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梦想：啥时候可以去禹县呀！‖老家许昌
文‖王德才
上世纪70年代，对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进城，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的家乡在禹州城北10多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在童年的记忆里，除了去姥娘家、姑奶家走亲戚，我哪里也没去过，哪怕是我心目中离得最近的城市——禹县。
那时候，生产队经常在晚上开群众大会，会场就在养牛的饲养室里。队长领着读报纸，我们小伙伴就躺在里屋喂牛的麦秸堆上听大人们说“瞎话儿”，什么鬼故事、长工智斗地主啦等等，很多。不过，让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进城的故事。有个我叫丑爷的饲养员讲，那城里可大了。
“有多大？比咱公社还大？”有个小伙伴不服气地插嘴道。
“恁小孩家懂个啥？紧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汉口，你说大不大？”丑爷提高了嗓门，那神情就像是对牛弹琴一样。
我仰起脑袋费劲想，离俺村12里的姑奶家算是我去过的最远地方了，父亲用架子车拉着我去走亲戚，上午去，下午半晌就到家了，这一天都走不出的汉口究竟有多大？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有个小伙伴，姑姑是郑州的。那时候，每年夏天收完麦子生产队交公粮，都有郑州的大卡车直接开到我们的打麦场上装粮食。他家人给人家司机说说好话，他就能坐上汽车去郑州姑姑家玩一个假期。
回来后，他经常被我们一群小伙伴围着讲郑州的高楼大厦、大马路、二七纪念塔、动物园等，让我们感到既新鲜又好奇，全然不顾他那洋洋得意的神情，心里直羡慕人家咋就有个城里的好亲戚呢？
城市，好像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遥远，我幼小的心里对进城有了一种莫名的期盼。
然而，第一次进城带给我的却不是快乐。
小时候，我腿上长了个毒疮，在大队卫生室治不好，父亲就用架子车拉着我到禹县医院去看。
进了城，我只记得在马路西边有个院子，临街有个不大的木门。进到屋里见了个女医生，父亲刚把我放到地上，我拔腿就往外跑，因为我知道在这里不是吃药就是打针，不是苦就是疼。可毕竟太小，刚跑出大门不远，就被父亲追了回去。现在回想，那地方应该是现在老公疗医院的地方，那时候好像叫一门诊。
第二次进城留给我的记忆是贫穷。
那时候，生产队粮食产量低，分到家的不够吃。那是一个冬天，父亲和邻居木哥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进城去籴红薯干儿，我也坐着车子去了，让我去的任务好像就是看车。半夜出发，走到城里天还不亮。只记得走的是北关的漫水桥，到了一个后来才知道叫广场的地方，人们点起几堆火围着取暖，别的就不记得了。
1983年，我到禹县一高上学，这才真正算是进了城，有机会仔细看看县城的模样了。
那时的禹县城，基本都在护城河以内，就连一高西边、北关制药厂对面、现在迎宾路一带，都是大片的庄稼地。
几条街既不直，也没硬化，一到雨天泥泞不堪。街道两边都是高低不齐的老瓦房，那黑皴皴的瓦垄上长出的一簇簇瓦松，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只有两、三层高的红石楼、百货大楼和国营旅社算是最高的楼房了。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城。在城里，我第一次住市委招待所，第一次喝鲜啤酒，第一次吃羊肉烩面，而南大街新建的四层高的南大旅馆成了县城最高的大楼。
再后来，我也去过许昌、郑州，觉得城市确实比农村好。但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内心里从没有哪怕一丝一毫到城里生活的奢望。
1999年，看到身边许多人都到城里买房，妻子就同我商量：“要不咱也在县城里买个房子？”
“咱家在农村，工作单位离家两公里，到城里买房子，舍近求远跑城里住，图个啥？”我觉得这纯粹是瞎想。
可拗不过妻子，我只好东借西凑，买了一套二手房，没想到很快就用上了。一年后，妻子工作调整，来到了离禹州城很近的一个单位上班。过了两年，我也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回老家反倒没有回城方便了。于是，我们便正式把家搬到了县城。没想到原来觉得离我很远的城市，竟真地成了我的家，感觉变得真快。
前几年，儿子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了南方大城市工作。妻子有点后悔地说：“咱是不是让儿子到外省上大学选择错了？这一出去就跑野了，不回来了，咋办？”
“男孩子嘛，跑远就跑远点吧！有人不是说，咱这一辈儿是从农村打拼到了城市，就不兴他们这一辈儿从小城市打拼到大城市？”我劝妻子说。
是啊，当年，我那遥不可及的进城梦想，随着我在城市安家而尘埃落定。现在，看看禹州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再看看全国城市翻天覆地地巨大发展，还有什么梦想是实现不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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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才，男，1965年生，大专毕业，现在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工作。业余从事过新闻报道，文字散见于《故事会》、《故事家》等报刊。过知天命，常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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