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不归“薇拉，你必须这样想：假如战争期间的许多炸弹中，有一颗把我带走了，那将会如何呢？命运给了我们那么多额外的岁月，我们必须为此感谢它”，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艾希曼最后的结局?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艾希曼最后的结局
作者：胡不归
“薇拉，你必须这样想：假如战争期间的许多炸弹中，有一颗把我带走了，那将会如何呢？命运给了我们那么多额外的岁月，我们必须为此感谢它。”
如果不看这封诀别信的背景，那它一定是感人至深的。但如果这封信出自一个大屠杀刽子手之手，且他在逃亡的十四年间因谨慎而与妻子家人七年未见，恐怕多多少少就沾了些惺惺作态的痕迹。
这封诀别信的作者是阿道夫·艾希曼，二战时期的纳粹官员，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令犹太人瑟瑟发抖的“阿道夫”之一（另一个则是阿道夫·希特勒）。1962年5月31日，他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前夕，给妻子薇拉·艾希曼写了这封诀别信。新近出版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聚焦了这位二战时期令犹太人闻风丧胆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这本书出自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施汤内特之手，她常年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和阿道夫·艾希曼，并针对18世纪反犹太主义的历史进行撰述。
提起阿道夫·艾希曼，还有另外一本不能忽略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后者创作于1963年，即艾希曼死后的第二年，由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根据耶路撒冷审判而作。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认为艾希曼仅仅是服务命令的公务员，第三帝国运转的一个小小齿轮，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几十年后的今天，贝蒂娜则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她将艾希曼形容成一个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在伪装中得意洋洋地生活，并热切地规划着战后极右派势力的未来。
毋庸置疑，这两本书在研究艾希曼现象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此二人相差甚大的观点，使人疑惑——艾希曼到底做了什么，他何以给世人留下如此两种形象，战后的极右派纳粹势力又经历了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关于艾希曼的资料十分有限，萨森访谈会在当时所披露出的文字资料与录音皆十分有限，再加上艾希曼在庭审过程中颠倒黑白的狡猾言论，导致阿伦特轻信了艾希曼放低的姿态，皆认为后者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正常人。今日，尽管这种观点正在逐渐被抛弃，但阿伦特的著作带有哲学式的政治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随着几十年下来的研究成果、文献汇编和各种参考资料的可供查阅，以及最重要的萨森访谈会遗留下来的资料，人们逐渐认识到艾希曼的真实形象，贝蒂娜的观点也正在得到普遍认可，即艾希曼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齿轮，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恶的刽子手。
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可以看到贝蒂娜查阅了大量史料与第一手资料，就像一个侦探般在各类资料中抽丝剥茧地寻找蛛丝马迹，“剥洋葱”式地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二战之后、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因此我们看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艾希曼的名字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他极为善于塑造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的名字与犹太人大屠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艾希曼绝不可能独力杀害600万犹太人……每当讨论到灭绝犹太人的行为，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这种张扬，使得这名地位并不那么高的一级突击大队长，在战后成为犹太人竭力追捕的对象。
二战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获，逃脱后在德国北部草原生活了几年，后逃亡到阿根廷。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的阿根廷成了许多极右派纳粹分子的根据地，并受到时任阿根廷总统庇隆的庇护。在那里，并不只有一个独立的“艾希曼逃亡事件”，更可以从中窥见战后久久未熄灭的极右派纳粹情绪。正是因为那些迫切希望纳粹卷土重来，深切崇拜希特勒的人，才促使艾希曼在阿根廷惊人地展开“第二事业”。如今，那些曾经在压抑中狂欢的纳粹分子，虽然已经逐渐在绝望中消失，但依然提醒我们警惕那些狂热的极端分子。
给贝蒂娜带来重要启发意义的资料是来自“萨森访谈会”中的73卷录音带和1300多页笔记。在阿根廷时，艾希曼与昔日党卫战地记者团的成员威廉·撒森等人展开了为时几年的一场访谈会，便是所谓的“萨森访谈会”。在访谈会上，艾希曼曾喋喋不休地表达他的反犹思想，并不经意地透露出关于大屠杀的惊人真相。他一面伪装起自己昔日的党卫队形象，一面在萨森访谈会上高调称自己为艾希曼，并为自己知道大量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内幕而自豪。即使在离柏林一万多公里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也不曾停下那些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灭绝犹太人幻想，甚至1956年曾给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反犹言论。后来这些资料都成了耶路撒冷审判中，艾希曼无法辩驳的铁证。而这些，更是证明了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齿轮”。
1960年5月11日，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报部门逮捕。他的被逮捕，不仅是由于以色列、德国等情报部门在他逃亡的十四年中做了大量工作，也是由于他高调的行为和言论，使“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哪里”。
从史料意义上看，这本书梳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一个尽量全面的艾希曼——狡猾多疑、罪大恶极的屠犹刽子手，骄傲张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顾家的丈夫、生活朴素的工人，一个虚假的陷阱中的“偶像”。
贝蒂娜在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中梳理中如此细致的内容，必然是功德一件，但从大量资料中寻找辅佐观点的论据，也不免容易陷入观点先行的误区。以及如此详实的内容，结合了作者的观点与大量的史料，也使这本书显得略有些冗长与琐碎。
但是，无论对于当时二战后的世界，还是对如今的我们来说，艾希曼以及艾希曼现象都值得被警惕，这也是贝蒂娜创作这本书的意义。对于阿伦特来说，艾希曼或许意味着面对黑暗的沉默、面对暴政的平庸。但对贝蒂娜来说，艾希曼则意味着那些不思悔改的根本之恶，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极端思想。
正如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请仔细收集关于艾希曼的一切，我们仍然需要它”。它对于今日之我们的意义，在于认清那段善与恶纷飞的历史，警惕所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极端思潮。（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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