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汉、匈形势决定的，是汉和匈奴双方最高领导的明智决策，也是符合汉和匈奴双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
先说匈奴的情况，由匈奴贵族对西汉的长期侵扰所引起的战争及其失败，给匈奴带来了严重恶果，而匈奴人民所受的灾难尤为深重。这首先是人口与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其次是匈奴因战败而不得不退出了许多适于游牧的地区（如楼烦、白羊王部退出今内蒙古河套。浑邪王部退出今甘肃河西走廊），被迫远走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这当然影响畜牧业生产。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被匈奴征服和奴役的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南投汉朝，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在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单于争立”和郅支与呼韩邪的战争。匈奴内部大乱，更把匈奴的部族、社会和政权推向绝境。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呼韩邪单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审时度势，毅然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转变与汉朝的关系，归附汉朝，以保存他的政权和部族，挽救匈奴行将灭亡的危局。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春正月，他入汉朝觐见期间，自言愿当汉家女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和亲之举。
从汉朝方面来说，对呼韩邪的归附是十分欢迎的。因为汉朝一向认为，匈奴是游牧之民，迁徙无定，很难把它制服。武帝虽胜利地对匈奴进行战争，但用兵数十年，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㉕的巨大代价。现值匈奴内乱，呼韩邪主动归附，自属喜出望外。况且当时郅支单于仍在塞北，威胁汉朝，故接纳呼韩邪并以之牵制郅支，这正符合汉朝安定北方的基本政策。
在汉朝内部，围绕对匈奴政策也有激烈 的争论，如在汉宣帝五凤年间五单于争立时，有许多大臣就认为匈奴为害日久，主张乘其内部大乱之机，举兵把它彻底消灭。但是老臣萧望之主张“吊其民、辅其国”，以德收服匈奴。宣帝听从萧望之的意见，以宠礼接待了呼韩邪，并派兵帮助他稳定政权。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和平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他决定命王昭君出塞和亲，这并无屈辱色彩，而是汉匈两族进一步和平友好的象征。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汉匈两族由战争走向和平，完全归功于王昭君个人的作用，而只是说汉匈两族在经过长期战争折磨之后，双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力对比不同了，这才是汉匈关系转向和平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汉匈由战争走向和平的道路上有很多标志，如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初次来朝及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第二次来朝都是标志，但当时双方更多的是相互戒备、相互试探，因为双方战争、对峙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很难因为一两次朝见就达到高度互信。而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的第三次来朝，双方的和平友好意愿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考验，呼韩邪单于的真诚取得了汉朝的信任，他希望当汉朝女婿的愿望才得到批准。
因此，以昭君出塞和亲这个喜庆大事为标志，才使汉和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达到了高潮；而且在此后的五六十年中，也一直是通过王昭君及其子女、亲属，把这种友好关系继续维系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某种标志，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性决定的。故昭君出塞能够成为历史上最深入人心、最鲜明、最显赫的重大标志之一，是有其必然性的。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由呼韩邪主动请求，经汉元帝批准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有必要对汉元帝这个人物略作介绍。
汉元帝，名刘奭（音释），公元前48至公元前33年在位。他是汉宣帝与许皇后所生。史载他的性格从小有些软弱，优柔寡断，所以有时被宦官、佞臣如石显之流钻空子，但从总体上看，他还不失为一位较好的皇帝。他是一位守成之君，没有开国之主如高帝、中兴之主如宣帝那样有所作为，至于像武帝那样有魄力、有韬略，更是望尘莫及。但在他当政时，周围的忠臣良将还不少，汉王朝的国力仍能保持鼎盛之势，汉朝的声威仍远及西域及中亚。
直到他的儿子成帝继位后，汉朝的国势才开始走下坡路。班固的父亲班彪在《汉书·元帝纪》赞中说：“臣（班彪）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班彪还说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可见元帝的确是个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皇帝，所以很容易被后人描写为风流倜傥的多情种子。
在处理汉匈关系上，汉元帝是比较明智的，采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他的师傅萧望之一直主张和平友好地对待匈奴，他可能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如对诺水之盟的问题，当时有的大臣认为韩昌、张猛未经请准朝廷，擅自与呼韩邪盟誓，是“羞国家，伤威重”。但他仍不令解盟，并同意了呼韩邪北归单于庭。在单于求亲的问题上，他同意昭君出塞，使汉匈关系进一步和好，说明他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在和亲以后，呼韩邪曾上书提出撤去汉朝边防，由他负责代为守卫，以省边戍之劳费。汉臣廷议，多以为便。独郎中侯应反对，提出“十不可”的理由。
元帝采纳侯应的建议，下诏“勿议罢边塞事”，说明他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当王昭君以惊人的美貌，“丰容靓饰”，出现在临辞大会之时，元帝也许会感到吃惊，并为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个美女而感到遗憾。但是这种情绪，未必 像 后代文学家们所夸张描写的那样，被悔恨和嫉妒折磨得丧魂失魄。他毕竟保持了大汉天子的威仪，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批准了昭君出塞。在遵守诺言方面，他也是明智的，并不像有些皇帝那样重色轻国、昏庸糊涂。总之，在汉匈和亲问题上，他是个因势成事的正确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当然，汉元帝也像一般皇帝一样，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人”。我们不可能对封建皇帝的私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甚至连武则天那样杰出的女皇帝也有不少男宠。这种情况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只要他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因荒淫无度而败坏朝政，影响国计民生，就应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去理解。故对于元帝后宫嫔妃众多，以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召见，不宜作过多指责。
由于牵扯到对昭君出塞的评价，汉元帝往往被历代文人批评、指责，甚至被当作昏君的典型，这对汉元帝来说有点冤。如宋朝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说：“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不但指责他不辨美丑，而且批评他不辨贤愚。萧太傅即主张与匈奴和平相处的萧望之，宣帝时官居太子太傅，宣帝病危时遗诏命他辅佐元帝。他劝元帝注重文教，减轻赋税，后来却被宦官石显等人诬陷，被迫饮药自杀。诗人感叹萧望之一生忠贞，却被谗屈死，而昏庸的皇帝竟没有一点怀疑。司马光正是借此斥责君王不明、贤臣被黜。他以史家的春秋之笔，直言而达理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发出了人生的感叹。
昭君出塞和亲是否自愿？这是史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 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一段史料，言之凿凿，说明昭君的确是自愿向掖庭令求行的。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昭君作为封建时代宫女，既知塞外生活艰苦，不可能有自愿请行的高度觉悟；并进而怀疑《后汉书》的可靠性，认为《后汉书》所载自愿请行的事，《汉书》却记得十分简略，只写作“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论者认为“赐”便是被迫的。
我们认为，首先，《汉书》、《后汉书》均为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第二，《汉书》用“赐”字，主要是为了突出汉朝对于匈奴的“正统”地位和“君臣”关系，汉朝强调自己是“正统”、是“君”，用一个“赐”字，高低立见，这里并不涉及昭君是否自愿问题。第三，用“赐”字未必都是被迫，“赐”是从元帝对匈奴角度说的，“自请”是从昭君个人角度而言，二者并不矛盾。昭君请行，元帝赐行，正顺理成章之事。
范晔所记和班固所记，大同小异，小异主要在于一详一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近的，何以记载略；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远的，记载何以反而详？何以辩证范晔和班固的小异之处？
毫无疑问，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只发生过一次，但对这些历史事实的书写却可以反复进行。同样的史实，司马迁写过，班固又去写；班固写过的，范晔又去写。“只要时间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就会经历连续的变化，使得历史的不断重写成为必要。”㉘何况前史不详，后史补记，乃史家常规。所有严肃的史家都把陈述历史的真相当做终极目标。然而愿望不等于现实。由于史家多半不能直接经历历史，于是历史的叙述、解释就要受到史家历史意识、历史观念的制约，这就使历史与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因而，对文字书写的史实需要考辨，并且对历史的解释往往成为主导阶级的“权力话语”。这是我们对同一史实的叙述详略异同不一的一个理论上的回答。
下面回到具体问题上来：班固和范晔所记昭君事迹何以一略一详？一是历史意识、妇女观不同。班固是比较正统的儒家，他之所记着眼于汉匈两族关系，对一个出身平民、待诏掖庭的宫女是否自愿和亲是不太重视的，记载比较简略可以理解。《汉书》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自愿请行的事，但多有汉匈双方利用昭君的关系发展友好联系的记载，其写作角度更着重于两族关系大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思想上有不同于班固的一面，他曾喝得大醉去听挽歌，曾拒绝为皇帝弹琵琶。他的妇女观也相对进步，在他以前的史书中并没有单独地突出妇女地位，而《后汉书》却首先开辟了《列女传》的专传，记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事迹。他对王昭君这样的杰出妇女给予更多的笔墨，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班固一向认为“和亲无益”，因而对昭君和亲兴趣不大，所以记载简略，虽然他也不认为昭君和亲有什么屈辱；
范晔呢，身处南朝刘宋朝，其时民族矛盾尖锐，南方汉族多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抑、侵扰，反对和亲是主流意识。而范晔却敢于逆主流而动，偏偏写了一个和亲成功的范例，详记昭君事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宁肯相信范晔叙述的真实性，因为他不人云亦云，却有胆有识，而且在运用史料上他也会更谨慎小心，以免授人以柄。《后汉书》成书虽晚于《汉书》，但距昭君出塞亦不过三百年，当时史料尚存较多，文中所记除昭君自愿请行外，还有许多的细节为《汉书》所不载，未必皆不可信。三是叙史风 格不同，班固《汉书》以凝练著称；而范晔就上述征引的文字看，带有明显的六朝文风，所写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乃文学家笔法，注重描绘、渲染，而“帝见大惊，意欲留之”更是直接的心理描写了。
总之，二书记此事大体轮廓相同，《后汉书》只补充了细节，并非凭空杜撰。唐人刘知几撰的《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后汉书》条说，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还有资料说，在范晔之前，伏无忌、黄景等人曾作《南匈奴传》。可见范晔所写，必有所本。而这段昭君请行的记载又合情合理，其基本框架，特别是自愿求行、临辞大会、光耀汉宫等史实，是不会虚 构的。因此，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宋人王懋《野客丛书》便认为：“此事前汉（书）既略，当以后汉（书）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史料，实事求是，既不能抬高古人，亦不可低估古人。以封建社会一位普通宫女不会有自请出塞和亲的觉悟，来论断自愿请行之不可能，只不过是推测之辞。其实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的杰出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德，例如《诗经·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战国时的西施，刘向《古列女传》所记的漆室之女倚柱悲啸，曲沃之妇款门上书，更有王昭君同时代的女外交家冯嫽等。
昭君自请出塞的原因从昭君个人的独特遭遇来看，她自愿求行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她出身于民间，具有劳动人民善良质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养成了坚定顽强、正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她敢于面对塞外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
其二，范晔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这正是她自请出塞的思想基础之一。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通常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后宫佳丽更多，以致后人描写他的宫女竟有三十六年见不到君王一面的。故在封建皇帝的后宫中，除了极少数争媚斗艳、侥幸得宠者外，绝大多数宫女都不免白白地葬送青春，老死深宫。即使四五十岁后被放出宫，也 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入宫十六今六十”，正是她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因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被选入宫看作是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故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丝毫也不稀奇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宫女即使受到宠爱，被封为妃嫔，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汉书·外戚传》说：“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后及成后四人而已 ……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后汉书·皇后纪》还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即在宫中成千的美女中，能够排上地位、有头衔的就有十四个等级。
而昭君入宫数年，连这个长长的阶梯也没排上，还在掖庭待诏。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而从昭君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人格的尊严，希望脱出这禁锢人生的“黄金牢笼”，避免“上阳白发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怨”也是情理中的事。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亲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
其三，昭君久住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友好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呼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㉚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煊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
因此她对汉与匈奴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下令选宫女去和亲时，昭君自然会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时，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其四，王昭君对匈奴生活的艰苦，当时亦有所闻。她以一个弱女子背井离乡，远嫁异域，其中所遇到艰辛困苦，不能不有所考虑。况且她身负汉匈关系的重担，更需好好掂量。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多地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一身的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得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并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郑重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自愿献身民族和平友好事业，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有理想的女子。
她是远远超出一般因循苟安的凡庸女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一般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男子的。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就说：“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纡北顾之忧也。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自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消鼙鼓也。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抔之土，长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孔陵之桧，徐君剑形之草，仲卿连理之树，武穆向南之枝，同昭回于今古。”他对昭君出塞的评价，着眼于肯定其高尚的爱国动机，甚至把她与周文王、孔子、岳飞等相提并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向来是极为慎重的，特别是对待第一位前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决不会轻率决定人选。过去的和亲多用宗室贵族女子，为什么这次单单选用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这一方面是因呼韩邪为主动前来归附的藩臣，毋须选送宗室贵族公主，另一方面则因昭君自愿请行，态度坚决。这也说明她对汉匈和亲的政治意义有一定认识。假如昭君不自愿报名，或者毫无政治头脑，甚至自暴自弃，视和亲为绝路，汉朝绝不会选她出塞。这也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一个反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昭君出塞后的表现和效果来看，也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请求出塞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汉代的另外一位和亲公主细君来比较一下。
汉武帝时期，为了拉拢乌孙，牵制匈奴，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这次联姻非常隆重，武帝赐给公主乘舆和其他御用物品，准备了极为丰厚的妆奁，并配备了属官、宦者和侍御数百人随公主遣嫁。昆莫立细君公主为右夫人。然而，这隆重的政治联姻背后是细君公主的悲悲戚戚。由于细君的出塞和亲是被迫的，所以和亲后的表现也与昭君不同。《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语言不通，生活很不习惯。这时昆莫已年老，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感情可言，公主自治宫室独居，一年中与昆莫会见一两次。
远离家乡父母，身处异邦的细君，悲不自胜，她还作了一首歌，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歌中细君公主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激烈、胸怀广阔的气度来，真是有天壤之别。这恐怕与她们一个出身贫民、一 个出身贵族有关吧！
当然，昭君出塞时的心情，以常理推之，不会是单纯的“笑盈盈”，更不会是单纯的“哭泣泣”。她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是喜亦有之，悲亦有之，壮更有之。喜的是能以弱女之身为祖国安宁、汉匈友好贡献力量，同时也脱出了终身处于禁宫的苦难；悲的是远离故国、远离父母，思乡念亲，难免感叹，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对不习惯塞外生活的担忧；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勇于牺牲、知难而进的壮烈豪情，是决心迎接艰难生活的考验，肩负起民族友好重任的雄心壮志。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理解昭君，才会是历史的、辩证的、入情入理的。
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她从困境中看到并抓住机遇，在生命的长河里奏响了高亢激昂的人生乐章。命运就是这样，只要你寻找，机遇和可能总会有的。呼韩邪提出愿意“婿汉氏以自亲”，王昭君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掖庭令求行”，得到元帝批准。昭君此举，惊世骇俗，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不好理解。其实正是昭君性格的必然体现。王昭君，一个出身平民的柔弱女子，承负着两族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心愿，毅然从江南水乡走向了塞北的风霜雨雪；她也因此名垂青史，活在世世代代各民族人民心中。昭君出塞不同于以往的和亲，她不再是汉朝政府妥协求和的政治工具，而是双方真诚和平友好的开端和象征。自此之后六十余年，战火停息，双方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
发生在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和亲，尽管年代久远，我们仍然能够从一鳞半爪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和出土文物等方面看出：对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西汉和匈奴来说，都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喜事；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域各国来说，也是引起轰动的重大事件。
关于昭君离开汉宫前往匈奴时的情景，史料记载很少。《后汉书》却以细腻的抒情手法记载了王昭君在临辞大会上的表现：“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段著名的描写，不足五十字却传诵两千年，因为它把一个活生生的昭君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呼韩邪单于将要告别长安，回到匈奴。临行前，汉朝为他召开盛大的送行宴会。除了汉朝和匈奴双方的大臣，必然会有汉朝周边各国的使节参加，其中西域各国与汉和匈奴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使节对此事当然更为关注。汉朝和匈奴要通过这次盛大宴会向全天下宣告双方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而大会的高潮无疑是昭君的出场亮相。“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十六个字，可谓字字千金。“丰 容靓饰”写昭君本来就容貌很美，再加上精心装饰打扮，更加美貌绝伦。昭君以精心打扮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诚意以及郑重的态度。“光明汉宫”写昭君一出场，立刻使数千人嘈杂的汉宫大殿光明起来、安静下来；每个人都觉得眼前一亮，每个人都被昭君的美丽震撼了。
顾景裴回”的“景”与“影”通假，“裴回”即“徘徊”。这四字写昭君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有点不好意思，她稍稍回头，似乎在看自己的身影，似乎想向前走又有点娇羞。她还没有说话，仅仅这个无意识的小动作，便使汉宫中前后左右的数千宾客个个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向她行注目礼……“竦动左右”就是描写这种令人震撼的场景。也许，所有的溢美之词全部用在昭君身上都不为过，否则就不会出现那种“竦动左右”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大臣们顾不得失礼，目光痴呆、直射昭君：人间怎么会有如此超凡脱俗的仙女？皇帝怎么会舍得？我们可以想象，呼韩邪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开怀畅饮：如此天仙般的女子元帝竟然舍得拱手相送，说明汉朝是真心诚意对待匈奴，此后匈奴人民可以过上安宁和平的日子了！
我们可以想象，汉元帝呆若木鸡、魂飞天外、目瞪口呆、惊诧至极。在那一系列失态的行为中，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内容，是惊艳？是爱慕？是懊悔？是犹豫？抑或是恼羞成怒？在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毕竟恢复了头脑的清醒，“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维持了一个大国之君的体面和信誉。
总之，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字引起了后世人们无限的遐想。历代诗词家、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都根据这段描写，驰骋想象，虚构出无数故事，创作出无数作品。有的说，汉元帝与王昭君会后单独相见，元帝激动得不能自控，许以昭君荣华富贵，欲留下昭君。可昭君平静地以国事为重相对，劝元帝以大局为重，元帝只得忍痛割爱，送走王昭君，之后就把怒气都撒在毛延寿身上。也有人说，汉元帝心生悔意，千方百计阻止昭君出塞，但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一见钟情，因为两人都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愿汉匈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排除一切阻力终于离开汉宫。还有人说，汉元帝自昭君走后日思夜想，从此不理别的嫔妃，后来派人去昭君故里寻找到昭君的同胞姊妹。
……我们不必责备文人们的想入非非，胡乱演绎。这种现象说明一个历史事实：王昭君出塞是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因为她在汉匈和平相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人们愿意细细品味她的故事。由于史料的缺乏，就给后世的文人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议。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并且也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
昭君出塞的故事也是如此。文学家们面临这个题材时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兴奋点和立足点，每个时期的文学家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和重新解释这个故事。因而就有了多姿多彩的昭君故事，各家各显本领，是昭君故事流传千载不可缺少的媒介。
昭君出塞，作为一种和平友好的象征，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天下的大好事，这不但是我们的主观分析，而且为许多史籍和出土文物所证明。
昭君出塞的公元前33年本为元帝建昭六年，但为了纪念昭君和亲，元帝下诏改元为“竟宁”。改元诏书说：“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㉜《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呼韩邪得昭君，边竟（境）得以安宁，故以冠之也。”古代“竟”、“境”二字相同，故“竟宁”即“边境安宁”之意。可见汉朝方面对此事的隆重态度，也可见汉朝对昭君和亲寄予的殷切期望。
考察中国历史，因为和亲而改元的事，仅仅发生过这一次。所谓改元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即位时或在位期间改换年号，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新皇帝即位后，都要改变纪年的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汉武帝改了11次年号，唐高宗用过14个年号。唐玄宗即位初年改元“先天”，这年即称“先天元年”，后改元“开元”，又改元“天宝”。到了明代以后，才规定每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于是人们就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朱棣年号是“永乐”，就称他为永乐皇帝；清圣祖玄烨年号是“康熙”，就称他为康熙皇帝。由此可见，改元在古代绝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最高统治层到一般民众都非常重视。汉朝朝野上下都把昭君和亲视为国家实现边境和平安宁的吉祥标志，并且以改元“竟宁”加以庆贺，足见昭君和亲的轰动效应。
从匈奴方面来说，元帝以昭君嫁给单于，“单于欢喜”，封昭君为“宁胡阏氏”。《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说：“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在秦汉时期，“胡”一般专指匈奴而言，这句是说：匈奴得到昭君，国家便得以安宁，因此给昭君的封号是“宁胡阏氏”。“阏氏”，匈奴语，单于妻子的称号，司马贞《史记索隐》：“匈奴皇后号也。”“宁胡阏氏”，即给匈奴人带来和平安宁的皇后。
从这一封号足见呼韩邪单于和匈奴广大民众对王昭君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汉朝还是匈奴，在改元或冠号时都强调了一个“宁”字，边境安宁也好，国家安宁也好，总之是百年战争的双方终于实现了和平、安宁，双方都希望这种和平、安宁持续下去。显然，无论汉元帝还是呼韩邪单于，都充分意识到，昭君和亲不仅是单纯的民族间的联姻，而是有着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巨大意义的。
在汉朝和匈奴人民中，昭君和亲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长期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也是双方人民群众；因此最盼望和平、安宁的就是双方人民群众。当昭君和亲的喜讯传来，双方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进行了各种庆祝活动。汉朝人民，特别是边郡民众为庆祝昭君出塞专门制作了各种纪念品、吉祥物。这些吉祥物流传下来的有鸳鸯砖、瓦当等，是当年边郡居民建筑房屋的遗存。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曾出土“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十二字汉代鸳鸯砖（正反两面，一面阳文，一面阴文）。此砖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所得。辛亥革命前夕端方奉旨入川镇压“保路会”斗争，行至途中，端方被哗变士兵所杀，此砖不知所终，其拓本为今人陈迩冬收藏。
另外，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出土了镌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镌有吉祥语的汉砖汉瓦当时不会是少数。考古学家鉴定：这些都是西汉末年的遗物。而西汉末年，汉匈之间的和亲事件仅昭君一起。这些类似后世的“标语口号”，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汉匈人民对统治者相互征战杀伐后出现的和平安宁景象的喜悦和企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对昭君出塞和亲意义的普遍认同和颂扬。
敏感的忧国之士对昭君和亲也极为赞颂。和昭君同时代的大学者、大诗人焦延寿曾经作诗两首，均为四言。一首曰：“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第二首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㉞这两首诗高度称颂昭君和亲像“长城”一样“守国”而惠及诸夏；汉匈两族“交和结好”，这是昭君和亲带来的幸福，也是昭君的幸福，昭君就是福的化身。两诗所表达的情绪，可以说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
流传久远的兴山县民间故事也曲折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看法。家乡人民对昭君和亲极为称赞，对她充满思念和崇敬之情。如《香溪免潮》、《站穿石》、《绣鞋洞》等故事都表现了故乡人民对昭君和亲的肯定。
本章标题：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四：昭君为什么自请出塞和亲——马冀）
未完待续，点开主页，可品读下一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