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惊涛
3.安定中学堂招生了
现在，再次回到诗人袁枚曾经住过的葵巷，会发现：这条在杭州历史上并不起眼的街巷，实际是杭州很多大人物和大事件的见证者。
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秋天，它还将见证一个大事件的诞生。
几个月前，清政府全权谈判大臣奕劻、李鸿章，在北京与英、美等十一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彼时，作为杭州人的胡乃麟尚在湖北经商。他忧心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乃投书杭州俊彦陈叔通，询问救世救时之道。陈叔通其时虽只有26岁，但少年老成，眼界宽阔，深知国家民族之前途，乃在于教育维新。而商贾报国，兴学乃是首选。
于是一番动晓，劝服胡乃麟父子买舟而下，回杭州共商兴学大计。
胡乃麟父子行前，杭州耆老、曾任贵州学政的杨文莹即向浙江巡抚任道镕陈情，许以葵巷原敷文书院讲庐作为开办新式学堂的基础。任道镕虽已到杖朝之年，但人是清醒而开通的，对胡乃麟一支出于胡雪岩家族的财富实力以及实业报国的一贯行为也十分了然，自然对这个动议没有否定的理由。
胡乃麟父子到杭州不久，稍作安顿之后，就在杭州地方士绅的陪同下到葵巷考察。
“如我没有记错，胡先生家族应出自北宋理学家胡瑗一脉。”寒暄一过，陈叔通便问道。
“后辈不才，仰赖先祖之德，只是可惜未能继承遗志，干了这经商的营生。”胡乃麟呵呵一笑道，话语中大有惭愧之意。
“先生何须汗颜，今日主动捐资兴办新学，不正是继承安定先生教育遗志吗？”陈叔通安慰道。
“话虽如此，到底和先祖学术示范不可相提并论。助学只是资本出力而已，而真正的学高为师，我们这些只懂经商的后辈，是做不到了。”胡乃麟又是一声叹息，说话时，他同时看向儿子胡焕，那眼神里，有勉励，也有切责。
“先生不必担心，我已给你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陈叔通说，“这个人先生或许听说过，也是杭州人，是求是书院教习，中西学问都有，年前新办《杭州白话报》，影响很大呢！”
数人在葵巷现场踏勘，吸引了不少围观的杭州市民。何处建学堂？生员规模多大？教授哪些西式课程？既是规划，也是畅想。约略听得大体消息的一位市民还当场来问胡乃麟：“这位大人，小老敢问，这所新学堂，穷人家子，可否来读？”
他见这一干人等衣饰非凡，虽没有卫兵开道护卫，但仍然有威仪，其中的胡乃麟，被围在中央，定是出来微服私访的父母官了，所以斗胆上前询问。
这一问，倒让胡乃麟生了个不大不小的尴尬。答呢，自己算是承认自己是大人了；不答呢，又当面让杭州父老下不来台，答与不答，委实难办。
犹豫之际，倒是一旁的陈叔通眼明嘴快，他代胡乃麟答道：“既办新学堂，当然要有新思维。但凡是适龄学生，不分贵贱，都是要招录的。”
方说着，突见一着新式服装的青年疾步向众人走来。陈叔通忙笑着对胡乃麟道：“‘曹操’来了。”
这青年和陈叔通年龄仿佛，却别有一番朝气，正是陈叔通欲向胡乃麟引荐的维新派人物代表项藻馨，因他字兰生，陈叔通便称他兰生：
“兰生正当青壮，又通晓西方教学理念，正是新办学堂合适的监督人选。”
项藻馨听陈叔通夸赞，也并不客套地逊谢，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发了一番宏论：“所谓少之所习非壮之所用，这话是我早年说的，并不单纯批评官员出身，而是从大处着眼，思考国家教育的弊端所在。为今之计，是既要官当其材，更要事核其实。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办实事求是、培养为国家所用的人才更重要的事了。”
“项先生高见。只是如何落实这一个实字？”胡乃麟这一问，或许也有考的意思吧。
“我们中国人闭目塞听久矣，但总有一些人在努力睁大眼睛看世界。诸位实在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教育已经是怎样的一番模样，我们还停留在文以时文八股、武以弓矢刀石的阶段。所以但凡与西人交兵，莫不惨败。反思其中问题，正在我们的教育‘虚浮’。我以为，所谓实，要在经世致用，实际需要，西国之教育模式，近来通过传教士传习、翻译文献绍介，已渐为国人所知。至于那些因各种原因留在我国的西人，其实大都可以择而为良师，不必单从旧的书院讲习里选取。我们要拿来主义，是因为人家毕竟领先于我们。我们也并不需要客气，因为这毕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今天不拿来，难道还等着西人再一次用枪炮把我们打醒？”
一番话说得众人沉默不语。国弱民贫，这是这些年大家都亲生经历了的。洋枪大炮对弓马刀石，这样的场景看上去滑稽，想起来怆痛，一个国家积贫积弱到这个地步，焉能不时时处处挨打受气。知识无国界，那些国人较少接触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会聚变产生出惊人的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从整体上显得更有力量，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倒逼：继续八股时文，继续挨打受气；拿来改造推广，假以时日，便有了平等对话的能力。
葵巷考察回来，胡乃麟和项藻馨又有了几次交谈，对新办学堂的想法也越来越成熟。胡乃麟已经下定决心，以自己多年经商所积累的财富中，拿出银洋68000元，作为办学基金。其余聘名师、招生徒、定学规的事宜，就全权委托项藻馨。
大计既定，便需践诺守约。项藻馨是维新人物，胡乃麟又多有商海经历，两下商议，便在众人见证下，按照新式思维，签订办学合同。
“先生先祖籍出安定，又有安定先生教育示范在前，新学堂就叫安定中学堂吧。”合同签毕，项藻馨提议道。
众人道好，胡乃麟自然也就不推辞。“学堂重在务实，还要劳烦监督定个校风，以安师生。”胡乃麟补充道。
“我早已经想好了，就是‘务实质朴、扎实有效’八个字。”
“八个字就有两个‘实’，第一个‘实’是学风，第二个‘实’是教风。师生都务实，学堂乃安定；学堂安定，杭州乃安定；杭州安定，中国必安定。”项藻馨的补充解释，已经有了强烈的革命情绪。也难怪，在他的这种气质影响下，日后的安定中学堂，果然带出来了无数为国家兴旺、为民族发展而前赴后继的革命者。
但是，项藻馨高昂的革命情绪还没有降下来。他吩咐人备好纸笔，他要当仁不让，为这新学堂未来的师生们，题一幅振聋发聩的联语。
笔墨既备，但见项藻馨笔走龙蛇，众人跟着他的书写，一同朗声念道：
“是社会中坚，是国民先导，责任重丘山，我辈敢亏职守？正成德年龄，正达才时候，光阴争顷刻，诸生毋自蹉跎！”
有抱负、有理想、有责任、有期待，更有新式学堂的创新思维。胡乃麟明白，这个学校的“校长”应该是选对了。
次年6月，在浙江省和杭州府的两级政府首脑的支持下，因为胡乃麟充足的资金支持，安定中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学校规定3年内完成学业的学生，可直接送京师大学堂预科肄业。
似乎是一种呼应，前一月，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由此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第二所国立大学堂；
紧随其后，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师范课程，除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8小时为率，专门培养中小学教习。
而早在这一年的三月，蔡元培、蒋智由、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借办教育之名推进革命。到了这一年冬，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开始了改良教育的伟大历程。
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十二日，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章程》六件关系教育的文件由清政府颁行，由国家总其纲领的中国近代学堂教育体系由此形成，而由商人胡乃麟资助建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堂，成了地方近代教育体系先行先试的一个样板。
安定中学堂，就是今天的杭州第七中学。
作者简介
庞惊涛，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云棲阁主，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钱学（钱锺书）研究者，蜀山书院山长。有《啃钱齿余录—关于钱学的五十八篇读书笔记》、《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等著作。现供职成都时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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