou，扬州）并列为中国的四大贸易港之一。
当时，广州的地位尤为重要，唐朝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主要是以广州为起始的，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分为从广州至大食（阿拉伯帝国）巴士拉港的东航路，和抵达阿拉伯半岛及亚丁湾、东非、红海航道的西航路，以乌刺为东西航路的交会点。至于泉州，其对东南亚的贸易条件不如广州（及交州），对东北亚的贸易条件也不如扬州，故而在当时的诸大港口中只能忝陪末座。
五代时期，泉州先后归属王氏闽国与名义上臣服南唐的军阀留从效。自946年起，留从效掌控漳州、泉州达16年之久。当时周长仅3里的泉州城太狭窄了，无法适应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兴盛。留从效开始进行拓展泉州城的伟大工程。留氏新版筑的泉州城，周围达20里83步，高1丈8尺，共设7门。城外有壕，碧水环流，萦回如带，的确宏伟壮阔。在拓建中，留从效特别重视面向港口的城东“仁风门”和城东南“通淮门”的建置，使港城联系更加便捷。城内的街道加宽了，客栈、库房也兴建了起来。所有这些均大大有利于货物运输及商旅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沿城环植的著名风景树刺桐，给往来客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自此“刺桐”港之名便流传海外。阿拉伯人来到泉州港，他们依照刺桐城之意，译作“麦第涅特扎桐”（ Medient Jeytoun）前一字为城市，后一字为刺桐。自此以后，泉州港别名为“刺桐港”，直到宋元以后，阿拉伯人及其他外国人仍称呼泉州为“Zayton”。
入宋之后，很长时间内广州港依然独占鳌头，这从宋政府为管理海外贸易而设立了专门机构市舶司（或称提举市舶司）的时间就看得出来。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掌管进出港商舶，负责货物的征科和抽解，防止漏税和违禁品走私，招徕外国商客，进口海外物产，处理对外贸易事务等。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和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分别于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置市舶司，仍然没有泉州的份。三者之中，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于是到了熙宁九年（1076年）又变市舶法，罢废杭、明二州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负责抽解。这样一来，凡泉州船舶欲往海外经商者，均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方许出国。回航时又须先经广州市舶司抽解，违令者没收其货物。不用说，这对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是非常不利的，正如当时的泉州知府上书朝廷所说的：从泉州通商海外，本冬去夏回，一年即可往返。如今却须于冬天乘北风先至广州，办理手续，住上一冬，待越冬始得发舶往南海，第三年才能回来。泉、广间海道又有礁石浅滩之险，加上官吏乘机敲索，费重利薄，自然商旅裹足，难怪去南海的商船日少，而广州的市舶课税年亏。针对这种情况，他建议，只要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便可息弊止烦。但这个意见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才被采纳，“泉州增设市舶，从户部尚书李常请也”。
泉州市舶司的建立意味着从此以后，无论泉人贾海外，还是番舶至泉州，再也不必绕道寄港广州，而可以直接通航了，这为他们集散商品、雇募梢工和尽量减少商业利润的无谓耗损，提供了有利条件，自然促成了远航海外的热潮。何况泉州港的地势本就十分优越：其水面广阔，深度较大。据研究，北宋后期的海水深度在７米以上，因而可供众多大型海船同时驻泊。除此之外，泉州港的兴旺还有另外一个保障：当时福建的造船工艺技冠全国。闽船尖底，三桅，十三个水密隔舱，舷例三重板，底部二重板，除采用高低棒密合外，又用铁钉、钩钉钉合，板缝填塞麻丝、竹茹，粘以桐油灰。这就保证船只牢固，顶风抗浪力强，吃水深，劈水有力，航速较大。按照吕颐浩的说法，“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又次之。”
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与广州相比有其特色。广州人一般不到海外贸易，而宋代的福建海商则纷纷冒险去海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相当少见。当然，也因为这一原因，福建成长起了本地的海商集团，这同样是中国其他港口所罕见。福建沿海船民长年海洋航行，积累丰富的航海经验和驾驶技能，“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泛“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使得泉州海商船队拥有远航海外的优势。直到南宋前期，泉州大海商还多为本地人，如朱纺、扬某等人，都是亿万巨富。但至中期以降，本地海商“破荡者多，而发舶者少”，海外贸易的主导权逐渐转到“贾胡”手中，其中就有一个对日后的泉州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蒲氏家族。
关于这个蒲氏家族的来源至今仍未有定论，其原因在于见诸史册之时，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本地化了。翻阅古籍，有的说他是阿拉伯人，有的说他来自波斯，更有人说他是西域回纥人，莫衷一是。不过，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他是从广州迁居泉州的阿拉伯人的说法。这个家族的祖辈从事香料贸易，曾经寓居占城（在今天越南中、南部沿海）。唐朝时期，蒲氏先人迁居广州，“彼时为广东第一富豪，统理外国贸易……富甲两广，总理诸番互市”。到了宋代，广州蒲姓虽然富极时，但很快就没落了。
南宋时期，蒲开宗把整个家族从广州迁到了泉州。定居在泉州的蒲开宗，带领族人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可能就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为了鼓励他的贸易活动，南宋政府还赐给他“承节郎”的官衔，虽然不是大官，但这是有官阶的，比他之前当的“主簿”分量重多了。当时，在泉州获得这种荣誉官衔的中外著名商人，有阿拉伯商人蒲罗辛、福建纲首蔡景芳。他们分别是因载乳香来泉州抽解价值30万贯，和贩入海外宝货收息钱98万贯，而被授以“承信郎”的。蒲开宗的承节郎比他们还要高一阶，说明他贩运或招徕的蕃货更多，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贡献更大。尤须注意的是，蒲开宗于修祠造桥之类的社会公益事业已多介入，并由此而博取了一定的好名声。
蒲开宗死后，其子蒲寿庚继承父业，继续做香料生意。最迟到1252年，他已继承其父的衣钵而大显身手了。史称他年少时“豪侠无赖”，可见他具有一种豪爽顽强的海商性格。以后的事实更说明，他不仅在经营海外贸易方面很有本领，而且在外商中负有威望，故而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在海上贸易中影响力巨大的蒲寿庚终于被南宋政府看中而登上了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宝座。在如此重要的港口，一反常规地起用一个蕃客商人来担任市舶使，只能说明当时的宋廷希图借此招徕更多的外商前来贸易，从而增加舶税的收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蒲氏家族由广州迁往泉州，恰是穗泉两港此消彼长，兴衰易位的缩影。
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后，海外贸易急骤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泉州永春县知县江公望在其《多暇亭记》文中，描写了泉州城的海外贸易状况：“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当时泉州人口已经大为增加，到下个世纪初期的徽宗宣和初年，泉州城内外画坊八十区，人口已达50万。
徽钦“北狩”，宋室南迁之后，宁波港在宋金战乱中遭到重创，而在战乱中幸免的泉州港的地位则稳步上升。泉州市舶司在国内市舶本钱的分配份额方面，更已具有独占鳌头的趋势。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给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福建路，十万贯付两浙路充市舶本钱。数年之后，经广南路的请求，才付给它空名度牒三百道，紫衣、两字师号各一百道充作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售价在三十贯至二百贯之间。师号售价不详，可能稍贵。但即使全部以最高价格二百贯计算，也不过八九万贯。市舶本钱是港口经济标尺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泉州市舶的发展程度，一时已超越广州，跃居全国首位。在南宋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泉州港持续发展。故而“庆元之前，未为难者，是时本（泉）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乐郊”，“乐土”。
泉兴而穗衰的原因很多。首先，宋廷驻跸临安，北方人口南迁，江南人口激增，消费力也陡然上升。尤其是建炎初年，宋高宗决定将大批宗室人口迁入福建，分别安置于福州与泉州。南外宗正司（掌外居宗室事务）直接驻入泉州城，导致泉州港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有了无法言喻的紧迫性和物欲感。建炎年间宗子三百多人，一个世纪后的嘉定年间中增至二千多人，绍定年代又增至三千多人。这些侈靡相尚、寄生成性的皇族人口，是高级蕃货的重要消费者，原有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大大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当时，按照宋廷的规定，广州舶货纲运到杭州需要6个月，而泉州则只需要3个月。而在实际运输过程中，耗时则更短。据宋人的记载，海船顺风，“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浙江温州）”、“四明（宁波）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因此自泉州至庆元府（宁波）估计约需九日。然后换装江船，从庆元府城下循浙东运河至杭州约需十一二日。所以，略计自泉州港发纲，顺风二十日左右即可将货物运送达行在临安，这在当时是相当快的速度。显然，泉州因其地理优势更具竞争力，更容易得到宋廷的青睐和支持。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使者，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先后北上进奉，宋朝政府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泉州港竟然成了海外进奉国的终点站，风光一时无二。
反观广州港，吏治的腐败愈加放大了其在地理上的劣势。所谓“奸吏舞文，远人被害”，于是“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指泉、广、两浙）亦迭盛衰。”当时的大食蕃客蒲罗辛、蒲亚里在泉、广的迴异遭遇，就是一个生动例证。绍兴元年（1131年），蒲亚里载运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角三十五株到广州，估算价值五万多贯。如依泉州市舶司则例，当补官。但广州市舶司不但不予官职，在“给还蒲亚里本钱”问题上，肆意克扣。一直到绍兴四年（1134年），蒲亚里才拿到本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正帛”一批。不料，七月初忽又被几十名武装强盜上船劫走，当场砍伤蒲亚里并杀死其蕃仆４名。广州港市舶司的吏治腐朽如斯，黑白通吃，令蕃客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自然只能用脚投票弃穗往泉。广州港也就只好拱手把海外贸易的黄金岁月让给泉州港了。到高宗末年，泉州已可与广州匹敌，到南宋后期，泉州更是“号为天下之最”，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
宋元之际，北方民族铁骑历史上第一次饮马南海之滨，地处偏僻的闽粤两地亦难免兵燹之灾。元军三入广州，广州港因备受蹂躏而元气大损。元朝统治者对广州军民的韧性抗争感到恼怒，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下令“夷广州城”，更使长期繁荣富庶的广州遭受灾难性打击。相比之下，泉州所受战争创伤要轻微许多，由于当时已升任南宋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统两省海舶的地方实力派蕃客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城市被保住了，港口贸易亦未曾中断。至于蒙古统治者，更是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态度。泉州归属元朝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别重视和大力扶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当东南一带还是烽烟滚滚的时候，元世祖便下令首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招徕海外贸易。元政府为了确保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优先地位，甚至还在至元十八年特地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此后，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时甚至徒治泉州，作为行省的政治中心，这在泉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与此同时，蒲寿庚又一次升官，被元朝皇帝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这就使得入元之后，泉州港作为国内最大海外港的地位更加巩固，并迈入其黄金时代。
蒙元时期，泉州港已成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港口。《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计98个，比宋代《诸番志》记载的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自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登舟，前赴印度南端，直至中国的门户泉州。而发自泉州的东方货物，则经阿曼海及波斯湾，川流不息地运往欧洲。泉州地位之重要诚如大德六年（1302年）泉州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一文中所评价的：“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繁荣的海外贸易带来了泉州城域的又一次扩张。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扩城工程，是最大的成就。这次工程把罗城由今涂山街一带向南扩建，一直到临近晋江北岸，跟原来的翼城连接起来，从而使城周达到30里，这个历史上的最大范围，把最繁华的城南商业区的大部分包罗了进来。
然而，除此而外，元代的泉州已看不到前代那种气壮山河的“造桥热”，代之而起的，却是各种宗教竞相兴建教堂的热潮。众多的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国式的宗教建筑，把这个国际都市点缀得奇瑰无比，光怪陆离。这里的居民成分从来没有这时复杂。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来自阿拉伯、波斯、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简直像潮水般涌入这个城市，这些外国人，无论人数或国籍，都要比南宋时多得多。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们中，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居多，故当时的诗人描写道：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倍多海宝。”构成了元代泉州都市的最大特色。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以其空前的繁荣和多色调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注目。欧洲人所称中世纪的四大游历家，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竟都到过泉州，并可为它的极盛历史作证。第一个为我们揭示这一幕历史场景的，乃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刺桐”港的繁荣富庶，尤其是这里的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赞不绝口。而鄂多立克与马黎诺里两位天主教僧侣记录“刺桐城为大商港”之余，也不忘以传教士的热忱提及“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
至于1347年来华，从泉州港登岸，在中国境内旅游了数年之后，复抵泉州，然后乘船西归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是在他的游记里详尽描绘了元代后期（红巾军起义在华北爆发的前夕）泉州港的繁荣盛况：“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他看到，商店，充满贵重货物，若生丝、花绸、金饰、花衣、纱缎（即泉缎）之类。”
元代泉州港的富庶繁荣影响所及，甚至远在波斯的伊利汗国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也在巨著《史集》中提到，“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可以相信，在十三四世纪，它的名字是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就像现代的人们熟知纽约、东京一样。甚至到了15世纪70年代，当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着手进行东航时，也知道在令人神往的中国，有这么一个举世无匹的巨港。当时，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在为他介绍东方情形的信中这样写道：“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足见黄金时代的泉州港，给遥远的欧洲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