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日子过好了，对孩子的各种教育就逐渐跟上了，有条件好点的父母就希望让孩子将来出国留个学，去国外见见世面。
正因如此，中国目前的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好几年高居国际榜首。根据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在读人数占据了很多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榜首。比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等等，中国都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留学生生源国。
留学这事吧，往往是跟着经济文化水平走的。经济文化处于比较强势地位的国家容易吸引经济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留学生来学习。这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咱们古代那会经济文化水平高的时候，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咱们这留学。比如唐朝，就是因为自己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很多外国留学生来大唐学习。
大唐为了能够好好安顿这些留学生，也为他们制定了专门的制度，而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后，也为自己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大唐的这些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在大唐的学习经历。
一、大唐留学生哪国最多？你以为是日本，其实是新罗唐代最早开始接受留学生，应该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根据《新唐书·儒学传》的记载：“贞观六年 ……广学舍千二百区……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 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贞观六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周边的很多国家的王族都派遣子弟到大唐入学。
在这么多国家的留学生中，最为著名的毫无疑问是那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了。这可是上过历史课本的名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是作为日本遣唐使来到大唐的，在大唐他先后做到左拾遗、左补阙、卫尉少卿、秘书监等官职，其中这个秘书监那可是皇帝秘书长，这职位确实挺高的。
这位阿倍仲麻吕不光是自己官运亨通，他的朋友圈更是了不起，跟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有诗文往来，光是这光辉灿烂的朋友圈，就足够吹一辈子了。
很多读者朋友因为阿倍仲麻吕这个人太著名了，往往认为在大唐留学人数比较多的是日本，日本现在也确实保留了很多中国唐代的文物。可是，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误会。真正在大唐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实是新罗。
新罗这个国家现在没有了，其原来的国土现在是属于韩国的一部分。新罗当时是在半岛上与百济和高句丽呈三足鼎立之势的一个国家。这三国里，老大毫无疑问是高句丽，百济和高句丽基本上是同盟。新罗要想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夹击下存活，只有找一条粗的大腿来抱，而此时的大唐似乎成为新罗的唯一选择。
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新罗就已经派遣王族子弟来到大唐学习。到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王族金春秋所提出的派遣质子来到大唐，以此争取唐朝对新罗的支持。从此，新罗隔三差五就会派遣王子和留学生来到大唐学习。根据《东史纲目》中记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好家伙，每回要来一百多人啊。
根据《唐会要》中的相关记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新罗在唐留学生就多达二百多人，根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
那么，同时期日本送来多少留学生呢？日本的留学生往往都是跟着遣唐使来的。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大概是从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大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期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实际上真走成了的是13次。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日本遣唐学生这几次加起来共计约有149人，其中实际到了大唐的也就118人。
一百多人对两千多人，这人数差距也太大了吧？这要是在学校里打个群架估计都赢不了。而日本人数之所以比不过新罗，根本原因还是交通问题。朝鲜半岛跟中国接壤，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没多远，很方便。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但是日本跟中国隔着汪洋大海，要来一趟只能走海路。这大海上来个台风啥的这都没准，所以中日之间的往来就非常不方便。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那位阿倍仲麻吕就被这事坑苦了。在他入唐37年后，天宝十一载（752年），日本又派遣唐使团来了，阿倍仲麻吕想跟着使团回家去，当时李白、王维等各种大诗人各种给他送别。结果船开了以后遇上了风暴，把船给吹到越南去了。最后阿倍仲麻吕死里逃生，又返回了长安，再也没有回国。
既然来一趟这么不容易，人数少也就情有可原了。
二、来了以后好好学，考过“雅思”好做官——宾贡进士这么多留学生，唐代中央政府怎么安排呢？一般都是直接安排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学习条件还是挺不错的。《东史纲目》中记载：“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粮，唐自鸿胪寺供给”，意思就是杂费自己国家出，学费和伙食费由大唐的鸿胪寺负责供应。国子监所教授的主要还是以儒家典籍为主，外国留学生学习也是主要学这个。
当然了，学了好几年学的水平怎么样，最好是有一个方式检验一下，在我国古代，最好的验证方式当然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外国留学生毕竟跟本国人不同，无论是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都不一样，让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参加一样的考试，这事对外国留学生确实有点不公平。所以，唐代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单开了一门考试，这就是所谓的“宾贡科”。
宾贡科这个名词，在我国唐代史料里确实是没有，但是在一些唐人的笔记小说里，和高丽的史料里，都有这个名词。宾贡科这个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唐穆宗长庆初年，大概是公元821年前后。根据《东史纲目》中记载：“长庆初，金云卿始登宾贡科。”这位金云卿就是第一位宾贡科录取的进士，新罗人，。
相比正式的科举而言，宾贡科考试相对还是门槛较低的，所以在考试时也会刻意跟正式科举分开，单独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考试。这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出国留学考的那个“托福”、“雅思”之类的考试差不多吧。而且，宾贡科如果通过了也会跟正式科举一样，也会张榜公布名单。不过，为了跟正式科举区分，宾贡进士的名单往往是在进士名单的最末尾。
高丽名儒崔瀣的《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中曾经提到：“所谓宾贡科者，每自别试，附名榜尾。”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要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位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是不是也走的宾贡进士的路子才当官的呢？应该说从时间上不符合。阿倍仲麻吕在大唐生活的时间段大概是公元71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间段宾贡科这个名词还没出现呢。有学者考证他曾经考过进士，时间大概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考上以后就担任了唐朝政府的公务员。如果是这样，那么阿倍仲麻吕参加的显然不是宾贡科，而是跟唐朝本国学生一样的科举考试。作为一位外国学生，能够跟本国学生一起竞争，还能高中进士，由此可见阿倍仲麻吕确实是真有能耐。
那作为一个外国人，宾贡科考试的结果是不是很重要呢？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考上考不上，都非常重要。如果考上了，宾贡进士也是可以跟正常科举一样做官的。比如前面说的第一位宾贡进士金云卿，后来做官做到兖州都督府司马。再比如被誉为“韩国汉文学鼻祖”、“东国儒宗”的崔致远，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考上宾贡进士，后来做了宣州溧水县尉的职位。
不过作为外国留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终归还是要回到本国去的，那么，考上宾贡进士的人回到本国去，待遇会怎样呢？那基本上就是相当重视了。这可是到大唐镀过金的人才啊，在当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海归”啊。
比如说刚才说的崔致远，回到新罗以后“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 出为武城太守”，在大唐是个县尉，回国成了兵部侍郎了，可见大唐镀过金的人才回国还是很抢手的。还有很多在大唐学习的人，回国以后都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比如入唐学习阴阳家的金岩，回到新罗以后成了司天大博士，后来还当过太守。
崔致远
前面说了，考上的可以高官厚禄，就算回国那也是引进人才，那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呢？这个大可放心，就算考不上，回国也是高人一等。《三国史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个事，说新罗元圣王五年（788年），新罗王准备提拔一位叫子玉的人当官，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子玉不是文职出身，不能担任领导职务，这时旁边的侍中说：“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新罗王一想也对，于是就听了侍中的意见。由此可见，别管你考上考不上，只要你曾经去大唐留过学，那回国一般都会有重用的。
【懒龙说】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在经济文化上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国家会吸引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国家的留学生来学习，其实文化传播往往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的政治越稳定，经济越发达，才会更容易产生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产品，才会更容易催生文化地位的强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前几年看的韩剧，前十几年看的台湾影视剧，再往前看的香港电影，其实都与这种规律不谋而合。
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地无疑是被大唐所占据。在大唐雄厚的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下，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学习大唐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知识。这也造成了大唐这么招外国留学生稀罕的情况。周边各国纷纷将自己国家的精英送往大唐接受大唐的文化洗礼，从而希望能够在文化上靠近大唐，获得大唐的认可和庇佑。比如新罗就是在这方面比较积极的。
其实，唐朝政府也是有意推动留学生的发展，为此甚至为外国留学生打开了科举的大门，设立了宾贡科，将外国留学生也置于唐朝公务员选拔的范围内。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让这些外国留学生能够熟悉大唐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另一方面还能让这些外国精英都能够更深入的融入中华文明圈层中，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进一步巩固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认同。
而这些在大唐经过深入学习之后的各国精英，在回到本国以后，也往往会按照中华文明的处事习惯，来处理国内的政治事务。这无形中在大唐周边形成了一个以大唐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强大文明圈，这个文明圈有着同样的典籍，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文明因子，同样的思维习惯。而经过大唐的文化洗礼，周边各国也不会对他们的“文化母国”——大唐流露出戒备和反抗，这也反过来对于大唐的国土安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唐的“文化自信”所在吧。
参考文献
1、《入唐新罗留学生研究》 关贺 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耿虎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3、《追随崔致远在中国唐代的历史遗迹》 赵诚焕 阴山学刊 2001年9月
4、《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刘后滨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1期
5、《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 刘海峰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6、《唐朝对新罗宿卫质子教育研究》 权太东、高福升 东疆学刊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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