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使职化’，标准说法叫‘使职差遣’，就是皇上临时派某人办某事，在此人本职岗位之外，给他另加一个头衔，事情办完就撤的，叫差遣；长期办事、形成固定头衔的，叫使职。
唐朝宰相就属于使职，原来三省长官是宰相，从太宗开始，朝廷某个干部，加上特殊头衔，比如‘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等，即可进宰相班子，处理国家大事。发展到后来，不加这些头衔，哪怕三省长官也不算宰相。
‘使职化’其实是一种必然，因为制度的变化，永远落后于社会的最新发展。但是，事情又不能不办，只好用一些临时性措施先顶一顶。
宇文融，就是那个先顶一顶的人。
李隆基给他加‘覆田劝农使’的头衔办事，根本原因，是原来的户口核查体系失灵。
失灵那些人会承认吗？不但不承认，恐怕还要反过来攻击能办事的人，这就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
因此，虽然宇文融成绩不小，皇上还给他升了官，但工作阻力仍然很大。
有公开唱反调的。两个人上书反对，一个是朝廷谏官一个是地方县尉，这一看就是有组织行为，为了制造一种上上下下齐声反对的气氛。李隆基态度坚决，谏官本职工作是提意见，不好动他，县尉给发配去了边远地方。
明的不成功，又搞暗的，而且更厉害。
开元九年宇文融开始干活，开元十年，朝廷配合户口整顿又搞‘括田’（土地整顿）。一是收职田，就是分给各级官员的田，这个东西弊端很多，因为官员有权，可以多占、占好的，太宗时就曾‘以职田侵渔百姓，诏给逃还贫户。’现在把这部分田收回来，国家按职务另外发粮发钱；二是检括‘天下寺观田’，这部分体量也不小。手里有田，清出来人才有地种，才能收得上租子。
本来工作正常一步步开展，没想到中途风向突变。开元十一年八月，‘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干好好的，怎么突然下这么一道命令？
无非有人做了工作。
对宇文融操刀的这项改革，《新唐书》有个描述，叫‘议者以生事，沮诘百端。’就是有人觉得他多事，百般阻挠。当然一般人阻挠不顶用，开元十一年，朝廷发生一个大的人事变动：张说代替张嘉贞成为首相。
宇文融的后台是宰相源乾曜，张说跟源乾曜关系不好，自然看宇文融不顺眼，加上他是著名文士，对这种搞钱的干部更是瞧不上。当时张说推动封禅，李隆基正在兴头上，难免听他两句。
有人反对是一方面，另一个更重要原因：第一阶段清查成果有限。按《剑桥中国史》的说法：
“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改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还比较粗糙，带着点命令主义，那第二阶段则进入精细化管理，照现在说法，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
史书关于这段的记载比较乱，前后夹杂不清，其实核心的就两份文件、一项成果：
第一个文件是开元十二年六月的《置劝农使诏》。
这个文件挺长，重点也有两条，一条是给优惠政策。
第一阶段清理时，也下过文件，那个口气比较严厉：‘诸州背军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同时给了一点甜头，但力度不大，‘情愿即还者，听待本乡讫免今年赋租课役’，只减免当年赋税差役。这次不一样：‘所在闲田，劝其开辟，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
啥意思呢？就是清出来的逃户，国家给你找地种，只收一种单独的税，就是剑桥史里面说的‘轻赋’，其它一律免掉，而且这个缓冲期有六年。这个政策一出，那些返乡定居的人不但恢复合法身份，还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安家立业的环境。
第二条是扩大宇文融权力：
‘宜令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劝农使，巡按人邑，安抚户口，与所在官僚及百姓商量处分。乃至赋役差科，于人非便者，并量事处分。’
宇文融开始只是清查户口，后来又清查土地，现在更厉害，凡涉及赋税差役的事，他通通可以和各级地方官‘商量处分’，他是中央来的，谁敢不听他商量？八月，又‘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直接提作监察部门二把手，这下威慑力更大。
带着劝农使和御史中丞的头衔，宇文融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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