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错综复杂，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能坐上总统宝座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中有一个，“总统”前面还有个定语，叫作“贿选总统”，也被叫作“猪仔总统”。
虽然目前的史书对曹锟的评价一直不高，不过曹锟时代先任外长、后又任代理内阁总理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却给他很高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宏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尤其是对于专业人才的尊重，曹锟做得相当好。
另一位受曹锟重用的代总理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
胡适也曾表达过对曹锟的看法，说“曹锟的长处是公平的。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
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862年12月12日，曹锟生于天津。
曹锟家有十口人，全靠父亲曹本生在船厂里打工过活，日子穷苦。小时候也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的时候，父亲想让他和自己一样造船，但曹锟死活不肯，让他去种地，他也不肯，家里人只能问他愿不愿意去卖布。曹锟这个人喜欢四处晃荡，和人打交道，所以卖布他倒是肯的。
曹锟外表忠厚，又不太喜欢算计，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三，结果得了个“曹三傻子”的外号。他性格大大咧咧，对别人挺大方，所以他的人缘还是不错的。
在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有些人的命运就是从参军开始改变的。
20岁参军的曹锟，很幸运得到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认了一个“爸爸”。
曹锟当时报名参加的是淮军，面试的管带叫郑谦，50岁出头。曹锟处处巴结。郑谦一喜之下，就收他做了义子。
郑谦虽然军阶不算太高，但帮了自己干儿子一个大忙：推荐他上了北洋武备学堂，成为首届学生。
位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曹锟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卢永祥、段芝贵、田中玉、陆建章……
所以，武备学堂给曹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有用的文凭，还有一个日后派上大用场的朋友圈。
第二个机遇，是他认了一个“爷爷”。
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曹锟只是登上了人生的第一步台阶。
他打听到在天津有一位从甘肃提督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前辈，名字叫曹克忠。曹锟提了厚礼前去拜见，曹克忠看曹锟外表忠厚老实，一查族谱，好像还真是自己的族孙，很是高兴，索性就认了这个“孙子”。
这个“干爷爷”的人脉毕竟要比曹锟“干爸爸”提供的交际圈更广一些。
第三个机遇，是他认了一个“领导”。
“爷爷”曹克忠给曹锟介绍了一个关键人物：袁甲三。而袁甲三有一个侄孙，是当时朝中崛起的实力派人物，名字叫袁世凯。
通过曹克忠的介绍，曹锟就这样顺藤摸瓜搭上了袁世凯。
忠厚又忠诚的曹锟很快获得了袁世凯的信任。曹锟在1905年连升三级，很快就当上了京畿第一镇第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成了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
后来又当了袁世凯麾下最精锐的北洋第三镇（相当于一个师）第三镇的统制。
到目前为止，如果回望曹锟的职业生涯，似乎起最重要作用的还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他的机遇，以及他对人脉的经营。
不过，时代的进程固然重要，个人的奋斗也不能被完全抹杀。
把曹锟的发迹全部归结于他会钻营和运气好，也不公平。
曹锟能够在军队里一直晋升，和他对待官兵的态度颇有关系。
曹锟担任第三镇统制之后，知道自己资历欠缺，所以经常深入一线，去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这让官兵们都很感动。
另外，曹锟颇知人善用，且用人不疑。
曹锟做第三镇统制的时候，手下有个营长。曹锟一直不太喜欢这个营长，一度打算撤他的职。结果之后做过海军部次长的汤芗铭来问他讨这个人。曹锟向来佩服汤芗铭，寻思这个人如果汤都要，肯定是个人才，立刻就婉拒了汤芗铭，把那个营长升成了旅长。
这个营长，名字叫吴佩孚。
吴佩孚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帮助曹锟打赢了好几场关键战役。更重要的是，吴佩孚还有政治眼光，在他的力劝下，“护国战争”爆发后，曹锟没有傻呵呵地蒙头帮袁世凯镇压反对帝制的“护国军”，而是两头敷衍，静观事态。最终，袁世凯一命呜呼，“帝制梦”烟消云散，曹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一跃成为北洋系中的实权人物。
在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后，曹锟驻军保定，在吴佩孚的主持下，迅速扩编了9个混成旅，一下子拥有了6万人马。
经过几次战争，直系完全掌控了京津地区，而曹锟也俨然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号实力派人物。
1923年6月，并无实权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曹锟的各种手段逼迫之下逃亡天津。在天津杨村站，曹锟的部下王承斌将黎元洪截住，威逼他交出大总统印和签署辞职书后放行。
之所以上演了这一幕，是因为曹锟已经有了更高的追求。
昔日那个走街串巷的卖布郎，想尝尝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知道，自己要当总统，按道理是不够格的。
论才，论能力，论资历辈分，曹锟明白自己远远够不上当总统的标准。他的优势，一在于有枪，二在于有钱。
彼时的中国，有枪有钱的人其实并非曹锟一个，但像曹锟这样有胆子花钱并且舍得花钱的，恐怕就他一个。
这就是著名的曹锟贿赂国会，成为“贿选总统”，但虽然是贿选，起码曹锟还是非常认可国会，认可选举。
曹锟首先搞定的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暗示有可能让吴景濂出任国务总理之后，又送上了10万元的支票，让这位国民党元老心甘情愿开始为其奔走张罗。
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抵达北京，正式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只是，他被称为“贿选总统”，那届国会被称为“猪仔国会”，而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
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曹锟岿然不动，安然坐着大总统的宝座——他手中有权有兵有钱，心里笃定得很。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拉下了宝座。
1924年9月，羽翼已成的张作霖亲任总司令，率15万奉军再次杀入关内，讨伐曹锟。曹锟急命吴佩孚担任总司令，率20万直军沿长城一线防御，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关键时刻，直系驻扎在古北口的第三路军忽然星夜兼程，秘密潜回北京城，与城内约定好的守军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一夜占领了北京城。
这场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发起者正是对曹锟失望，被吴佩孚排挤，对孙中山抱有极大好感的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
兵变的时候，曹锟正在总统府睡觉，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将总统卫队全部缴械，然后将曹锟软禁在了中南海延庆楼。不久之后，冯玉祥派人拜见曹锟，客客气气地请他把总统印玺交出来。
曹锟当时放声痛哭，但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交出了15枚大小总统印玺，表示自己愿意住到东交民巷养病，不再过问政事。
曹锟品尝了一年最高当权者的滋味，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下野后的曹锟，确实不再过问政事——他也没这个实力了。
寄居在天津英租界的曹锟，平日里打打拳，听听戏，喝喝茶，写写字，开始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但是，当他真想离开政治的时候，政治却反过来找他了。
1935年日本人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脱离中央政府管辖。日本人一直在物色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人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想来想去，想到了曹锟。
日本人对曹锟这个人选很满意：论资历，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论野心，从最高权力舞台上跌落，肯定心有不甘；论欲望，当初为了当总统出5000大洋买一张选票，说明是一个可以谈价钱的人。
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日本特务专程上门拜访，表示希望成立一个以曹锟为中心的“新政府”。
曹锟一口回绝。
日本人不死心，让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去当说客。曹锟、刘夫人堵在家门口，连门都没让齐燮元进。
曹锟和家里人约定：“就算穷到喝粥，也不能和日本人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岁的曹锟视力下降，但坚持让女儿每天读报纸给他听，了解抗战进展。
1938年4月18日，他从《大公报》上了解到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让女儿连读三遍，感慨道：“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为患感冒转成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6岁。
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一条特别训令：追授曹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虽然这个军衔没有曹锟的“大总统”名头响亮，但表彰的是他最终没有投降日本人。
民国军阀有不少相似点。
基本上都出身卑微：卖布的，做伙计的，流浪要饭的，当土匪的……。但之后都有荣华富贵：有当总统的，有当总理的，最差也能混个总督或督军什么的。
基本上都情商不低，懂得拉关系：拜干爹的，认爷爷的，拉山头的，搞小团体的……。但自己确实也有两把刷子：打仗勇猛，忠字当头，善待部下，广撒钱财……
基本上都不讲什么政治节操，搞各种贪污腐败，把国库当家库：花钱买选票的，动不动宣布“自治”的，自己经营独立“小王国”的……。但真的到了民族危难的关头，却大多懂得要保持晚节：无论怎样，都不当汉奸。
这帮军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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