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当编辑是当无名英雄，这个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说。无名英雄跟有名英雄不一样，有名英雄有真英雄有假英雄，无名英雄只有真的没有假的。说起当编辑，我是当过一阵编辑的，不过时间很短，就是在开明书店当过一年编辑。编杂志有一点儿经验，《中国语文》自从复刊以来一直是我在那儿管那个事情。不过总起来说，经验还是很少的，特别是编书的经验，看别人的书稿的经验不多。所以，关于编辑上遇到的具体的问题，我说不出很多经验。我教书的时间比较长，拿做编辑跟当教师来比较，那的确当编辑跟当教师不同。当然，有相同之处，就是都很清苦。但是，人家可以说当教师的人清高，而没有谁说：“这位同志是当编辑的，他很清高，他的职业清高。”所以，当编辑的是清而不高，这就没有教师那样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当编辑无名无利。只有对事业有热忱的人才可以安心做编辑。要是没有事业心，或是为名或是为利，他的编辑工作肯定做不长，他是不安于位的。所以，能够长期做编辑工作，乐此不疲，都是无名英雄。
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据我旁观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就做编辑需要具备的条件稍微说几句。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编辑既要有基本功还要不断地补课，这两件事是互相补充的。第二个问题是编辑既要是专家又要是杂家。第三个问题是当编辑既要有创造力，更需要有批评力。这三个问题是三个对立统一。编辑跟教师或是研究工作者都需要基本功，也都需要补课；需要又是专家又是杂家；要有创造力又要有批评力。这是相同的，但是所要求的比例不同。据我看，当编辑在这三个方面都是三七开，就是基本功占三分，补课占七分；专家成分占三分，杂家成分占七分；创造力占三分，批评力占七分。假如是一个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那么比例刚好相反，就是说他的基本功要比编辑扎实些，但是补课的需要没有编辑那么大，因为他可以专一门。专家的成分他要有七分，而杂家的成分只需要三分。创造力要多一些，要有创见，而批评方面的能力可以少一些。做教学工作的人或是研究工作者跟编辑的差别不是说这个要那个不要的问题，而是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的问题。
现在再把这三个方面分开来谈谈。
基本功是什么？既然书稿分门别类，遇到的题材也就各方面都有，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语文，这个基本功就该是各行各业的基本知识了。可是我说的基本功是最基本的，就是语文。无论你搞物理也罢，化学也罢，无论搞什么，语文的基本功没有的话，编辑工作就做不好。我们不能说编的是一本物理书，那本物理书里头词句不通，我照样放过去，那是不行的。所以说，语文是基本功里头的基本功。讲到语文，现在有些不太正确的看法，认为所谓语文就是关于语文的一些知识，什么语音，就讲声母、韵母、声调、变调这些；什么语法，就是句子怎么个分析，主语、谓语这一套，觉得这个就是语文，语文就是学这些。我看不太正确。讲语文的基本功，主要就是这一支笔，要能写，自己能写比较像样的文字，别人的文字不通顺的能把它改得通顺。这才是真价实货。那些这样那样的名堂，知道当然有好处，就是少知道一些也无所谓。全然不知道那也不行，人家问起来你也要能够多少对付一气。可是不必太在那个上面去花工夫，主要还是把笔练得灵活一点，更有用。这是基本功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要了解各种知识的门径。门径就是知道怎么进去，到了里头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熟悉这些材料的所在。咱们的脑子装不了那么多东西，记不住那么多东西，记性特别好的人又另当别论。像我们一般的人，只能记一些主要的事情。但是要知道遇到什么问题能够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很要紧。一般说，要熟悉工具书，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工具书要指广义的工具书，就是各科的最基本的书。对于各科最基本的知识要在自己的脑子里至少有个影子，到时候能够追根究底把它找出来。有些东西翻《辞海》能够找出来，有些东西《辞海》里头找不着，就得东一本、西一本地找。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把什么都写在里头的。所以，脑子里杂七...
其次，讲专家跟杂家。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好像当一个教授只要是专家就行了，无需做一个杂家，杂家不适合当教授。编辑是个杂家，编辑应该什么都懂，但不必是专家，因为自己不写书，反正只给人家看稿子。我说，这种看法不正确，把二者截然分开，不对。编辑跟教授一样，都应该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只是比例可以不一样，因为需要不一样。编辑的杂家成分要多一点，多懂一些行当，但是自己也得有一点专长。教书的人和做研究的人现在的风气是太专了，简直是前后左右一概不管。所以，我在语言研究所常跟年轻的同志讲，远的地方不说，你的前后左右总得了解了解。现在拿大学中文系来讲，中文系的同学的这个倾向很厉害。一进学校，有的想当作家，他对于一般的课程就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就是听听文艺理论。有的想搞文学史，可是还没出学校门就已经把研究范围划定，你搞宋词，我搞元曲，别的全可以不管。有的是念语言方面的，将来想在语言方面做工作。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有的说，我搞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与我无关。有的说，我搞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与我无关。有的人要搞语法，说语音学完全可以不理会。有的要搞音韵学，说语法与我无关。还没有毕业，就已经画地为牢把自己给圈起来了。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各种事物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你想人为地把它圈住，这不可能。讲语法的时候你就要碰到语音问题，学生就会问你，你得给他解释。现在是不是编辑也有这种只顾自己这一门，前后左右都不管的情况，我不了解。假如有，我认为也不是很好的事情。还是应该以一门为主，前后左右都了解一些，对于自己本门的工作也有好处。这是讲专跟杂的问题。
另外，讲创造力跟批评力方面。所谓创造力也就是想象力，就是一种灵感。对灵感这个东西不要看得很神秘，没有什么神秘。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忽发奇想：“是不是会有如此这般的事情？”这就叫做“灵机一动”。比如，搞数学的人，遇到一个题目，一看，不知道怎么做，可脑子里就有了这个题目了。你正经八百对着这个问题想解决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忽然一想，这个题目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啊？灵机一动，想起来了。这个灵机一动，有人是常动，有人是不动。要能够灵机常动——当然不是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世界上的创造发明，往往都是由此一念。他就是那么一想，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有个空隙能钻进去，慢慢地就成了习惯，到处都能找到一些空隙了。但是，光有灵机一动是不够的，还要能够跟踪追击，要进一步找一些事实来证明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要拿这个想法放到很多具体问题当中去考验。考验的结果是加号，你就成功了，可以写文章了，或者是可以做出一样东西来了。但是这个灵机一动也可能动得不对，放到具体的事情上去一考验，全是减号，那就算了。发明家并不是每有一个想法都会有积极的结果，很多都报废了，因为他当时的想法不对头。现在我又看到青年同志里头有这样一种风气。大学已经毕业或是没有毕业，或是现在在当研究生，都有一个急于成名的想法，要想一鸣惊人，而且越早越好。于是乎有一天灵机一动。比如说汉语里句子的分析，他一想，你们什么六大成分啊，什么层次结构啊，你们争来争去，我看都不对，我有一个办法。他灵机一动，马上摊开稿纸，一挥而就，找一个地方去发表，这样可以一举成名。这种急于成名的做法，结果大多不很好。任何一种想法你总得拿大量的事实来考验它，用你的那套理论都能得到解释，都比别种解释更加简便，更加合理，那你的这个理论就站住了。也可能拿一些事实来一考验，你这个理论全然不对。你还没有找事实来考验，就这么轻易写出来，认为这就成功了，恐怕是过早了。有一次我跟一些年轻同志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志听我说要到许多事实中去找例子来核对自己的理论，他回答我三个字：“太麻烦。”我说，做学问要怕麻烦，你就趁早不要干这一行。要干这一行就要不怕麻烦。做编辑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有没有编书可以不麻烦的？我看没有。做编辑不光要核对资料，就是看校样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汉字里头常常这儿多一笔，那儿少一笔，眼睛一晃就过去了。我在这里说这个话，可能是无的放矢，这里的编辑大概没有想一举成名，想那么轻而易举的。
批评力指什么？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善于挑毛病。任何一本书稿或是文稿，说是天衣无缝，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这种稿子虽不能说没有，但我敢说一定很少，一般没有大毛病也有小毛病。编辑要善于挑毛病，能够挑毛病是对作者的一种帮助。大部分作者是欢迎编辑的合理的建议的。可也有少数作者，那就是像《吕氏春秋》那样，我的文章悬之国门不能改一字，你编辑改我一个字，我跟你算账，这种作者也是有的，不过到底是不多的。一般作者还是比较虚心。编辑确实要善于挑毛病。最近，我遇到几件事情，不妨在这里说说。一个我已经写成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叫《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做编辑的人除了要使文章文从字顺之外，至少还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要会动动脑筋，一个是要肯去查查资料。在那篇文章里头我举了两个例子。有一天《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来函照登，内容是安徽的一个小工厂，曾经有个记者去访问，写了一个报道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报道里头说，这家烧陶器的厂由于发明了一个新方法以后，一天能够节约用煤一千多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这个厂家来函给报社，说这个报道错了，我们是说一年能够节约一千多吨，记者把它写成一天能够节约一千多吨了，请予以更正。《人民日报》不用编辑部的名义来更正，来个来函照登，表示我不负责任。这个是不对的。你们报上登的，记者要负责，编辑也要负责。我想，当时这个记者应该动动脑筋，那么个小厂，它能一天节约一千多吨，那么它一天烧了多少吨呢？烧得了一千多吨吗？稍微动一动脑筋就会提出疑问。当然，安徽人说话记者听不清楚是可能的，可是只要记者稍微动动脑筋，追问一句，错误就可以避免。另外一个例子，有位老先生，从前在上海《新闻报》，是老记者，叫顾执中。顾老现在住在北京。他给《北京晚报》写了篇杂文，里头谈到陆放翁。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陆放翁的诗，记得很多，现在年纪大了，大多都忘了，但还记得三句，有两句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还有一句是“深巷有人叫卖花”。这一句顾老先生记错了，陆放翁的原诗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顾老先生在文章里面写错了，编辑也没有核对，照登。那个编辑不一定念过陆放翁的这首诗，但是陆放翁是个有名的诗人，这句诗是陆放翁的名句就大可怀疑。他只要能怀疑一下，核对一下资料，错误就避免了，就给顾老先生遮盖过去了。当编辑的人要善于动脑筋，多怀疑没坏处。我还记得有一个例子，是《光明日报》上的。有个记者讲，黄山上最近架了座长桥，桥有多少米长，上面汽车都可以开过去，这篇报道本身并没有错，可那个标题很怪，叫做《黄山顶上“揽胜桥”》。山顶，无论是黄山的顶还是白山的顶，哪个山顶上能够架一座长桥啊？这就不太好想象。山顶大概总是比较小的一块地方，游人可以在上面走，尽管不平坦，也用不着架桥啊。记者写的稿子没有错，还有那个照片也没有错，就是那个编辑加标题的时候，他大笔一挥，就闹出那么个笑话来了。我想，整篇文章、整本的书都有这些问题。看稿子的时候，多动脑筋，多查资料总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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