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领域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但是自14世纪始，这种研究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研究的程度也更为深入。这一新的运动被称为人文主义，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准的纯粹“人性的”（humanen）理想，亦即一种非神学的文化理想，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主要有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薄伽丘（1313—1375）。后者的学术著作在今天远远不如他的中篇小说集《十日谈》那么有名，不过这部小说集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们将中世纪时几近散失的古典文献重新收集起来并对其加以研究。人文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影响了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受其影响的范围也从意大利迅速扩展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在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罗伊西林和乌尔里希·冯·胡顿。人文主义为哲学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它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以其真正的面貌获得复兴，这就是说，它不再受经院哲学的影响。这一系列尝试中最为重要的尝试就是从解释柏拉图的著作开始的，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东方比在西方更为活跃，来自东方的希腊神学家于1438年前往费拉拉参加宗教集会。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1453年），一股新的希腊学者流亡潮便开始涌入意大利。在第一批流亡者中就有乔治·格弥斯托士·柏莱图（约于136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他是柏拉图的热情崇拜者，他的别名就是模仿柏拉图的名字。他的演讲感动了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使他们计划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这应该是古雅典学园的延续。这个学园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玛西留·费其诺（1433—1499），他以极其优美的文笔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
在此之前，洛伦佐·瓦拉（1406—1457）等人就已经致力于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他们在西塞罗身上看到了这种复兴的体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谓复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著作在经院哲学那里就一直没有受到过冷落。但是，由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坚持要精确地认识他的哲学著作，使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越来越感到困难，他们难以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保持一致。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人之永生这一问题上。当时有两个亚里士多德学派，一个是以皮特罗·彭波那齐（1462—1525）为首的亚历山大学派，一个是阿威罗伊学派。关于永生问题，这两个派别进行了尤为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的争论倒使得这个本来没有基督教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化了。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作为基督教信仰之基础，影响持续达数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去，而亚里士多德哲学从宝座上跌落下来的同时，也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衰落。
各种复兴古典的思想运动几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创造性的和预示未来的哲学思想，它们的功绩主要在于，使得人们在审视希腊和罗马哲学时能够不带任何成见，不戴上经院哲学的有色眼镜，并能从世俗的角度出发。古希腊罗马哲学就这样被介绍给了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数代人，在随后的时间里，正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推动，新的创造性思想才得以产生。人文主义主要是学者们的事情，而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意大利语为rinascimento，意即“复活”、“再生”，意思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而达到人性的再生）则影响到了所有的生活领域：科学、医学、技术、法学和商学，尤其是造型艺术，至少在意大利它影响了所有的大众阶层。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为人类奉献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自然科学家和重大发现者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柯勒乔、拉斐尔、提香，集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为一身的米开朗基罗；全能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诗人塔索和阿里奥斯特，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建筑家布拉曼特，法国有朗萨尔和拉伯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德国有丢勒、霍尔拜因、格拉纳赫、格律内瓦尔德、黎曼施奈德、布克迈尔、威特·施多斯，英国有马洛韦和莎士比亚，还有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和慈运理；此外在其他领域内还有大商业家族美第奇、福格尔和威尔塞；伟大的统治者弗朗茨一世、伊丽莎白一世、菲利普二世、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卡尔五世；最后还有战争豪杰——当然他们在此意义上并非创造性的人物——如西班牙的海外征服者（Conquistadoren）、意大利的雇佣兵（Condottieri）。
在这样一个文化异常繁荣，并且宗教、政治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的生活和思想背景。弗朗西斯·培根活动于英国宫廷，在那里同时也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乔丹诺·布鲁诺的人生命运可谓动荡不安，他被迫在整个欧洲颠沛流离。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政治漩涡中。
米歇尔·德·蒙田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他通常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范畴，而且他的思想也不成体系，但是他的散文——这一文学形式就溯源于他——足以证明他是一流的独立思想家。他出生于1533年，其父是个殷实的商人。经过多年的学习、远游和社会活动，他既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却甘愿隐居到位于城堡塔楼的著名书房里著书立说，在那里，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随笔集》和《旅行日记》中。他的文章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之子：他的心灵是完全世俗的，带有批判精神的，充满怀疑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因此他坚决地鄙视各种巫术迷信。在他的思想中，人居于中心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挣脱了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对未来满怀憧憬，为了认清自身之谜，他擦亮了双眼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如同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大画家的自画像，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的过程。今天的读者会觉得，那时的许多思想都具有令人惊讶的现代性，仿佛就是当代人说的话。蒙田曾经说过：“那些在天下大乱时拯救国家的人，通常也是制造社会混乱的人。”他对国家、政治、思想、知识、教育、德性以及勇敢的个性等进行了反思，但是他的反思总是回到一个主题上：生与死。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人的本质的前提及其组成部分，我们的此在是生与死的共同财产，人生的事业就是去构筑死亡——这些思想与当代哲学不无相似之处，即把此在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在蒙田那里，深刻的思想、尖锐的观察和优美的表达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阅读他的文章令人感到少有的愉快，这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必备的素养。即使在今天，对于了解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想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来说，他的著作在这方面仍然是浅显易懂和引人入胜的入门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田曾经对他的散文进行过反复修订和增补，直到158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完整版。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他最为重要的散文或许是那篇论述加泰隆人莱蒙特·德·萨本德的文章，蒙田早先曾经把他的文章翻译成法语。蒙田持一种纯粹怀疑主义的态度：以皮浪为首的怀疑主义思想家难道不比所有后来的思想家更聪明吗？至少他们心里清楚，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切的东西！譬如，哥白尼的新学说已经证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新学说将来不会重新被驳倒和超越呢？即便我们严格地局限于经验知识，可是谁又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我们的感觉器官呢？再譬如，感官能否告诉我们“热”这种现象的真正本性呢？哪个主管机关能够裁定，我们的“感官经验”是否可靠？理性吗？可是谁又能确定，理性就那么足可信赖？蒙田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对现有知识加以批判性思考和检验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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