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我国的制瓷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各地名窑林立，不再是隋唐以来南青北白的局面，不仅国内的瓷器贸易兴旺发达，外销市场更加扩大，对外贸易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这些都是通过海路实现的。两宋时期，政府因无法控制河西走廊，陆上丝路衰落日益明显。
南宋（1127-1279年）及周边政权疆域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宋朝政府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目的，在唐朝市舶司的基础上，设立了更完备的市舶司，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以此把重要的对外贸易项目收归政府垄断，以获得巨额收入。据统计，南宋时期的市舶收入占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15%。除了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也积极通过海路同东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等地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亲善关系，相互传播文化，海路成为当时中国与海外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后的蒙元政权是个多民族大帝国，国家强盛、版图的扩大增进了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元政府继承了宋代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并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使得对外贸易比宋代更为繁荣。而这一时期的制瓷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品种的创烧成功，使瓷器生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瓷器外销比宋代更为扩大。不仅积极拓展海路，还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恢复了欧亚大陆的畅通无阻，并在陆路上遍设驿站，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为便利。同时，元政府也致力于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积极建立官方关系。
蒙元政权及四大汗国疆域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文化嫁接的元青花：中原白与草原蓝
1929年，中国古陶瓷学者、英国人霍布逊从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中国青花瓷中，发现了一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名款的云龙纹象耳花瓶。同年他写了《明以前的青花瓷》一书。但是他向学术界公布这一消息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霍布逊发现的那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蓝本，来到伊朗和土耳其，对照伊斯兰阿迪比尔寺和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的一万多件青花瓷进行研究，划出70多件在造型、纹饰、胎土、施釉、色调与之风格相似的景德镇青花瓷，反复比照，以那对象耳瓶纪年为名，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正是由于这件作品的发现，“元青花”这个在中国典籍上不见踪影的瓷器品种才有了自己的名号。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藏
青花瓷又叫釉下蓝彩，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施以透明釉在高温下以还原焰一次烧成，呈蓝白花纹的釉下彩瓷。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青花瓷诞生于明代，直到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出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元青花才得以问世。后来，考古学家又从扬州唐城遗址中发现了唐代青花瓷的残片以及9世纪阿拉伯沉船“黑石号”上发现的3件唐代青花瓷盘，证实早在唐代青花瓷的烧造已经出现，而且唐青花所用钴料进口于阿拉伯地区。可令人迷惑的是，唐代之后，青花却突然断代？明明宋代瓷器已经烧制得很完美了，为什么青花瓷却没有发展起来。直到元青花的异军突起，才开启了中国青花瓷的绚丽篇章。
元，青花如意印花缠枝牡丹纹菱口盘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陶瓷器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华夏先民最初发明陶器是为了生活便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后便注入了宗教、民俗、审美、道德等属性，精神超越物质，陶瓷器成为人们精神的表达。
宋代崇尚道教，道教尚青色，倡导清静无为。宋代士大夫们喜欢的是青瓷中那种“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一点点颜色的变化和差异。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的宋代瓷器往往朴实无华，无过多色彩装饰，体现意境之美。
南宋，官窑海棠瓶
但元代不一样，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不理解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自然不推崇宋人喜爱的青瓷、青白瓷等传统品种，选择以色彩浓烈的青花取之。归根到底，这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结果。
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与蓝天白云相伴而行。在《蒙古秘史》里也有“苍狼白鹿”的族源传说。蒙古人认为他们的始祖是由一只从天而降的苍狼与草原上的白鹿结合而生。蓝与白深入到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他们将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幻化成了瓷器上的青花。
元，卵白釉瓷塑戏曲人物纹印花壶
（乳浊偏白的卵白釉瓷是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创烧的一种高温釉瓷器，它的出现，为青花、釉里红奠定了基础。）
1278年，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这里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重优势。高超的制瓷技术加上蒙古人的蓝白信仰，细腻厚重的卵白釉在此诞生，浓翠鲜丽的元青花在此绽放。
元，青花凤纹草虫纹伊斯兰瓶
宋元以来，政府积极推动对外贸易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瓷器一直是对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商品。元王朝地跨亚欧，疆域辽阔，在海陆并举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比起南宋王朝更是辐射广阔。元青花自出现以后就成为了外销瓷当中的生力军，不仅为元朝政府带来巨额收益，更是在伊斯兰地区获得巨大成功。
15世纪，西亚、中亚细密画上的中国青花瓷
蓝白相间的图案符合伊斯兰文化的审美情趣。伊斯兰艺术具有强烈的特色，他们与蒙古草原一样，崇尚蓝色，认为蓝色是深远、纯洁、透明的象征，令人感到神秘、渺茫和静肃，这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因此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而这恰恰与青花瓷的色调特点所契合。元青花采用的优质钴料“苏麻离青”就是从波斯进口的。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其胞弟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1256-1335年），成为波斯地区的统治者。中国元朝和伊尔汗国始终都保持密切的藩属关系。当景德镇的工匠用波斯引进的优质钴料来烧造青花瓷，又将伊斯兰地区饮食习惯而生产的青花大盘、大碗销往该地，是多么奇妙的文化交流。
或许青花瓷最初出现在中国，就是为出口伊斯兰世界而生产的，因为元青花的造型和纹饰借鉴了当地风格。在一些15世纪伊朗的细密画上就可以看到当地人们用青花器皿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形象。草原蓝带来了波斯蓝，当它们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时，竟产生了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与域外文化实现了完美嫁接。
左图：13世纪，叙利亚玻璃描金高足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右图：元（1271年-1368年），青花番莲纹高足碗，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也带去了大量陶瓷器到各个国家进行友谊的交流，青花瓷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瓷器。在青花瓷创造的过程中，大量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历史典故、纹饰图案等中国传统元素也在其装饰当中出现，青花瓷连带附于其上的文化被远销到世界各地。瓷器所至，即为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所至。
二、从伊斯兰玻璃瓶到宋代瓷器
宋代的瓷器和伊斯兰的玻璃制品是中世纪中外物质交流的两大非常有特色的工艺产品。
受赵宋皇室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和推动，儒释道的融合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传统社会的审美趣味，一改汉唐以来金银奢靡之色，文化由开放转向自我认同，开始追求极简之美，并注重心灵安逸享受。因此，形成了品调高雅的造物艺术。在宋代所有的艺术中，宋瓷是最能体现这种境界的，闲适淡雅，宁静飘逸。宋瓷之美，可谓是中国的审美巅峰。
宋，官窑粉青釉弦纹瓶，故宫博物院藏
玻璃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神奇物质，极强的可塑性造就了它变幻无穷的非凡美丽。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于7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与陶瓷在中国各历史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类似，玻璃在西方的艺术发展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埃及玻璃、腓尼基叙利亚玻璃、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威尼斯玻璃的更替出现，不同地域的玻璃技艺相互吸收、融合与替代，充分说明了西方玻璃工艺从诞生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历史轨迹。
公元前3-前1世纪，东地中海地区双柄尖底瓶，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其实中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玻璃，但却始终未成大宗，与陶瓷相比，显得暗淡平常。有专家认为这与中西文化背后不同的审美情趣有关：西方的玻璃崇尚的是宝石般耀眼的光芒，而东方审美优雅含蓄，推崇的是典雅温润的玉石光泽。于是，玻璃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而中国的陶瓷享誉世界。
北魏，玻璃瓶，大同市博物馆藏
唐，伊斯兰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法门寺博物馆
随着丝路开通，不同文明之间开始频繁交流互动，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成为广受西方追捧的大宗商品，同时也从西边带回很多东西，玻璃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经丝绸之路从西方进口的精美玻璃器一直是中国上层社会争相追逐的时尚奢侈品与珍贵的宗教器物。
左图：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地中海地区，玻璃长颈瓶，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右图：宋（960年-1279年），汝窑天青釉大滴水观音瓶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一直保持友好交往，伊斯兰的玻璃制品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逐渐走进了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指点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客观标识。作为一种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艺术，伊斯兰玻璃制品以造型之美，清心静性之功能，成为宋代瓷器学习借鉴的对象。
左图：8-9世纪，伊斯兰玻璃三足钵，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右图：宋（960年-1279年），汝窑青釉三足洗
宋代官窑瓷器中烧造的纸槌瓶，因形似纸槌而得名。它的原型来自于9-12世纪伊斯兰流行的一种玻璃瓶，其用途主要是盛装香水或乳香等。北宋末年传入中原后，经改造而制为瓷器，成为宋代经典瓶型，就其功用而言，多作花器使用。有趣的是，朝鲜半岛在12世纪前期也烧造了青瓷纸槌瓶，这一时期正是高丽青瓷的辉煌时期，高丽与宋朝的工艺品交流十分频繁，许多宋瓷造型成为其模仿追寻的对象。来自西方的玻璃瓶造型，不仅成就了宋瓷的经典瓶型，也作为文化交流传播到朝鲜半岛。
上图：古罗马玻璃小瓶
中图从左到右：9-10世纪，波斯玻璃瓶，科威特国家博物馆藏；辽（907-1125年），刻花玻璃长颈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下图从左到右：北宋（960年-1127年），汝窑天青釉纸槌瓶；
南宋（1127-1279年），龙泉窑粉青釉纸槌瓶
由此可见，在中国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中，瓷器不仅是重要的输出品，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在往来于丝瓷之路的双向互动交流中也接受了其他优秀文化的启迪。
三、“世界第一大港”泉州的黄金时代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14世纪迎来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们，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中国作为亚洲海洋东端的经济与文化引擎，对世界海洋贸易与交流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核心贡献。
在此时空背景下，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积累了长期的海外贸易经验，因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此地设立市舶司，成为国家级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亚洲海洋东端最为重要的中心港口之一。在当时，它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并以“Zayton（刺桐）”之名流传于世。
李硕卿绘《涨海声中万国商》（局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制度保障下的贸易
晋室南迁后，中国的东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晚唐时，泉州已经成了一座繁荣富庶的港口城市。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确立泉州为官方贸易港口。南宋时期，建都临安，偏安东南一隅。南宋朝廷因失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户口也大大减少，急需海外贸易的税收来应对巨额的财政支出。此时，泉州市舶司的历年收入，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泉州港的地位与广州港相当，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到了元代，政府大力支持海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策之一。泉州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出口贸易和转运贸易并重的港口城市，外国商人从这里带走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
宋代泉州市舶司遗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产销一体的经济
作为宋元时期世界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海上丝路在中国的起点，泉州拥有独特的产、运、销一体的跨行业整合的海外贸易体系。从10世纪起，中国瓷器风靡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泉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10-14世纪，泉州城内外窑场遍布，最著名的窑场有德化窑、磁灶窑等。
德化窑白釉观音
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丝路的重要输出商品，被西方称为“中国白”。宋元时期是德化窑业发展的黄金期，产品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大量远销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磁灶窑地处福建晋江，是泉州民窑系中的代表之一。宋元时期它在中国陶瓷外销史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曾经远销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最远达到东非的肯尼亚。
古代丝绸之路沉船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7年，广州打捞局配合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却意外地发现了一艘南宋中期的沉船，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沉船。截至2015年底，“南海一号”共发现文物14000余件，其中瓷器13000余件、金银器近400件、铜器170件、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所发现的瓷器数量巨大，包括来自江西、浙江和福建的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磁灶窑等宋代名窑产品。从考古发现来看，“南海一号”其始发港就是泉州，目的地可能是东南亚或中东地区。
南宋，“南海一号”沉船瓷器，图片来源于网络
木船沉入海底后受氧化和海洋生物破坏，一般很难保存下来，“南海一号”现存长度超过30米，甲板的外轮廓基本完整，上甲板及以下部分保存得相当完好，即使放到世界范围内衡量，像“南海一号”这样保存之好、规模之大的12世纪沉船也是绝无仅有的，其价值难以估量。鉴于“南海一号”的完整性和重要性，2007年12月，该船通过整体打捞的方式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并对外开放展示，这一工程在我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界都是一次创举。
“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藏德化窑白釉喇叭瓶，图片来源于网络
1996年，在西沙群岛华光礁附近发现一艘南宋沉船，后被命名为“华光礁1号”。该沉船出水文物万余件，其中瓷器8000余件，主要为青白瓷，青瓷次之，还有一定数量的酱褐釉瓷器。出水瓷器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南安窑、松溪窑等的产品。据推测，该船应当是从泉州港出发，行至西沙群岛华光礁附近时，突遇强风大浪，被巨浪整个托起抬入礁盘内，船体碎裂而沉没。
南宋，“华光礁1号”沉船瓷器，图片来源于网络
古代航海风险很大，因为传播全靠风力航行，一旦大自然有变，就可能发生海难。海上陶瓷之路的无数沉船就印证了这种悲剧。中国外销瓷中的一部分未能达到预期的港口或地点，它们随着失事、遇难的船只沉没海底，这在当时是一场灾难，却为今天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海底遗珍。
多元共存的文化
开放的对外政策，繁荣的海外贸易，吸引了大量海外客商留居泉州，这些客商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锡兰人等。他们在这里不仅享受政策优待，来货多的外商更会获得奖励，而且其宗教信仰、风俗文化得到了充分尊重。
清净寺是古泉州的伊斯兰教寺院，是宋元时期那些远渡重洋的穆斯林商人及其族群日常生活的中心和精神家园以及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的珍稀物证
泉州城内外同时耸立着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印度教的番佛寺以及摩尼寺等。不同肤色、信仰和语言的族群，在泉州城内和谐共处，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富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遗产景观：通淮关帝庙与清净寺比邻而居；佛教与印度教共寺而处；清净寺的院墙上，镶嵌着大明皇帝保护穆斯林的诏敕；天后宫的焚香，在德济门外的番坊里飘扬；洛阳桥上，刻着锡兰人后裔的名字；混血儿的墓碑上，书写着汉语和波斯语的两种文字……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泉州和谐共处、包容融合，汇聚成一股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
雕凿于1339年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现存唯一的摩尼光佛石像
一千多年前，刺桐绚烂的泉州城，曾为世界海洋商贸版图上的重要地标。在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泉州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富庶无双的国际大都会。它以“东方第一大港”的宽博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诸多宗教文化和艺术也得以在此交流、传道。一千多年后，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世界遗产展现了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人民坚韧不屈、顽强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合作共赢精神特质的体现。
如果说唐三彩双峰骆驼，代表了唐初政权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声威的远播；那么宋瓷则体现了宋代看重并提倡的精神性灵：优雅、含蓄、古典、自得；元青花则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由汉唐而至宋元，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已完成南移，陆上丝路除了在蒙元时期有所恢复外，主体还是因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递减。海上丝路却因政府的支持和航海科技的改进逐渐活跃起来，并随着明代郑和下西洋而达到鼎盛。宋元在海陆并举下，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后更是引发了西方世界为了寻找东方文明而产生的新航路的开辟。
参考资料：
中文专著与图录：
1、安家瑶：《丝绸之路与玻璃器》，《文物天地》2021年第12期
2、谢明良：《陶瓷手记4：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3、宋新潮：《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明珠》，《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6月第3期
4、程庸：《瓷上世界：瓷耀世界——器以载道传扬瓷韵风华》，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5、郑云云：《瓷上世界：瓷上文化——东西方造物观的神秘链接》，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6、胡辛：《瓷上世界：瓷行天下——千年帝王意志下的瓷路沧桑》，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7、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社，2020年
8、陈克伦：《瓷器中国》，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译著：
1、【美】林肯·佩恩著，陈建军、罗燚英译：《海洋与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2、【美】罗伯特·芬雷著，郑明萱译：《从景德镇到Wedgwood瓷器：第一个全球化商品，影响人类历史一千年》，猫头鹰出版，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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