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 头
汕头因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开埠通商，走上近代化道路。汕头的近代化过程大致从1860年开埠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汕头近代工业主要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工业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工业包括华侨工业资本和本地工业资本。无论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都是以1860年汕头开埠为背景，为1860年汕头开埠所推动而产生发展，都是以轻工业为主要的。在开埠的推动下，汕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断发展，不断近代化。
汕头近代工业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860年开埠到19世纪末为起步时期；20世纪初到30年代为黄金时期；1939年沦陷到1949年解放为严重瘫痪与衰退时期。在1860—1949年的前80年时间，近代汕头工业起步、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这有其国际环境，有其国内条件，也有其自身条件，包括开埠后汕头商业贸易迅猛发展繁盛、粤东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范围不断扩大、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日益发展的推动。而最主要的内生动力，就是开埠后汕头近代商业贸易的迅猛发展与高度繁盛，造就汕头前店后厂的工业发展模式，即工业 商业贸易模式，生产销售一条龙，极大地推动工业生产发展。
一、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就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历史看，19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侵略掠夺，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市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则主要是资本输出，即投资设厂。汕头是1860年开埠通商的，因而外国资本主义在汕头投资设厂成为历史必然。
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陆续登陆汕头，投资设厂。1864年，日本在汕头创办“柴工师文船舶修理厂”。1867年，英国查甸和德忌利士两轮船公司在汕头设立，这是汕头最早开设的轮船运输公司。
70年代后，西方国家在汕头开办工厂略有所增加。1878年，香港英商怡和洋行中华火车糖局，到礐石设分公司，建糖厂，用机器榨糖。1880年，糖厂正式开工生产，初雇工人100余人，1883年扩建，工人增至250名。这是外资在汕头创办的第一个现代化工厂。据《汕头市志》的大事记所载：1894年，英商在礐石建火油池，可装散装火油46万加仑。不久，美商又在崎碌建一火油池，至1910年，每年火油入口达875万加仑。[1]一战后，美商乐洋行在汕头设立了第一家外商抽纱企业。
虽然西方列强也在汕头进行资本输出，投资设厂，但由于近代汕头是通商口岸，是发展商业贸易的港埠，他们更重视设立领事馆，加强政治控制；更主要的是控制海关，掠夺关税；更多的是商品贸易、鸦片贸易、劳工贸易，因而，外国资本主义在汕头投资工业，开办工厂相对少，这并非不正常。
二、民主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民族工业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中国人创办的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兴起的。1860年开埠后，汕头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十分繁盛，缔造了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在商业贸易的推动下，在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和刺激下，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汕头民族工业也融入国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潮，逐步兴起并发展起来。
汕头近代工业最早出现于食品工业部门。食品工业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通过物理加工或利用酵母发酵的方法制造食品的工业生产部门，其原料主要是农、林、牧、渔及副业部门生产的初级产品。我国近代食品工业诞生于19世纪末70年代初，汕头食品工业紧跟这一步伐，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
1879年，华侨投资的汕头豆饼厂在金山街建成开工，使用蒸汽机榨油，“经过简单的加工程序，以黄豆或花生榨出油来，豆渣则用模具压成扁平的圆饼，作用作肥料。”[2]初期日产豆饼可达100块，1881年，增至日产400块。汕头豆饼榨油厂成为汕头最早的民族工业。
1892年，同源油坊在金山街开办，招工人八九百人，获利丰厚。高绳芝在其家族力量的支持下，除了发展金融、米业及出入口贸易外，还致力于发展近代潮汕工业。高绳芝投资的绵发榨油厂和昌发榨油厂分别于1899年、1903年开业。汕头榨油产品除供应潮汕本地区外，还销往外省，汕头榨油工业盛极一时。
近代汕头食品工业的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初，一批海外潮商斥资回乡经办面粉加工厂、水果罐头厂、榨油厂和副食品加工厂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汕头的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了二三十年代，汕头食品工业十分繁荣。
1905年，华侨陈炳秋从南洋回到汕头，于廻澜桥边开设了汕头，也是中国首家罐头企业——美香罐头有限公司，经营自己生产的罐头产品。潮汕地处亚热带，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诸如荔枝、龙眼、菠萝、杨桃、菱角、青豆、冬笋等，均是本地土特产，但长期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不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亦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陈炳秋正是利用家乡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办起了罐头厂，成立了美香罐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万元，雇佣男工30人，女工53人，年产罐头一万箱，产品注册商标为“象”牌。[3]
当时国内基本尚无罐头这种商品，少数大城市的市场虽有罐头，均为进口罐头，价格昂贵。汕头的美香罐头产品投放市场后，由于价廉物美，很快成为热销商品，除了潮汕本地市场外，还热销国内的厦门、福州、广州、天津、上海等地，并很快打进香港、暹罗（泰国）、实叻（新加坡）、槟榔屿（马来西亚）、安南（越南）等地市场。
美香罐头成功之后，陈炳秋又筹资二万四千银元，在汕头金山街创办另一家罐头企业——适味罐头有限公司。之后，振球、和和、通商、同化、五和等近30家罐头企业相继在汕头埠出现。二三十年代是汕头罐头工业最鼎盛时期。据记载，当时汕头七家罐头企业常年工人近500人，市情旺盛时，从业人员可达上千人。[4]
1925年，澳洲潮商谢德茂等人以股份公司形式创办汕头同化罐头厂，资本2万元，主要生产水果、杂菜罐头。其中，荔枝等水果罐头占60％，杂莱罐头占40％，每月生产2000余箱(每箱48筒)，50％产品运销上海、天津等国内大商埠，50％产品运销暹罗及新、马地区。[5]
之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出口量减少，税收增加、购买力下降等原因，至上世纪40年代，辉煌的汕头罐头工业逐渐消退。饶宗颐《潮州志》在介绍汕头罐头业时，曾感慨“政府若能加意扶植，可望成为国内沿海各埠是业最发达之区”，因为“本市罐头业，原可占全国沿海同业之冠。厦门、广州、温州、青岛、烟台虽有罐头厂，但其出口量远不及汕头之多，况汕头又有青豆、竹笋、龙眼、荔枝诸多特产，为他地所无”。[6]
近代汕头罐头厂主要集中在乌桥岛。根据《汕头水果志》记载，至抗战时期全市共有7家私营罐头厂，主要生产果蔬罐头，兼生产部分牛肉、白鳗等肉类罐头，年产罐头1万多箱。这些罐头输往海外，每年能够创汇40到50万两银子。[7]解放后，同化和适口两家私营罐头厂合并扩建为地方国营汕头罐头厂。
其时，汕头埠潮梅土特产输出的物品多为纸、陶瓷器、烟叶、水果、蔬菜、木材和茶。水果和蔬菜由于是生鲜食品无法长途运输，所以需先经过煮沸、晒干、腌制或罐装等食品加工工序再行出口。汕头埠的酱菜业（俗称杂咸）也就这样发展起来。
而汕头埠腌制蔬菜、水果，制作杂咸的工厂大多就设在乌桥岛上，乌桥岛的大片土地皆为出口商腌制杂咸场所。乌桥岛上有名气的酱菜商号有：明德，同济海旁24号；王足合，乌桥北海旁；信记，乌桥头海旁；协茂，同济一路9号；永大，同济海旁2号；协兴，同济二路海墘；泰记，同济桥旁29号；财合，北海旁84号；森泰，北海旁105号；信泰，北海旁60号等等。各酱菜商号腌制的蔬菜类酱菜有咸菜、贡菜、蒜头、萝卜干；瓜果类的有姜、黄瓜、竹瓜、乌榄、橄榄、荔枝、梨、龙眼、杨梅、乌梨；其他杂咸如腐乳、贡腐等亦有售卖，可谓品种繁多。大的酱菜出口商资本有十万之巨，占地六百丈，有菜桶六十个（每个盛菜容量可达二十五担）及大醋缸十个，用以储藏腌制菜蔬。雇佣长工三十余人，司配盐、糖和醋调制货物。每当蔬果收获旺季，则需日雇妇孺、短工数百人，帮忙打理蔬果的洗择工作，场面蔚为壮观。
汕头酱菜业繁盛，加之关系盐饷交涉不便与通常货品出口商号联合，故较早就成立了酱菜出口行业组织——南郊公司，后改南郊公所、酱园同业公会。成为汕头埠专营出口土特产的四大行业组织之一。据饶宗颐《潮州府志》载，在民国二十二年，汕头埠酱菜业计有商号三十七家，全业一年营业额可达一千万元。[8]
1928年，泰国潮商何伟南、许大度、何丰合等人创办汕头冰雪厂，投资12万银元，1930年又追加投资6万美元，形成日产冰30万吨的生产规模，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制冰厂。由于汕头食品加工业发达，汕头冰雪厂年年盈利，年纯利高达产值的30％。[9]
汕头近代工业发展中，纺织工业有突出的表现，有可喜的成就。纺织工业是将自然纤维和人造纤维原料加工成各种纱、丝、线、绳、织物及其染整制品的工业部门，包括棉纺织、毛纺织、丝纺织、化纤纺织、针织、印染等工业。纺织工业是轻工业的重要工业部门之一，具有投资少、资金周转快、建设周期短、容纳就业人数多等特点。
苎麻是中国特有的农作物，其种植历史已有4700多年。苎麻是纺织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材料，主要产区是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台湾等省。在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里，不少老年家庭妇女都会绩麻成丝，编成夏布、网线、渔网。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人口不断增长。因地少人多，潮汕有一些农民在乡村五边地小量种植苎麻，但农村中不少老年家庭妇女都有自备简单纺织工具，如麻槽、绩筐、木规等，进行副业生产，其产品除自供外，多余部分则与苎麻零售店、网店换取苎麻，再行纺织，循环交替。在外国纱线未输入之前，农产品中多以苎麻绩成线条，以供缝补之用。
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自种、自绩、自用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破，苎麻及以其为原材料加工成的夏布、网线等都进入市场，各自形成新兴贸易、加工行业。
汕头开埠后，东南亚一带华侨，特别是潮汕籍华侨，返回家乡，一些水客携带一些具有家乡风味土特产前往侨居地销售。潮汕农村妇女编织的夏布、网线、渔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自产自供转为销售和向外推出，逐步远销南洋一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高绳芝汕头创办振发织布厂，从日本购进了一批新式织布机，所产布匹价廉物美，成为粤东土布市场抢手货。振发织布厂的成功带动了澄海机器织布业，“由于振发布局生产的布匹热销，经营获厚利，吸引了北湾村人了创办起明合号布局，拥有织布机300多台。接着，信宁、县城、东湖、港口、南湾、冠山、鸥汀、东里等地也先后哪展织布生产，其中以信宁村发展较快，共10多家，3500多台织布机，最多者1家900台，最少者1家100多台。从清宣统三年至1916年，澄海织布业从两家900台机发展到40多家8100多台机”。[10]
1928年，汕头市区有财合、大新、华丰等数家规模不小的织布厂，每户年均产布2000多匹。[11]到1932年，大多数织布厂改用电动织布机进行生产。
汕头近代针织工业包括电机生产和手工业。手工业不少是具体作坊，产品以纱衫、汗衫、背心、袜子等为主，销售于本地区及邻近的兴、梅、赣南、闽西一带；电机厂生产的中高档产品还远销福州等地。
汕头开埠带来了针织工业的兴起。大约在1905年左右，有潮汕人从香港购来电动织袜机6架（每架每天8小时，约可织袜10打），于崎碌伯特利教堂（现外马路第四小学）附近，开设华强织袜厂，自置柴油发动机传动织袜机，织造各款纱、线袜子。用棉纱织的袜子采用“单虎”商标，棉线织的则用“双虎”商标，产品可同早已行销汕头的香港、上海的袜子媲美，成为名牌货，盛销十余年不衰。后因自备动力，设备维修耗费大，雇工人数多（约20多人），技术工人每人每月工资20多银圆。[12]因开支大，成本高，经不住香港、上海和本地手工业产品的打击，约于1920年间歇业。
汕头的手工业织造纱衫，约在1910年前由当时经营榨油的光盛号老板与外国人合伙从香港购进横机一架（约值300银圆），开始进行生产。第一个学习织横机的是光盛浩的伙计林辉深（后来创炎兴厂）。以后，续有购进横机织等，都是较早购进横机织造纱衫的厂、坊。以后，有一外国人于外马路原美国领事馆傍边专门出售横机及针织配件，又有一叫蔡汉源的，在香港向洋行收买清盘积存的横机成百架运汕贩卖。由此从事针织生产的厂、坊逐渐增加。至1920年前后，已达30多家，如巧成、源利、丘益生、吴维新、张实业、义记、谦利、侯盛记（织袜）等，产品以手织横机纱衫、袜子较多，兼织丝裤带，丝围巾等，每户一般有横机一至三架不等。大户如巧成则有4架，振华兴拥有机数较多，兼发售横机，自己用于生产的机数时有增减。这时横机价格已稍平宜。每架在200银圆以内，绵纱、配料均可赊购，不需许多生产资金，小户有的仅两、三百元亦能经营。
汕头针织背心、汗衫约在1925年前后从4架手摇圆筒机开始生产。手摇圆筒机是潮安人陈星南设计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织机，不仅汕头，而且在国内也是从此才开始了手工针织背心、汗衫。因此，行业中有人称陈星南为“柴配抽”（即刨花），意思是起“火种”作用，亦有人叫他为“开张伯”，因为他还先后招股集资开创了2家电机针织厂，规模都不小，虽然所创的工厂寿命都不长，但他的开拓精神和贡献值得一提。
陈星南是一个有一定生产技术的青年，善口才，每到一地不久，便能通晓当地方言。开始在潮安同友人搞电池生产，后来到汕头，对针织生产发生兴趣。当时只有织袜、织横机纱衫。手摇织袜机针筒口小，一般直径大的只有4—5寸，他从手摇织袜机得到启发，设想仿照织袜机型式，把针筒直径放大到10寸以上，便可织造背心。他在赴上海办货时，请上海的机器厂按照他的设想试制，获成功，就伙同郭恒生（客家人）定制这种圆筒机4架，开设永新厂，织造30、32、34码（即75、80、85公分腰围）的背心（当时还没有织汗衫，背心是色纱相间，称为“色节”）。这是汕头第一家手工针织背心厂家。永新厂经营只一年多，至1926年，陈、郭两人斥伙，设备卖给潮安厂家。
到了30年代，汕头有岭东、协兴等商号专门供应圆筒机、针织配件等，由于机件供应利便，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生产条件比当时的电机针织优越得多，原用横机生产的厂、坊，亦多转用圆筒机生产，汕头的针织手工业逐渐发展成“群落”。据估计，1939年沦陷前，汕头已有针织手工业厂、坊60—70户。其中，规模较大的如承诚、源记、金兴、绍兴、承发、创丰等等，都各拥有圆筒机10架以上，成衣设备亦多能配，每户工人20—30人不等。[13]
1939年汕头沦陷，绝大多数厂、坊已先期疏散于内地。因海上交通断绝，原材料供应困难，在内地继续生产的极为少数，留于汕头的厂、坊充其量不过10余户而已，经营亦困难，手工针织业基本陷于停顿。
汕头近代电机针织工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生产汗衫、背心。大约是在陈星南、郭恒生两人斥伙之后，归侨李济光兄弟从南洋汇款回国创办实业，郭恒生同李济光兄弟是同乡，因此帮同筹划，在韩堤路开设广裕织造厂，并在该厂任职。该厂规模不大，资本约10万银元，自造3层洋楼厂房，面积约1000多米。从香港购进电机针织大台机4台（亦叫“汤姆”机，原系美国汤姆公司制造。以下简称大台机），每台可装2个大针筒，漂染，成衣工序设备配套，全部机械生产，职工约一、二百人，其中有4位车间管理人员，出品“汽车牌”“555”汗衫、背心，多是用40支线织成的。那时汗衫的款式是半胸襟扣纽，分长、短、阔袖。圆领汗衫（即文化衫）是30年代后才出现的。该厂于“七·七”事变后迁于大埔，改营碾米业。汕头光复后，设备虽搬回来，但没有复业，改营航运。1954年，针织设备投资于华侨麻袋厂，是为汕头华侨电机织造厂的前身。
自1926年永新斥伙后，陈星南进一步研究设计，将圆筒机从原来针筒固定，外壳转动（叫“行壳”），改为外壳固定，针筒转动（亦称“行筒”），不但较易制造，手摇时亦更轻便省力，仍由上海的机器厂制造。以后上海的机器厂制造厂也照此型式制造，在市面发售，扩散开来。圆筒机改造成功后，陈就想大干，拟邀请侯志坚（侯盛记）合作，2人因资金、场地关系，找曾任潮阳县长的郑则仕出资开设东亚织造厂于大华路（即现大华饭店地址）购置了大台机2台，圆筒机若干架，还兼营织布、“哈”纱（并条），工人约200人以上，是为20年代汕头第二家电机针织厂。陈星南任该厂技师兼采办，侯志坚任经理。不久，侯志坚要兼顾自营的织袜，遂由其弟继任经理。东亚厂经营约一年多，因时局动荡，营业不够理想，逐步收缩，先将陈星南等高薪员工辞退。延至1930年左右全部停业。
1928年，陈星南离开东亚厂之后，又伙同侯志坚招集抽纱业的志和行与同化厂的老板开创竞新织造厂与大华路（现大华第一小学地址），购置有大台机2台和几十架圆筒机、横机。这是20年代汕头第三家电机针织厂，竞新厂还在原惩教场路（石炮台附近）设有2个织布工场。全厂职工在200人以上，亦因产品销路不畅等原因，在1930年前后歇业。
竞新厂歇业后，陈星南同友人刘照南合开三星袜厂，向竞新厂买了十多架圆筒机生产汗衫、背心。直至汕头沦陷时才结束生意，远赴泰国。
30年代初，侯志坚购买了竞新厂2台大台机，自行生产汗衫、背心。同时，郭恒生自置大台机2台，于盐埕头（民族路）社裕新厂进行生产经营。财合布厂亦购有大台机一台，兼营针织。
约1935年间，又有2家电机针织厂崛起。一家是介兴电机针织厂，该厂原于永兴路四横街经营苏广百货批发，早在20年代就兼营针织，用横机、圆筒机织造羊毛衫，羊毛围巾、背心等产品。1934年迁址于镇邦路尾。1935年间，从香港买下一间针织厂的全厂设备运汕，原只有大台机一台半（三个头），以后扩充至3台机。该厂利用原经营百货批发销售的渠道，又经营过手工针织，驾驭就熟，因此从建厂起，生产经营正常发展。当时每年用纱量约150件（每件180公斤）。另一家是爱华电机针织厂，设于外马路（现第人民医院对面）。该厂购置大台机1台，以后扩充至2台，生产运动服、运动背心为主。
二三十年代，汕头先后建立了8家电机针织厂。截至1939年6月汕头沦陷前仍举行生产经营的唯有介兴、盛记、爱华等3家，其余均先后歇业话迁移。这几家继续生存下来的工厂，都是1934—1935年前后才建立的。它们所以能够生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我国政府宣传“海关自主”，修改了海关税则，提高棉纺织品的进口关税，堵住了香港汗衫的进口。自提高关税后，香港汗衫每打成本增加3元左右，为原批发价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微弱的民族工业才得以立足。
1945年抗战胜利，汕头原有各针织厂均陆续返汕。各电机针织厂的复业过程中，碰到厂房和棉纱供应等困难。介兴、爱华、盛记等3家中，以介兴厂的条件较好，前租赁的厂房，虽必须筹措一笔相当可观的“穿鞋钱”付给业主代理人“白食”，才准续租，但厂址内部实施还比较完整，机件搬回即可安装生产，又有百货业吴祥记的支持，供应棉纱，因此，1946年初迅速恢复生产，盛记厂因未有适当厂址，其电机针织部分无法复业，爱华厂则至次年才于中山路觅得厂址复产。后来以大华纱线厂为主，招请爱华厂以设备合作，开创公兴棉铁厂，厂设于礐石。除针织、纱线生产外，还兼营五金铸造业。然而，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部队抓丁勒索，人心惶惶，金融动荡，物价飞涨，生产极不稳定，该厂虽拥有一定的实力，亦难以发展。1947年前后还有侨商来汕头，于升平路处开设震球电机针织厂，置有大台机，附属设备齐全，但因上述原因，于解放前夕把设备运返香港。
民国期间，潮汕抽纱业成为潮汕经济的一大支柱。据谢雪影《潮梅现象》报道，潮汕的抽纱以汕头、潮安、揭阳为主要出产地。1935年前后，汕头抽纱业行林立，资本十万美金以上者有10余家，以忠和洋行为最大；资本五万元以上者有30家，而小资本经营抽纱行也为数不少，行业资本300—400万元，每天在抽纱行作工的妇女有2，000名。又据1945年中国抽纱业公会的一份报告，其时汕头有抽纱工人20，000人。
顾名思义，日用品就是每天都离不开的用品，日用品工业就是制作这些日常用品的工业。20世纪前30年，汕头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肥皂、火柴、钟表等日用品加工业。
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潮汕人洗衣、洗头的洗涤剂，大都是用“茶枯”或“土碱”（俗称“土饼药”）。20世纪初，肥皂开始从海外流入汕头，人们称之为“番仔腊”。
1908年，民族资本投资的鸿生肥皂厂投入生产，年产黄色条连皂约100吨，这是汕头埠最早的肥皂厂。
1920年，潮阳人翁植辉将暹罗蓝花肥皂技术传入汕头，由民族资本郭鸿裕创设鸿茂肥皂厂，制造蓝花肥皂。由于蓝花肥皂质量耐用（含脂肪酸53%），且内含蓝靛粉，洗涤后衣物光亮洁白，有久藏不会变黄的特点，为人们所乐用。至30年代前后，汕头埠陆续出现鸿茂、大成、大昌、华业、华强、鸿昌等十多家肥皂厂，其中除稍具规模的鸿茂、大成、大昌肥皂厂有生产蓝花肥皂外，其余多生产黄白色洗衣皂，产品销售潮汕、兴梅、闽西南、赣南等地。这段时间，汕头肥皂业欣欣向荣，年产量约1000多吨。
1939年，汕头沦陷，肥皂生产陷于瘫痪状态，仅月明厂等数家继续生产，年产量已降至100多吨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汕头肥皂业逐渐恢复发展。特别是1946—1947年，年产量约达2000多吨。这期间，生产水枧的小型肥皂厂坊如雨后春笋，竞相投设。至解放前夕，汕头肥皂厂坊有大成、绍昌、庆昌、正昌、其昌、鼎昌、大光、大新、华南、华兴、鸿兴、利昌、再昌和盛园等18家。
鸦片战争后，火柴传入中国，人们称之为“洋火”。作为民族工业的本土火柴，主要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汕头埠。1931年，暹罗华侨、有“火柴大王”美称的王凤翔与王荣勋等人，筹资创办了汕头利生火柴厂，资本9万银元，为汕头火柴业大户，带动近代汕头火柴业起步。后来，汕头又创办了耀昌、耀华、东明、励华等火柴厂，为华南地区火柴生产中心之一，大部分产品销往福建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汕头市火柴日产量为4百余箱，产品远销福建、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其中台湾销路最广。
在汕头民族工业发展史上，耀昌火柴厂曾名噪一时。1934年，张衍明与王君侠等人合资在潮州创立了耀昌广记火柴厂，潮汕沦陷时期搬迁至丰顺县留隍镇。1944年2月，耀昌广记拆分为一厂和二厂，二厂于1946年迁至东墩乡新厂址。在迁往东墩之后，火柴厂的生产设备有了不少改进，成为当时少数几家利用手摇机制火柴的厂家之一。据1946年再版的《汕头指南》，当时耀昌二厂日产火柴八十箱，占全市火柴日产量的五分之一。
耀华火柴厂是汕头埠又一较有名的火柴厂，创于乌桥鬼仔埠。耀华火柴厂后更名光华火柴厂，鬼仔埠乃演化为今之光华埠。
汕头是百载商埠，百业俱旺。旧时汕头埠的大街小巷，散布着很多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作坊，形成很多有名的日用品街路，如裁缝街、雨伞街、灯笼街、柴秤街、打锡街、打石街、打索街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汕头近代日用品工业发展繁盛的概貌。
此外，汕头还于1912年创建了鱼露厂，1927年创建永安堂制药厂，以及汕头电池厂等等。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汕头工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仅汕头市区就有玻璃厂40家，印刷厂33家、小机械厂12家、肥皂厂20家、干电池厂10多家、火柴厂3家。1936年，汕头市已拥有制糖、罐头、碾米、榨油、酿酒、烟草加工、调味料、陶瓷、针织、织布、火柴、电池、机械修理、造船等43个行业，生产多为半机械化、手工化的小厂或作坊。[19]
综观近代汕头民族工业发展历史，呈现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以轻工业为主。无论是外国资本主义工业，还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都集中在食品、纺织、日用品等领域，都是轻工业。这是近代汕头城市发展的规定，是近代汕头城市发展的正确定位，也成为汕头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二是华侨资本为主。投资汕头近代工业的，既有外国资本，也有华侨资本，本国资本，当中最大的投资是华侨，侨资占了最大的分量。华侨踊跃投资汕头近代工业，无论是潮籍的还是非潮籍的，怀揣的是一种爱国爱乡的丰富情怀，是出于一种更大的长远利益考虑，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三是工业与发达商业贸易息息相关。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丰富的商品，拓宽了市场，活跃了市场；商业则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出路，提供了市场，带动了工业的生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近代汕头正是实现了工业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商业 工业模式。
汕头近代工业因开埠而兴起，而发展。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汕头近代工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不仅工厂数量少，规模不大，资金薄弱，而且多依赖于侨资，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相当显著，还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排挤。因此，近代汕头始终未能形成雄厚的工业基础。
老照片显示，曾经的乌桥是汕头市有名的工业区。陈嘉顺供图
开埠后汕头民族工业以丰富的产品，推动了汕头近代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昌盛；汕头民族工业以丰富的产品，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潮汕人民告别了“洋火”、“洋油”、“洋布”的“洋”历史；汕头民族工业生产吸引了大量人口来汕头创业谋生，促进了汕头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容提质，汕头城市因此而不断茁壮成长；汕头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汕头工业化进程，使汕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实现近代化。汕头是中国的汕头。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汕头的工业化不能缺席；中国近代化的完成，汕头工业化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明显，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作者：汕头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 陈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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