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生，陕西蓝田人。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西北大学）研究员。入选“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著有《“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小说的智慧——以余华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终南有仙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骊山释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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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如何生活？
——论陈彦长篇小说《装台》
杨 辉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原文刊载《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刊》 . 2 0 1 6 年 第 8 期
[当代批评栏目制作]
内容提要
《装台》是陈彦继《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作者突破当下“底层”书写的叙述“成规”，不把“底层”规训入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中，而是以平等对视的姿态，努力理解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装台人的真实生活和生命状态，不惟表征着这个繁盛时代被遮蔽和遗忘的生存群像，也内在地彰显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另一面相：在生之意义和存在的自我省察所不及处，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生活。
读
《装台》是陈彦继《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与《西京故事》多声部复杂呈现世间百态众生万象，从肯定性意义上复调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不同，《装台》单线聚焦西京城的装台人，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日常生活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纠葛中的坚守与挣扎，血泪相和的辛酸无奈与自我改变的软弱无力。从主人公刁顺子出发，社会的一个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群体闯入了我们的文学世界。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生命状态，不惟表征着这个繁盛时代被遮蔽和遗忘的生存群像，也内在地彰显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另一面相：在生之意义和存在的自我省察所不及处，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生活。故事围绕西京城的装台人刁顺子展开，写他一方面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周旋于其“社会关系”之中，不时被欺凌、被侮辱、被损害。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仍然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担当，有他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心和爱心，有他的价值坚守和生命的尊严。
作者突破当下“底层”书写的叙述“成规”，不把“底层”规训入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中，而是以平等对视的姿态，努力理解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品中的人物也不依赖知识分子关于“底层”生存意义探讨的既定话语，仅以其“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表征着人之为人存在的尊严。在体制闭合、社会板结的生存情境下，普通劳动者刁顺子的艰难生活和尊严所系，也是身陷庸常琐屑的生活事项，内外交困、身心俱疲的当代人的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他们既无宗教救赎的精神维度，亦无中国传统文化所持存之生存观念为价值依托，面对宗教与文化思想的双重缺席，被隔绝于历史的宏大叙述的个人生活因此矛盾重重苦无所寄。这无疑是这个时代作家应该直面的重要精神问题。1而剥离掉现代性启蒙话语的重重阻隔，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深入思考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内在地回应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是《装台》的意义所在。
一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曾有一个对“现实”的重新“发现”的写作潮流。这一被文学史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文学流派着力描述“一地鸡毛式”的生存状态，以拒绝崇高的写作姿态敞开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相。但肆意铺陈生活事项的写作策略在新世纪文学的自然延伸却造就了如《兄弟》《炸裂志》《第七天》般无限“切近”当下生活的“新闻式”文本。作家总体性把握生活的能力的欠缺是这些作品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2无疑切中了此类写作的“命脉”。而能否“穿越”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顽固纠缠，精神获致飞升的权力，从而写出能代表时代的精神高度的作品，成为考校作家思想力的重要维度。
《装台》既有对当下生活经验的细致书写，也有作者对于生活世界及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切反思，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使这部作品呈现出迥异于当下在“正面强攻现实”名义掩盖下的“潮流化”写作的独特气质。1980年代至今难以弥合的形而上的“飞翔”偏好与形而下的“贴地”写作的分裂，在《装台》中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一地鸡毛》《烦恼人生》中所呈现的生活世界中琐碎无聊，却有着强大的规训力量的生存问题，也是《装台》中刁顺子痛苦的根源。小林、印家厚他们都曾在这种理想衰微，世俗的庸常生活崛起的时代饱尝生活的形而下的“纠缠”。1980年代劳动者经由个人的劳动参与到宏大的社会与历史的洪流之中的“历史想象”已经为个人在现实中的无能与无力所取代。深陷“一地鸡毛”式的现实，必须经受烦恼人生的印家厚们不得不沉沦于庸常现实的平庸无聊之中。这是时代的主题使然，他们已经不大可能参与到宏大的历史之中。而怀揣理想的大学生小林历经老师病重无力援助，孩子上学及老婆工作的种种生活难题的无力，表征着那一代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和从崇高向庸常下滑的生存状态。历史、社会、主体这些“大词”对这些人物而言已几近“与己无关”。知识人对社会的参与意识自1990年代始已逐渐成为一种“幻象”，生存高于一切，即便他们内心中还残存着参与的欲念，时代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机会。不独知识人必须面对形而下的“纠缠”和参与性危机，身处“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们也已经不大可能如孙少平那样将自己的“劳作”与宏大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从中获致“劳动”的成就感和作为劳动者的尊严感。3辛苦劳动在刁顺子们这里仅仅成为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他积累下的经验就两个字：下苦”4。社会对“劳动”高下的区分将刁顺子蹬三轮和装台划归入“低下”一类，刁顺子不惟要承受同村人的嘲讽与奚落，还得忍受女儿和亲戚的“不解”。在女儿韩梅的眼中，（刁顺子）“活得如此卑微，见谁都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见谁都是‘咱就是个下苦的’，一脸想博得天下人同情的可怜相”5。妻子蔡素芳觉得他“活得太可怜太窝囊”6。女儿刁菊花干脆就瞧不起他，“反正她现在，是越来越见不得这个见人就点头哈腰的父亲了，一副奴才相，真是让她受够了”7。刁顺子并非不明白社会对于他所从事的劳动的“下眼观”，对他这种身为“城里人”却干着进城务工人员也不屑于干的“低贱”工作的“嘲讽”，“可顺子实在也是没办法，一大家人，见天要吃要喝，一天口袋进不了银子，他就急得直挠头”8。尽管“越劳越挣，越是娘嫌女不爱的，有时把命都快搭上了，日子还是过不展拓，过不舒服”9。“忙得有时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可日子还是过的没头绪。”10面对来自女儿刁菊花以及工作中的种种压力，“他没有任何拿人的武器，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用自己的低下、可怜，甚至装孙子，化解了很多矛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11。处处伏低伏小，能吃苦、肯背亏这种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无疑让他在既往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但他可能始料未及，一味地妥协退让，最终也未能化解矛盾。刁菊花觉得蔡素芬、韩梅这两个闯入自己生活的“外来者”是“她的地狱”，殊不知她也是父亲刁顺子的地狱，她的歇斯底里的“攻击”，逼走了韩梅，也逼散了刁顺子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当然，不单是刁顺子，那些地位远高于他的人，比如瞿团，“眼看六十的人了，还得在三十几岁的娃娃面前低三下四的”12，向来在顺子面前飞扬跋扈的剧务寇铁也有他的为难处。而其他人如猴子、大吊、三皮、蔡素芬，甚至包括刁菊花，也各有各的问题和无奈。吴义勤先生对《西京故事》的如下评价无疑可以用来解释《装台》中的人物境况：“西门锁与罗天福、罗甲成代表着西京寻梦的两个不同阶层，代表着淹没在人海中苦苦挣扎的所有可怜人，让读者看到了在每个光鲜的形象背后，都潜藏着一颗痛苦挣扎的心。”13“看来谁活着，也都有自己的难肠”14。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但刁顺子的经更难念，他辛苦装台，为剧作的上演做最为基础的工作，但那汹涌而来的掌声与他无关。刁顺子唯一一次对掌声的“渴望”却并不直接与“心理和精神的满足”或者劳动被认可的幸福相关，而是内涵着对工作酬劳能否顺利领取的担忧。辛苦劳作之余，还得为并不丰厚的回报能否顺利拿到而忧心如焚，他们生存的艰难可见一斑。
与马原“审视现实的笔触虽然不乏冷峻之气，但与此同时他并未忘记以善意和温暖的眼光去打量”15其笔下的人物“身上所葆有的那些爱与美的元素，触摸人心最柔软的部分”16一般，吃上蔡素芬给他做的荷包蛋泡麻花“刁顺子吃的香的，只想掉眼泪，幸福日子竟然就这样来了，要不是菊花捣蛋，他就觉得这辈子，活得太值了”17。“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心疼‘烂蹬三轮的’顺子，真是一件幸福得不唱不行的事”18。为给墩子“赎罪”，他头顶香炉，忍受着酸、麻、僵、胀、痛，却拼命往好处想，期望着自己“跪好了，家庭就和睦了，素芬就能待下来了；跪好了，菊花就能找到好婆家了；跪好了，韩梅毕业也能找下好工作了⋯⋯”19。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却被现实一再延宕并终成“泡影”。
着力铺陈当代人被迫置身其中的“荒唐”的“纠缠”的马原将当代人的自我救赎寄托于“无我之爱的灌注、打通人心沟通的路径以及恢复人性的尊严”20。这看似简单的“救赎之道”在日常现实中却面临着重重阻隔。与亲生女儿刁菊花互为“地狱”的刁顺子始终无法完成与菊花的有效沟通，他们之间心与心的隔膜使得刁顺子既无从理解女儿“反叛”和“攻击”蔡素芬以及韩梅最为核心的心理动因，自然也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化解”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矛盾激化无由舒缓时，只能请德高望重的瞿团居中转圜，一时的风浪过去之后，接踵而来的更为猛烈的威逼让刁顺子手足无措。一味示弱的生存策略屡屡失败，刁顺子的节节败退无形中助长了菊花的“嚣张气焰”，终至矛盾不可开交。菊花残忍杀害断腿狗“好了”并肆意凌辱后者的尸身，已经充分暴露了被异化和扭曲的心灵的攻击性，也表现出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她内在的绝望感。21为求容身之地，韩梅无奈之下嫁给朱满仓。蔡素芬再三思量之后决意离去，“好了”之死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促进因素。不仅如此，虽然娶了蔡素芬，刁顺子却并不曾进入后者的内心，他对蔡素芬的“过往”几乎一无所知，自然也无法明白对方嫁给自己的真实原因。直到作品末了，他都未能理解这个相貌姣好、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子缘何死心塌地地愿意和他同甘共苦相守到老，也未必理解她选择离去的真正缘由。这种与至亲之人的“疏离感”是现代人的真实生存境况，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不过是此种境况的隐喻。而无法与自己的妻女有“心的交通”的“孤单”的刁顺子必须独自应对个人生命的悲欢离合且无由解脱。
二
探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的哲人苏格拉底告诫我们，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一过。经受生活世界诸般事项的形而下的纠缠，苦熬的刁顺子也并非没有反顾自省的机缘。在作品的第八十章，一贯木讷、软弱、“无能”，并无自我反思能力的刁顺子似乎瞬间里“天目”洞开，意识到个人生存的问题性，以及与戏文的对照处：他突然想起了《人面桃花》里的几句戏，虽然意思他也没全搞明白，但那个“无常”、“有常”啥的，还是让他觉得此时特别想哼哼两句：
花树荣枯鬼难挡，
命运好赖天裁量。
只道人世太吊诡，
说无常时偏有常。
⋯⋯23
从第一章蔡素芬初入刁家遭遇相貌不佳年届三十仍待字闺中的刁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橙橙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24，到第八十章刁菊花知晓周桂荣是其父新找的女人后“气得扬起手，就把一个花盆掀翻在地了”25。
小说完成了一个“轮回”，或者说是一次“重复”。如是安排，显然是有作者的寄托。刁顺子对生活的“了悟”被作者道破之后，如何继续生活便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持续的劳作消磨着人的意志和抗争命运的信心。“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26。但是刁顺子愿意在同事大吊故去之后承担起照顾其遗孀和他的女儿——需要高昂的医药费做整容的丽丽，再一次表达并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的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不依赖帕斯卡尔所谓的“思想”，也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自我省察”，他有他的传统，“我始终希望自己笔下的人，都有一种自强自立意识，不靠天，不靠地的活得周正硬朗。这是一种文化传统，但更是一种现代觉醒，现代人的本质就是自主、自省、自强、自立，活出独立人格，活出靠自主奋斗所换取的做人的尊严”27。在这种传统中，生命被设想为一个素朴的过程，它的意义并不依赖那些关于人生意义的宏大词汇而可自行呈现。
作者十分切肤地意识到，社会并不曾为刁顺子这样的人物预留改变命运的机会，没有为他们进入另一个阶层，过上另一种生活敞开大门。刁顺子命定只能依靠装台或同样的方式“谋生”，他的生活史也只能是一部“心酸史”和“血泪史”。因女儿刁菊花所引发的家庭矛盾不过是个隐喻，对这样的角色而言，不可能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底层”生活的辛酸书写，但作者力图唤起的，并不是我们的怜悯和同情。刁顺子们的生活状态，如果不被强行归入关于“底层”的言说的语境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应对烦、畏、死的一种可能横亘千年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不从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阐释刁顺子的生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独立的、精神无所依傍的个体如何面对人生的烦、畏、死。他们的存在也在提醒着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在超越力量付诸阙如的生存境况下，这是他们最为真实的生活形态。威廉·巴雷特发现，与西方文化在遭遇虚无时的绝望不同，“中国道家发现‘太虚’时心情安宁、平和乃至很欢悦。对于印度佛教徒来说，虚无观念在他们身上可以唤起对所有生物普遍怜悯的心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生物全都陷入了归根到底是没有根基的生活之网”28。生活一旦被取消了形而上的“意义”，身处其中的生命便只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未知生，焉知死”，“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便是哲人对人世体察透彻之后的应对之法。陈彦曾详细讲述过自己读清人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的感悟：“这篇清人笔记，我推荐过很多人看，甚至让女儿背诵过，我觉得它对我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无论唐僧，还
是这个西蜀贫僧，给我们的都是一种人生行进的姿态，这种姿态是用信念雕塑而成，无论面目如何柔弱卑微，其内在精神力量都是坚不可摧的。”29这种领会，便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入世一脉核心精神深入体察之后的自然承续。
对这一精神传统以及由之开出的生存策略也有通透理解的，是饱经世事沧桑的张爱玲：“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30以张爱玲的说法为参照，我们就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陈彦的如下观点：“我们总是注视着这个社会塔尖上一些人物的生活，却较少思考底层的很多人，他们不得不过着的那种生活。⋯⋯不要用一种时髦的观念去审视他们的生活是旧的还是新的，反正是新是旧他们都得那样活着。”31无论是新是旧，他们都得活着，并且也还要努力活得更好，活出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无疑，刁顺子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和省察，而是作为一个立足于庸常生活、为了温饱而疲于奔命的普通人如何展示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余华把《活着》的意义定义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32对普通人生命状态的准确把握，让余华认为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装台》则更进一步，在如是解释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之外，还发现了普通生命的“尊严”及其形而上意义。
意识到中国人有着对生命存在总体性的“虚无”观念，却并不似西方人将精神指向“绝望”，反而将目光更多投注于日常生活，张爱玲如是解释《红楼梦》中缘何曹雪芹会不厌其烦地开列菜单，并巨细无遗地铺陈“欢宴”的内在原因：“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33不把生命推向绝境，是古圣先贤对置身于天地之间的生命存在体察的精深微妙之处，也是作为中国文化思维核心的《周易》精神的基本运行规则所在。《装台》第一章和第八十章构成的回环往复的结构，便是《周易》智慧的重要表现。哲人们针对人生问题开出的“药方”，大抵并不是为刁顺子这样的群体所设。困扰他最为核心的还不是人生意义的有无问题，不是应该如何应对“有常”与“无常”的问题。最为切己的问题是：明天如何工作？如何为一口吃的而忙碌着。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如“蝼蚁”一般的命定被取消自我反思能力的生活中，人有无可能获得另一种存在的尊严？
在关于《妇女闲聊录》的访谈中，林白谈到了她对普通人生活状态和价值依托的理解：“中国的民间，一代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都不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倒能够保存我们面对灾难、面对苦难、面对自然的变化时的一些本能反应。”34《妇女闲聊录》中的木珍，自有其欢乐，有其幸福和无奈处。木珍们的生活也是刁顺子的生活，没有必要非得将他们拖入“现代性”的启蒙的人生境遇之中，强行为他们设置一种知识人想当然的“超脱”之法，让他们努力完成他们那个群体决然不可能完成的对生存困境的超越。张新颖发现，沈从文并不用新文学“启蒙”的心态规训笔下的人物，而是贴着他们的生活，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真正从他们的生活出发理解其人生道路。这或许也是陈彦不曾为刁顺子安排一个“光明”的结局，没有让刁顺子、蔡素芬、刁菊花、三皮他们各有一份“幸福”并“圆满”收场的内在原因。也正是这种宿命般的轮回的存在，揭示出刁顺子们生存的无奈与痛楚。
因此，支撑刁顺子的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做人的本分，是他对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工作的敬事。这是他个人的尊严所系，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即便历经生存的磨难仍然传承不绝的生存的智慧。“装台队伍里，还来过一个借暑假打工的大学生，走时给别人说，别看顺子这人不起眼，但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叫责任的东西。瞿团也说过这样的话。”35在陕西方言中，“把事当事”就是“敬事”。往小里说，就是陈思和所说的“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种自尊，一种岗位的尊严”36。“他一方面也受欺负，被拖欠工资，被人剥削得很厉害，但一方面他也有他的尊严。”37而由岗位意识产生一种责任感和尊严感，是为普通人的价值依托和精神所寄。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分，在有限的范围内，尽职尽责，成就一个普通生命的伟大处。作为一个城里人，刁顺子并非不能选择疤子叔、刁大军的生活道路，他可以像尚艺路的同村人一样，加盖房屋，之后以赌博打发时日。但他对人生有一种朴素的想法：一个人得靠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他的这种价值观念，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素朴的生活哲学。与刁大军这样一些人相比，这种观念似乎有些落伍和不合时宜，但它却是生活在这块地面上的先辈们尊奉的人生信条，支撑着一代代人在艰难与困苦中顽强地活下来。刁顺子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自我实践，让他身上拥有了“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38。
现成的参照是张新颖笔下的沈从文。为了说明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比人的世界大”39，张新颖援引了《边城》中的一个典型情境：“作品开篇，描述茶峒地势，依山凭水而建，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40这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41，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42。沈从文文学的好处，就是他不拿新文学启蒙意义上的“人”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人物，“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43
与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即便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的命运”，却仍然有“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44一般，《装台》第一章和第八十章构成了一个回环往复的结构，似乎明示着另一个人生际遇的循环即将开始。这正是《周易》系统无穷无尽的自演化可能性的征象。个人命运的循环往复也是世世代代人的生命形态的真实写照。家庭幸福的转瞬即逝并不曾消耗掉刁顺子的生活热情和责任意识，接纳周桂荣母女因此便是又一次对生活重担的主动承担，“菊花问他是不是又找了女人。顺子点了点头。那是一种很肯定的点头，肯定得没有留出丝毫商量的缝隙”45。至此，我们可能会明白基尔克郭尔《重复》中反复申明的观点：“全部的生活是一种重复。”46诱惑我们深陷其中却无由自拔的“重复”。
注释：
1 学界近年来关于“八〇后，怎么办？”的讨论已经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涉及当下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无吊诡的是，这一问题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也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与1980年代的系。高加林与孙少安、孙少平大抵为60年代生人。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之后，他们的子女，岂非“八〇后”？陈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中罗天福可以算作孙少平的同时代人，而罗家秀、罗甲成则是“八〇后”无疑。个中关系，耐人寻味，有必要做深入探讨。
2 张新颖：《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置身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 对于这个问题，可参考杨庆祥《“八〇后”，怎么办？》（《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及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大时代与小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8页）。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7 18 19 23 24 25 35 45 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24、138、26、155、155、177、259、248、248～289、45、98、136、428、1、428、189、428页。
13 吴义勤：《如何守住我们的“尊严”？》，《文艺报》2014年12月15日，第002版。
15 16 20 张光芒：《马原〈纠缠〉和〈荒唐〉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21 书中关于刁菊花与树生的“一夜情”的叙述是菊花生活中难得一见的“亮色”，而她在与谭道贵结合之后
的“正常”表现已足以说明她疯狂的“攻击性”和在家庭中的“排他性”的根本缘由。唯其如此，谭道贵被抓，菊花被迫重回娘家，因无法继续打十分昂贵的美容针以保护“美”过的容颜，“美容”演变成“毁容”。“凤还巢”的她极有可能更为猛烈地攻击周桂荣及她的孩子丽丽。联系到菊花对蔡素芬及韩梅的欺辱及其对“好了”的残忍，让人不免有“无边的恐怖”感。
22 在作品的第二十八章，刁顺子对“墩子事件”的“窝囊”处理触发了蔡素芬的自我反思。“两个男人，就这样一直在她面前来回缠绕着，本来很是平静的心情，就有些不大平静了。”蔡素芬此时的反思，其实已经暗含着后来“离开”的“苗头”，而她对三皮的“纠缠”的“回应”也耐人寻味，虽说并未跨越底线，但她的处理，已经是当年应对蒋老板的方式的“重现”，亦潜伏着同样的“危险”。对“暗流涌动”的日常生活，刁顺子始终浑然不觉。
26 丰子恺：《渐》，《佛佛道道》，陈平原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7 陈彦：《坚挺的表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28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29 陈彦：《边走边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0 33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散文卷二：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5～66页。
31 陈彦、焦雯：《现代戏应剥离时尚进入精神深层》，《边走边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32 余华：《为内心写作》，《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22～223页。
34 36 陈思和：《“万物花开”闲聊录》，《海藻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372页。
37 陈思和在与林白的对谈中，认为作家应该写出普通人的岗位的尊严：“民间的欢乐就是过去讲的小青虫。它的生命非常短暂，但短暂的过程当中，它会一瞬间开花，它每一天都在那儿挥霍，生命过去就过去了。所以民间的力量，你不能考虑一个过程，它没有过程的，它就是生存的形态，一个形态就是一个状态。”陈思和：《“万物花开”闲聊录》，《海藻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373页。以上的说法，可作为《装台》的参照。
38 39 40 41 42 43 44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思想和文化实践》，《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9、23、23、23、13、24页。
46 基尔克郭尔：《重复》，京不特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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