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暗杀大王，王亚樵。
他是清朝的秀才。
他是孙中山共和理想的坚定追随者。
他是让上海三大亨都害怕的斧头帮帮主。
他神出鬼没于鬼子、汉奸、特务身边，只要被他盯上的人，不被杀死，也要闻风丧胆。
一路杀来，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魔王，更有人说世人怕鬼，但鬼都怕他。
不愿教书，结社抗清
王亚樵，1889年2月14号，出生在安徽合肥北乡的王小郢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他取名亚樵，字九光。
王亚樵家世代务农，他的父亲，粗读诗文，兼行医术，在乡里小有名望，
7岁，王亚樵被父母送入私塾读书，取别号擎宇。
13岁，又被送到离家30里路的对河张村，拜师攻经史，司书法。
1906年，17岁的王亚樵，参加了清王朝的最后一届科举，喜中秀才，可惜后来在举人考试中名落孙山。
名落孙山的王亚樵回到家乡，当起了一个教书先生。
但是，17岁的王亚樵，少年志高，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渴望出去闯世界。
1908年，19岁的王亚樵，与许习庸等组织兴办了“正气学社”，名义上探讨文山公生平事迹，其实是以反清为宗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
四次逃亡，得遇国父
1911年，辛亥革命把清王朝一举推翻，22岁的王亚樵，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后来，孙中山又派了同盟会成员孙品骖来接管合肥，孙品骖到了合肥以后，也跟王亚樵一样，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而孙品骖则反对打击土豪劣绅。
两个“军政府”争执不下，后来，孙品骖率先动手，围捕了王亚樵的军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为了躲避孙品骖的迫害，王亚樵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目的地南京。
逃到南京以后，王亚樵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并且依靠自己出色的演讲和交际能力，极强的组织能力，在安徽发展了社会党员几万名，充分展现了他后期帮会大佬的本色。
只可惜，中国社会党后来被袁世凯定为乱党，创办人被抓，王亚樵作为骨干，登上了抓捕名单。
王亚樵开始了第二次的逃亡，这一次目的地是上海。
在上海，王亚樵见到了孙中山，并且跟孙中山进行一番深谈，他被孙中山“打倒军阀，扫清清朝余孽，统一中华”的理想所打动，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积极投身到护国讨袁的运动之中。
1915年，袁世凯在只当了83天皇帝后，被迫下台，不久郁郁而终。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瞬间四分五裂，各个军阀首脑们粉墨登场。
1917年，北洋政府被皖系军阀首脑段祺瑞所控制，孙中山呼吁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但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
孙中山只能回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
为了除掉段祺瑞，王亚樵向孙中山建议，对段祺瑞实施暗杀，被孙中山拒绝了。
护法运动最终失败，孙中山跑到了日本，王亚樵则跟革命党人韩恢到江苏北部一带组织起义。
江苏督军李纯得到风声以后，派兵捉拿两人，韩恢被捕后遇难，王亚樵则再次侥幸逃脱，开始了第三次逃亡，目的地合肥。
兜兜转转，王亚樵又回到了老家合肥，回到老家以后，王亚樵依旧不安分，联合各派力量，抵制安徽督军张文生，致使张文生被迫下野。
张文生对王亚樵恨之入骨，派杀手前去刺杀王亚樵。
在多年的逃亡生涯中，王亚樵已经养成了极高的警觉性，杀手们没能暗杀成功，王亚樵开始了自己的第四次逃亡，目的地上海，这次的上海之行，让王亚樵彻底打出了名声。
创立帮会，暗杀成功
再次回到上海的王亚樵，到“安徽旅沪同乡会”寻求帮助，却被会长余诚格谩骂。
这一骂，让王亚樵彻底愤怒了，直接邀集了众多皖籍名流，赶走余诚格，强行接管了同乡会，并更名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
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主要以为安徽劳工出头撑腰为宗旨，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就拥有了十多万名会员。
刚开始，王亚樵在处理与安徽劳工有关的纠纷，他尽量采用谈判、说和的方式。
但是有一次，一个资本家拖欠劳工的工资，还纠结青帮的流氓毒打劳工。
王亚樵一怒之下，到铁匠铺打了100把斧头，带着100名大汉，手持斧头，跑到资本家的家中讨要说法。
资本家被吓得，赶紧赔礼道歉，而且将拖欠的工资如数发放，对于被打伤的劳工赔付医药费。
这件事情彻底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斧头帮在上海声名鹊起。
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都对王亚樵惧让三分。
徐国良
王亚樵明面上是斧头帮的帮主，真实身份却依然是一个革命党，他内心的抱负依然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再造共和，实行三民主义”。
王亚樵选择用暗杀北洋政府高官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抱负。
王亚樵选定的目标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良。
徐国良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手下有7000余名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刚好这时，卢永祥来拜托王亚樵刺杀徐国良，并且答应除掉徐国良后，划湖州一地给王亚樵，枪四百支，并委以“浙江纵队司令”，还当场给王亚樵活动经费两万元。
两人一拍即合，王亚樵答应一个月内解决徐国良。
徐国良平时很少出门，一旦出门，都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王亚樵一直找不到机会。
直到1923年11月12日，徐国良乘车到大世界游乐场对门的温泉浴室。
王亚樵接到消息后，安排了郑益庵带上杀手在浴室外等待机会。
徐国良一从浴室出来，王亚樵安排的杀手们就立即动手，将徐国良乱枪打死，而后，杀手们四散而去，消失于人流中。
王亚樵的第一次暗杀行动圆满成功。
参与北伐，与蒋反目
卢永祥也信守承诺，任命王亚樵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就这样有了一块根据地，他马上带上人马到湖州开始招兵买马了，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他们几人结拜为兄弟。
1925年，卢永祥下台，王亚樵只能作鸟兽散。
戴笠和胡宗南报考了黄埔军校，王亚樵又回到了上海当自己的斧头帮帮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势如破竹地挺进长江流域，孙中山的梦想即将实现，王亚樵内心无比激动，他想要为这个梦想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回到安徽，招集旧部在洪泽湖兴兵，准备进攻合肥、安庆，以援助北伐军，却被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包围，直到第二年春，才分路突围，回到南京。
王亚樵回到了南京后，蒋介石看在王亚樵在安徽和上海一带颇有影响力，所以，想要让王亚樵来担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动，改变了一切。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让目睹了蒋介石这些倒行逆施的王亚樵，甚是不满。
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政府的“奠都典礼”大会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可惹恼了蒋介石了，他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
在上海叱咤风云的斧头帮的帮主，怎么可能束手就擒，当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王亚樵和手下的人都已经全副武装在等着他们了。
只来了七八个人的侦缉队，直接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从此，王亚樵和蒋介石彻底反目，王亚樵成为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蒋合作，谁反对老蒋，他就支持谁，谁支持蒋，他就对付谁。
杀张秋白，除赵铁桥
当时，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了蒋介石，被委任安徽省主席，王亚樵的好友柏烈武的33军，在安徽深受排挤。
北伐的时候，陈调元就率兵包围自己，现在又排挤自己的好友，还是蒋介石的走狗，新仇旧恨，王亚樵决定暗杀陈调元。
1928年秋，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宴请陈调元。
王亚樵知道了以后，派人前往暗杀，杀手先是乱枪解决了守卫，然后闯入梅溪山庄，开枪乱射，结果陈调元临时有事离开了，张秋白做了替死鬼。
陈调元虽然没有被杀，但是已经被吓死了，他直接辞去安徽省主席，连夜逃离安徽，从此不敢回安徽。
暗杀陈调元不成以后，王亚樵联络王乐平（同盟会会员）、柏烈武、方振武（时任安徽省主席，受蒋排挤）、石友三（江苏驻军首领）一道反蒋，各路兵马达数万人之众。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出击。却被内奸赵铁桥出卖，致使行动失败，方振武被扣押，起义部队被歼灭，残余人马四散而逃。
内奸赵铁桥，因功被蒋介石褒奖，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赵铁桥又设计暗杀了起义的主要发起人王乐平。蒋介石因此，将其任命为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
赵铁桥的背叛，方振武被扣押，王乐平被杀，让王亚樵又恨又悲，他对他的门徒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上有奸雄弄权，下有小人献媚，有人为官不吝人格。赵铁桥不死，我喝酒如饮血，吃饭如吃蛆！”。
为了铲除叛徒赵铁桥，王亚樵开始秘密筹划对赵铁桥的暗杀。
正当此时，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以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和营业收入归王亚樵所有为条件，拜托王亚樵杀了赵铁桥。
李国杰原本在招商局的董事长的位置上做得舒舒服服，不择手段大力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结果，赵铁桥来到招商局以后，李国杰的好日子到头了，财源流进了赵铁桥的口袋。
两人一拍即合，王亚樵开始派人日夜跟踪赵铁桥，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1930年7月24日8点多，赵铁桥从车上下来，走向招商大楼的路上，被王亚樵安排的杀手当场击毙。
夺回江安轮，逼少帅出国
赵铁桥死后，1932年，李国杰终于夺回招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江安”轮交与王亚樵。
“江安”号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他是当时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的侄子，又是另一个大亨杜月笙的门徒，可谓是，后台强硬，在上海滩，他一直都是横着走的，这一次，他也以为，没人敢惹他，所以拒不交船。
结果，当夜，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就直接被炸了个大窟窿，张啸林直接就怂了。
张延龄却不肯就范，于是，王亚樵又派了数百个手持利斧的门徒登船，逼张延龄交船。
张延龄跑到杜月笙家，让杜月笙为其撑腰，但是杜月笙直接让他把船交给王亚樵。
张延龄无奈，只能乖乖交船。
在得到“江安”轮后，王亚樵又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
杜月笙虽心犹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上海三大亨中的张啸林和杜月笙都被王亚樵收拾得服服帖帖的，那另一个大亨黄金荣呢？
他一早就跟门徒说了，不要去惹王亚樵。
何止，三大亨不敢惹王亚樵，甚至是“东北少帅”张学良在上海也不敢惹王亚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
张学良一枪不发，丢失东北，使全国人民恨其入骨，为了以防万一，张学良住到了杜月笙的家中，毕竟，在上海滩，没人敢惹杜月笙，除了王亚樵。
王亚樵在张学良入住杜家不久，就在杜家的门口放了一颗拆去了音信的手榴弹，并且留下了口信，要求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可见，王亚樵的斧头帮的实力，在当时的上海滩是有多么豪横。
杀蒋失手，除宋杀错
说完王亚樵和上海三大亨和东北少帅的故事，我们再回到主线上来。
在成功刺杀叛徒赵铁桥以后，王亚樵把目标锁定在了主犯蒋介石身上。
在王亚樵看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是对孙中山的背叛，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原先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又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简直就是民族的败类，必须彻底抹杀。
于是，针对蒋介石的一系列的暗杀行动开始了。
1931年6月，蒋介石打算飞往庐山避暑，于是，王亚樵就将手下分成两组，一组埋伏在南京机场，一组则潜往庐山。
在南京的小组，在机场等了一天一夜都不见蒋介石的踪影，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乘军舰前往庐山了。
在庐山的小组，由于蒋介石在庐山上设了重重检查关卡，排查严密,根本无法将枪械带上山。
正在大家苦思无策的时候，王亚樵看到了妻子在厨房切火腿，瞬间想到了个好主意。
他命人买来十根金华火腿，然后在火腿上挖空一块，将枪械放入其中，再将肉皮缝好，然后裹上盐巴。
行动小组的人，就这样通过了重重关卡，将枪械带上了山。
上了山的行动小组成员，从火腿中取出枪械，然后将火腿扔在一旁，结果被巡查的侍卫发现，拿来一看，发现每根火腿都被挖空一块，里面还有机油味，侍卫们马上警觉，知道有人带枪上山了。
侍卫们一边加强警戒，一边开始封山搜索。
而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早已没入莽莽大山，侍卫们根本一时找不到。
一日，蒋介石乘坐着滑竿出了美庐宫。
蒋介石靠在滑竿的竹椅上，正欣赏庐山的绮丽风光，心情大好的时候。
化装成路人的刺杀小组成员陈成乔，从草帽下拿出手枪，扣动扳机向蒋介石射击，结果，蒋介石被侍卫按下，躲过了子弹，陈成乔被侍卫们开枪当场击毙。
其他行动小组的成员，听到枪声，知道行动失败了，便立刻撤离。
王亚樵的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他可没有放弃，无奈蒋介石加强了警备，王亚樵一直找不到机会。
这时，有人向王亚樵建议，刺杀蒋介石暂时没有机会，可以刺杀财政部长宋子文，断了蒋介石的钱袋子。
于是，针对宋子文的刺杀行动开始了。
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在宋子文要抵达的火车站，部署了三个行动小组，一组把守在火车站站台内，一组化装成旅客埋伏在候车室内，还有一组在车站外的路边把守。
王亚樵给每位暗杀组成员都配置了一把手枪、十发子弹和一枚烟幕弹。在打死宋子文以后，可以立即释放烟雾弹，掩护大家离开。
正当一切都部署完毕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却打乱了这个计划，在火车到达前的15分钟，站内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并开始清理站台上的闲杂人等。
原来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与宋子文坐同一辆车来的还有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于是布置了警戒。站台上无法动手了，行动小组立刻向埋伏在候车室的行动小组发出紧急行动信号。
晚上7点整，火车准时到达。
宋子文从豪华车厢上下来，他的前面是两个侍卫，以及机要秘书唐腴胪，后面是四个侍卫。
他的机要秘书唐腴胪一身白色亚麻西装，头戴一顶白色硬壳太阳帽，腋下则夹着黑色的公文包。
宋子文
宋子文也是一身白色西装，头戴白色帽子。
当宋子文一行穿过月台，走至贵宾出口前时，埋伏在车站大楼楼柱后的伏击小组开枪射击宋子文一行，结果，走在前面的唐腴胪直接领了盒饭。
宋子文则快速扔掉帽子，躲入人群中。
反应过来的宋子文侍卫队开始还击，行动小组的人扔了四颗烟幕弹，便撤离了现场。
行动结束后，王亚樵以为自己击毙了宋子文，后来看到宋子文悼念唐腴胪的讣告，才知道行动失败了。
针对宋子文和蒋介石的两次暗杀都失败了，只能说他们两个命不该绝。
铁血锄奸，蒋王分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把斧头帮改组成了铁血除奸团，专杀日本人和汉奸。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跟日本人展开激烈的战斗，王亚樵组织了有上万人参加的“上海抗日救国决死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奉命亲临上海吴淞口，在“白云”舰上坐镇指挥。王亚樵为了干掉白川义则，给日本以重创，组织了一只水性好的敢死队，身绑炸药，潜入江中，准备炸毁白川义则的“白云”舰，无奈，炸药威力不够，无法重创“白云”舰。
这一炸，虽然没能干掉白川义则，却也让白川义则吓得赶紧将指挥部搬到岸上来。
1932年4月，国民政府同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一二八”淞沪会战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为了庆祝胜利，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
侵略者居然在中国的国土上，举行庆祝胜利的大会，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不能忍。
王亚樵发誓一定要杀死白川义则，灭无耻日寇的威风。
为了，祝捷大会的顺利进行，日本人在会场进行严密的防范措施，不准任何中国人进入，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进入。
于是，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
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装着炸弹的热水瓶与其他水瓶一起被放在了主席台上。
上午9点整，白川义则，重光葵等十几名日本政要大员到场，在主席台上就座。
不久，一声巨响，主席台上血肉横飞，怕威力不够，尹奉吉还将手榴弹扔上主席台。
这一炸，白川义则直接被炸得血肉模糊，3日后，就不治身亡了。重光葵被炸断了一条腿，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被摔死，另有十几个人伤亡。
这场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为了拉拢王亚樵，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前来，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
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
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
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蒋介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只能在家人和门徒的掩护下，化装成搬运工，混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逃离了戴笠的追捕。
1933年，蒋介石为了捉拿王亚樵，开出了100万的赏金，两年后，蒋介石给我党主要领导人的赏金分别是：
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
林彪8万元；
彭德怀6万元；
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
王亚樵的赏金相当于，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的两倍。
刺汪未成，喋血梧州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云集香港，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政府首脑人物的计划。
王亚樵让派得意门徒华克之，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
汪精卫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央党部大院，见到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却不见蒋介石，为了不错过机会，孙凤鸣在中委们合影后，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孙凤鸣则被卫士们击倒在地，当晚当晚便死在了医院。
事后，蒋介石将戴笠叫去大骂一顿，并要求他三天内查出线索。
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而且说出此次刺杀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再次要求戴笠速速缉拿王亚樵。
唐有壬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在寓所中被王亚樵派来的杀手暗杀身亡。
这一下，彻底惹怒了蒋介石，他找来特务头子戴笠，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戴笠亲自带人前往香港，逮捕王亚樵，结果因为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被香港情报处拘禁了3天。
而被派到王亚樵身边的特务陈立川，利用一次，王亚樵他们在“茂源绸布庄”开会的机会，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香港警方协助抓捕，于是在警察进入绸布庄的时候，王亚樵飞身跳窗逃走，而亲信余立奎等人逮捕。
戴笠要求以刑事罪引渡余立奎，英国政府同意将余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
王亚樵在香港也没办法待了，他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次逃亡，目的地广西梧州。
1936年2月，王亚樵带着手下及家眷到达了广西梧州。
王亚樵与戴笠
余立奎被捕后，虽然军统使用了各种手段，余立奎就是没有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
于是，戴笠决定从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下手。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陈亦川立即和十几个特务带着余婉君去了梧州。
余婉君见到王亚樵后，就哭诉：“奎被判了死刑，我们母子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们母子住在这里，也好有个依靠。”。
王亚樵不疑有他，就答应了她，并马上派人给她租了房子。
1936年10月20日，李济深请王亚樵及其亲信吃晚饭。
晚饭后，王亚樵等告辞回家，走到半路，他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便独自去了余家。
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
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蒋介石被迫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圭吾说：
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谁都无法掌控自己命运。
王亚樵和东京玫瑰”户栗郁子（参看《二战中的“东京玫瑰”，户栗郁子坎坷的一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一个渺小的个体。
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正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
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待得长久。
倒不是因为其他，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王亚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王亚樵而言，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
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也是他以悲剧收场的原因。
正如毛主席说的公道话：“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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