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全体会议。
在听过6位代表发言后，李克强做了发言，金句连连，不仅妙解“福”是“建”出来的，而且提到了100多年前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最杰出代表——严复。
严复与他翻译的《天演论》
1854年，严复生于福州侯官。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后来以黄宗彝为师，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了解。
14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严复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学习驾驶，同被录取的还有邓世昌等人。他对几何、代数、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军事学、伦理学、音乐等西方科学知识都有涉猎。
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政制与哲学。这一时期，他不仅对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还了解了古代欧洲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其中对严复影响最巨者，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这些使严复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远胜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以致郭嵩焘、梁启超都交口称赞严复“中西兼通”。
回国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但严复不相信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
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两次科举应试，均以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中国人面前。悲痛的严复“尝中夜起而大哭”。他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
1897年，严复与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
为了惊醒国人，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书中的一部分，加上自己的评语，出版了《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的《国闻汇编》刊出。这是严复翻译的第一本书，也是中国人译介西洋学术名著之开端。
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康有为读后，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赫胥黎像
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是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1893年，68岁高龄的赫胥黎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场讲演，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这份讲稿经过整理，即为《天演论》。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
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严复借此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理而亡国亡种！这一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天演论》中译本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且影响了几代人，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而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成为严复最重要的译著，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严复铜像
胡适曾评价道：“自《天演论》出版后，中国学者方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供我们采用。”在他眼里，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就“开眼看世界”而言，如果说林则徐是看到了科技、器物，认识到了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严复则深入到思想、体制乃至哲学的层面，这是更深层次的“看世界”。
开放与交流，应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而我们读懂世界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好。正如李克强对严复的评价“放眼世界又葆有纯正中国心”，严复的全球视野与爱国情怀，今天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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