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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文章节选自《诗经地理》（丘濂 等著 三联书店2021-11）。
汉水：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节选）
文 | 刘周岩
西周、秦汉，两次“大一统”塑造了中国。这之间，就是《诗经》的年代。汉江，是壮阔的幕布。
1、盘龙城：初涉南方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出自《国风·周南》，诗三百中最引人遐想的几首之一。“游女”是谁？又为何“不可求”？她所在的汉江，也就是诗中的“汉”，又是怎样一条河流？
对于主要产生在北方的《诗经》，湖北已是我们可以去寻访的最南的省份，却不可或缺，代表了两周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汉江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为我们理解《诗经》时代湖北的河流线索。它发源于陕西，蜿蜒流过整个湖北，在武汉汇进长江共入大海。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古人将其与长江、淮河、黄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于《诗经》中多次被描绘，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可汉江长达1500公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建议，盘龙城遗址可作为一个恰当的起点。盘龙城是湖北省一处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而《诗经》收集的诗歌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盘龙城如同一组交响乐的序曲，成为《诗经》时代的预备。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部的黄陂区，距汉江汇入长江处仅20公里，目前已是一处风景秀丽的遗址公园。园内有山坡、湖水，视野开阔。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许多人来此野餐、散步。除考古队驻地外，少有人工建筑和道路，更有几分自然山水的荒野之感，若没有解说牌，一般人或许很难看出这里的特别之处。
正是这片“荒野”，成为解开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园内那个不起眼的约300平方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城邑，考古学家在其上发现了大量商人活动的痕迹，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等部分井然有序，它们有着重大的意义。
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园内那个约300米×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商人城邑（张雷 摄）
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前，多数人不相信商代人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流域（张雷 摄）
黄河、长江，中国两条最重要的大河，在文明起源问题上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说，西亚的“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因相距不远，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在早期即呈现出“一体化”情形，中国的“两河文明”（黄河、长江）则颇为不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中国历史中，传说时代之后便是“三代”时期，即夏商周。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夏朝不可能远控至南方的长江，至于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盘龙城在修建堤坝过程中被发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遗址。
孙卓博士说，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是黄河流域的一支贵族率人到这里定居。遗址内包括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铜器、陶器等风格均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近，可证明是中原而来。他们为何颠沛流离来此南方“荒蛮”之地？他们是否负有商王朝的某种使命？
孙卓介绍，这一遗址并无文字材料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还没有铭文，所以诸多现象还只能是推测，但结合多种证据，商人很可能是为长江中下游的青铜资源而来—那时的人不存在单纯只为扩展疆域的概念，一定是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吸引而来，青铜是最有可能的战略资源。整个盘龙城位于今日武汉市郊涢水北岸，在长江北岸最高点，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铜矿产区都很方便，很可能成了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黄河、长江的结合，或许就从此开始。
今日湖北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但文明初期并非如此，“中国”的地理范围是如滚雪球般逐渐生成的，商周之际长江流域还是人迹罕至的南部边疆。正是一批批如盘龙城商人的先民，远离热土、逐水而居，才将中原文明向南推进。
2、《诗》与汉江
从武汉龟山上俯瞰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碧波的汉江与昏黄的长江之间“泾渭分明”，使人想起白居易原本形容晚霞与湖面相对照的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在中国的江河体系里，汉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堪称古代中国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水运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交通网络实现。两横是长江与黄河，两纵即汉江和大运河。从西汉到清代，先后有五次借助汉江把黄河、长江打通的工程尝试，虽然因为秦岭的阻隔，始终没有成功，但头枕秦巴山地，怀抱汉中、江汉平原的汉江，已经为南北文明的沟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贸易、战争由此发生。
“中国”何以形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著名论断中，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而在周人的地理统一过程中，汉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认为，汉江在两周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中上游地区和随枣走廊共同成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的主要区域。“在两周时期，这一地区以丘陵岗地为主，水源也比较丰富，与今天的江汉平原腹地相比，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较少，气候相对温和，适宜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周人通过分封，将宗室亲戚分封到这里，和各地的诸侯国一起，像藩篱屏障一般护卫着周天子，通过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进而实现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诗经》才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法。
从武汉向西沿汉江而上，很快来到襄阳，古时此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和同在湖北省境内、曾为楚国都城的荆州共同构成了“西周大十字”纵线（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的南端，确立了早期中国的地理框架。
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著名的湖北省武当山—东接襄阳，西靠十堰，南望神农架，北临丹江口（张雷 摄）
《诗经》按各地歌谣、正声雅乐和祭祀乐歌而分为风、雅、颂，其中以十五国风最引人关注，《国风》中开首二卷《周南》《召南》又以情诗出名，集中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对于这“二南”具体的产生时间和地点，2000余年来历代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主要的看法是它们诞生于周王朝的南部，很可能就在今日的江汉平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正英教授曾说，他在研读《诗经》时一度最感困惑的一点是孔子对“二南”的重视。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人而不学习“二南”，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寸步难行。
“二南”最为原始，感情最为奔放，按理说应被想要恢复礼乐的孔子舍弃，却最被他重视，这是何故？
徐正英教授结合出土文献做了研究，他认为无论采诗入乐的周公，还是编诗的孔子，都恰恰从“二南”朴素的情感中看到了人的情感与礼乐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因其中的情感均包含着一种克制，这是其升华为礼乐的基础。
“正是因为‘二南’这些基层诗歌的内容多关乎婚恋家庭的言说和书写，才为以伦理家庭为治国之基的西周所最看重。”以《汉广》为例，徐正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写的是贵族婚娶的诗歌，“游女”指出嫁之女，“游”当解作“行”，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所有礼数完成，所以对女主人公一时“不可求”，礼数之约正如宽阔“不可泳”的汉江。
关于“游女”的具体解释，历代还有不同说法，但大家对“二南”中情绪的复杂性有着共识。例如《关雎》，男主人公的情绪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谁又能否认其中饱含的情绪的节制呢？一些民族性格的底色，或许就在那时，在汉江边上，开始孕育。
……
3、水库下的古城
在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的带领下，我们闯入了一座“空城”—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均县镇关门岩村。从房县出发，向北约100公里即可到达均县镇，行政上属于由十堰市代管的县级市丹江口。
继续向前，忽然之间，景色豁然开朗，一池壮阔的湖水映入眼帘。
这便是亚洲最大的淡水人工湖—丹江口水库。这座超大型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二省，设立在汉江和汉江支流丹江交汇处，此处已到汉江中上游位置，也已在湖北省的西北角了。就是因为水库的二期蓄水工程，均县镇才在六年前成为空城。虽然在水位线以上，但为减少人类活动以保证这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水质，居民也一并迁走了。晴朗的天空下，湖面显示出澄澈的蓝色，四下无人，库区如世外桃源一般安宁。
位于均县镇的丹江口水库湖区，此处属汉江中上游。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两千多年前一段秦、楚争霸的历史（张雷 摄）
不过我们的到来并非为赏景，这看似又一处的“荒野”隐藏着两周后期汉江流域文明活动的秘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向东迁都至洛邑（今洛阳）后，历史进入东周，周天子地位已形同虚设。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国之间竞相争霸。至此，“西周大一统”已分崩离析。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其编《诗》，多少有想借此恢复西周盛世的理想。
考古的证据，可以向人们更生动地展现那是怎样一个激荡的时代。祝恒富让我们注意山坡上的一些土坑—那是一座座墓坑。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墓葬，显示战国时期秦、楚二国曾在此处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祝恒富受邀前往发掘，自此十余年都投入在了均县镇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整个墓群被称作北泰山庙墓群，范围极广，面积达数千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多至不可估计。
站在伸入水库湖心的关门岩半岛上，祝恒富如数家珍地把一个个山坡指给我们看：王家垭的一个楚人贵族家族墓地有许多异常，有些墓葬在墓坑未完工的情况下就下葬，有些墓道没有完成，还有的墓道在下葬前就有塌方的迹象。祝恒富推测：“这个家族可能是为楚国尽忠尽职，与秦人激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城破人亡，匆促下葬。”水牛坡的150余座墓则十分杂乱，随葬品贫乏，墓葬小，有按秦人风俗下葬的，也有按楚人风俗下葬的，祝恒富推测，墓地使用时，应当是秦已占领此地，于是成为楚人、秦人共同的墓地。
不过激战又为何会发生在这里？
这里曾有一座大型城市—楚国的前沿军事阵地均陵。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周代曾经的上百个诸侯国经过兼并只剩下七个主要国家，史称“战国七雄”。它们皆有统一中国之心，而具备此中实力的就包括汉江边的楚和秦，汉江流域成为两国争夺的主战场。
均陵之处极具战略价值，入是秦巴山地，出是江汉平原，越汉江则是武当山，可谓天然的要塞，楚国的粮仓与都城均靠此城保卫。北泰山庙墓葬群的出现，就佐证了均陵的恢宏规模。城虽屡经易手，但历代都颇为繁盛，隋朝起称为均州，一直到中华民国改称均县。
今日该城何在？祝恒富指了指平静的水面—就在眼前，但已没入水下。1958年，为配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均州古城被整体淹没，现在位于水面三四十米以下。我们脚下的关门岩半岛，现在看来是布满水鸟的河滩，但战国时则是一座高出均陵城约40米的山冈，巍巍然守卫着城市。
山水间，历史完成了惊人的转换。
祝恒富说，他曾有一次随渔民到水库中打鱼。看似平静的水面，真正置身其中，壮阔到令人有恐惧之情。正如汉江的名字，“汉”是浩大之意，古人将宇宙也形容为“汉”，故而有“天汉”“云汉”之说，《诗经》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云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小雅·大东》），写的就是天上的“汉”的壮丽。大约是东周时，这个“汉”字被用在了汉江之上。
“这些美丽本来都归于银河，可人们就是将其降临到这条江上。”祝恒富说。
就在我们站立的这一池湖水的地方，公元前281年，均陵城最终被攻破，以此为转折，楚国不久后即被秦所灭。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此时距盘龙城商人初临汉水，已过去了约1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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