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奇怪的是，尽管指南针在我国古代航海中的应用是如此广泛，但有些西方学者却一度认为，固然是中国领先世界发现了磁石的“示极性”，但率先将其应用于航海导航的却是阿拉伯人。最滑稽的是，用来论证这种说法的还是古代中国的文献。北宋的《萍洲可谈》有一段记载，“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阴晦观指南针。”其中的“甲令”两个字，原本是“朝廷法令”的意思。谁知不谙中国典籍的洋人居然将其误读为前来中国通商的“蕃客”（阿拉伯、波斯等地）船主姓氏，即“Kling”，还因此臆断什么“中国人把最先实际应用磁针的荣誉归之于外国人，最有可能是穆斯林。实际上在东亚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与非洲之间的航海贸易操之于穆斯林之手。这项大发明可能完成于11世纪末，如果不是在这以前的话。”（乔治·萨顿）
18 世纪伊朗产黄铜罗盘
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此。古代阿拉伯与波斯人要是知道后世有人强加给自己这份荣誉，恐怕也会有受之有愧的感觉。公元1232年，穆罕默德·奥菲用波斯文写了一本《奇闻录》。其中记载，作者乘船在海上旅行时，亲眼看到船长用一块凹形的鱼状铁片放在水盆中，此浮鱼头部便指向南方。船长还向他解释说，以磁石摩擦铁片，铁片就自然具有磁性。这也是迄今最早提到指南针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比《萍洲可谈》晚了一个世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奇闻录》的阿拉伯海上导航仪器，形制样式都与北宋《武经总要》里记载的“指南鱼”如出一辙。
宋元时代，中国与西亚的海上交通非常繁忙。由于中国船只不但船身庞大、结构坚固、航速较快，而且又有指南针指航，不易迷失航线，西亚商人都乐于乘坐中国船只；加上当时的泉州、广州都是世界一等大商港，有很多“蕃客”旅居在泉州、广州等地，阿拉伯与波斯人确有引进指南针知识的优先条件，他们显然也是用中国技术制造水浮式指南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