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思维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习惯。在日常的制度设计中，我们会发现，制度设计没有“一招鲜”，制度设计中也几乎没有“全垒打”，几乎没有制度能够设计成全是好处、没有一点问题。因此理性的制度设计只能说两害相较取其轻，两益相较得其重，寻找到一个利益更大化的选择。
观察社会现象可以有四问：
第一问
源头是否有失？也就是制度上有没有漏洞，激励是否有效？惩罚是否有力？
第二问
执行是否能够形成普遍的预期？也就是执法后是否对人们起到了普遍的规范作用。
第三问
裁判者是否给人们形成了公正的印象？
第四问
宣传是否促进了法治意识的形成？
举个例子，许多城市纷纷“禁摩限电”，引导人们遵守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规则是好事，现实中摩托车、电动车不按照交通规则行驶确实产生了很多交通问题，但不能没有出事就放手不管，遇到事就全面禁止，这不是法治的思维习惯。这种做法简单粗暴，一般无法长期实施，因此通常都与运动式执法相伴相生，搞一阵，以后大家又都随便了。
这种做法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幸福指数，更为严重的是给了人们一种认知，法律原来也就那么回事，这是非常坏的结果。即便是解决摩托车、电动车这种小问题也需要一整套系统工程。
政府认同电动车销售，就意味着电动车是可以使用，可以上路的。毫无疑问，电动车应当走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随意上机动车道。然而，很多地方没有自行车道、电动车道，显然，我们不能让这些人骑一会儿，再扛着车走一会儿。
因此，第一，我们得首先确保有路，要科学设计、划定道路，让人有路可行，这是前提。
第二，制度设计好了，如果有些骑摩托车、电动车的人有自己的路不走，就愿意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么对这样的人要严厉处罚。有必要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规范“摩电”，设计好这个惩罚的力度。
第三，有的交警说，我们人员有限，查不了这么多摩托车、电动车。其实，法治的状态很难做到违法必究，但也不能搞一时歇一时，而是随机性执法，交警执行公务时看到了就罚，时间一长，人们就明白无论在哪儿，违反交通规则都有可能被抓。社会形成了这种违法就可能被抓的预期，违法事件就会大量减少了。
第四，要给这些车辆发牌，发牌不是为了限制数量，而是便于追究责任，利用好电子眼也会形成有效的震慑。
第五，还要借助好媒体宣传，还是那句话，办坏事的成本小、收益大就意味着是鼓励，因此遇到交通违规，我们的宣传不应该是对这个人的谴责，而是告知全体大众，这个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为未来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做铺垫。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驳杂，媒体起码要把全部事实介绍出来，让人们明白法律不是没用的，进而为法治成为信仰奠定思想基础。
第六，还要做好教育工作，既包括对成人的交通教育，也包括对儿童的交通教育，娃娃从现在抓起还来得及，如果他们都做到了遵守交通规则，对成年人也是一个触动。
宪法是为了确保国家治理科学化、人权得到保障而设计的一整套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宪法思维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制定并遵循科学的制度，顾及人们的普遍情感，有所作为，是让社会变得更好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宪法思维与法治素养》，因篇幅限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