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也称为潮汕话、潮语，是广东潮汕民系使用的语言，是潮汕人的母语，主要分布于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潮汕地区以及海外有华人的地区，使用人口约4500万人，是现今全国最古老、最特殊的方言之一。潮汕方言属于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具有音韵独特、词汇丰富、语法特殊、古语义多、幽默生动、富有表现力等特点，保留了汉语的古音古义，对潮学研究、古籍古诗等方面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潮语也是潮汕人鲜明的标记，潮汕人之间以其为重要的沟通纽带。
潮汕方言的学术称谓是“粤东闽南方言”，属于闽南次方言的一种，它也叫潮州话、汕头话、潮汕话或潮语，与台湾话、泉州话、厦门话、漳州话、雷州话、海南话的性质一样，其实只属于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的一种土语。在标志着现代音韵学史开端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对三十三种中国方言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的结论，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
对于潮汕话，七弦从听着像天书一样，渐渐的能听懂一些，依稀觉得，其语言逻辑，似乎跟吴语有些相像，可能是因为都保留了较多古汉语的元素吧。开始的时候，是从李小珍的《十八姑娘》入坑的，七弦把这首歌全部用普通话音译了出来，至今在酷狗的留言版上还能看到，其中不少字的发音，跟吴语很相似，于是有了那么一点亲切感。
一、起源
参见前面史话部分，潮汕语分布的粤东地区，早在商、周年代，已有人居，是潮汕人的先民，和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五岭以南的众多族属一起被统称“百越”。越人“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渔猎，多居水边，喜食稻米。战国时，楚在吴起改革之后，势力逐步发展到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越人大部分纳入楚的统治之下。此后，越人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发展也较快。当时的岭南地区，地广人稀，自给自足，“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是未开发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向岭南进军，征发了大量的中原居民迁屋，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因此，潮汕语演化的大致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春秋时期，潮汕先民使用土著越语--一种属于壮侗语族的少数民族语言。秦汉六朝时期，汉(闽)语进入，潮汕地区逐步融合生成一种与闽南方言大同小异的汉语次方言，这种方言同时含有原土著越语的不少成分。唐宋元明时期，潮汕方言渐进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区别于闽南方言其他土话(漳州、泉州话等)。明代之后，终于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次方言土话。现在的潮汕方言，仍然保留了古闽语的很多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古吴越语、古汉语的特点。此后，晚清、民国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方言虽依然有一些新的演变，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地域性语言，已经十分稳定的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
因此，在相当长久的历史过程中，潮汕古代先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并逐渐形成了这种词法、语法都十分奇特的语言体系，经过多次中原移民，上古、中古时期的汉语言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形成了现在的潮汕语。和目前的普通话语言体系相比较，这种语言体系具有发音复杂、声情并茂、形象化等语言特点，有别于普通话浑厚、正统的特点，从“挨砻”（推磨）“叩臼”（舂米）“三叔”（父亲）“奴仔”（小孩）等原味原汁的潮语词汇中可以看到潮汕古语许许多多源于中古汉语语言的词汇。
潮语与很多其它方言一样，都是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由于它分化、形成的年代比较早，分化出来以后其发展、变化又较为缓慢，所以保存了较多的古代汉语的语音特点，远远超过粤方言和客家方言。潮汕人以外的人群，很难掌握和听懂有如此繁多复杂音节的方言，这构成了潮人以外人群的沟通障碍，韩愈当年在潮州对此深感不便，有“无可与愈者”之叹，并试图以中州音取代它，但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其实七弦一直有一点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粤语、潮汕语都可以用汉字写出来，虽然发音略有不同，但是胶己人一看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潮汕语似乎有文字系统。后来七弦也经过了一番研究，发现最早从1913年起，潮汕人陆续发布了《潮州音字典》《潮汕字典》《潮州十五音》等几本权威字典，证实了潮汕语确实是有文字的，简要了看了下这些字典，里面的文字跟现在胶己人用的并不完全相同，应该也是随着时代，被现代人简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潮汕语确实有自己的文字。
后来，七弦在林伦伦先生的《潮汕方言历时研究》书中发现了原因，林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证实了潮汕方言文读系统的雏形至迟在唐末形成，并强调了韩愈在其中的历史作用：“然而值得一提的、对潮州方言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还有韩愈治潮八月”，潮汕语形成文字系统，与中唐时期贬官至潮汕的韩愈们有着直接的关系。
林先生考察了新、旧《唐书》，以及现能见所有封建时代刊行的4种完整《潮州府志》和6种《广东通志》，以及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民国《潮州志》，唐代谪官贬潮第一人为贞观十八年(664)的张玄素，《粤大记》载其“抚摩困穷，兴建学校，悉以勤民事”，是史料明确的潮汕最早的兴学记录。
此后，仪凤二年(677)常怀德“以礼仪教民，民皆化之”大历十四年(779)常衮“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元和十四年(819)韩愈“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等兴学事迹接踵出现于多种地方志书。
当时韩愈们的语言与本区土语是不能相通的，而读书讲学、吟诵诗文用的是近于中原口语白话的另一种话，即现在所谓的“孔子正”、语言学上称谓的“文读系统”，林先生经过专业、缜密的考证，证实了“现在同白话系统分庭抗礼的潮话文读系统也应该奠定于此时到此后的一段时间”。韩愈及赵德他们在潮汕地区的传道起文，对文读系统的奠定和后来的最终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韩愈在潮汕办学之后，潮汕兴学情况再没中断，之后史料再未出现类似“州失学”的记载。这样，当时有多少读书人便有多少“孔子正”直接传播，其间接影响则可及市井乡村，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便提到官吏和乡人，且韩愈自言首倡《乡饮礼》、诵唱《鹿歌》，而所有礼教所采用的语言载体必然是“孔子正”——文读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文读系统并不等于文字，但是它是一种对应于当时中原语言的语音系统，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白话与书面语读音的区别，这样，潮汕语在后人编纂字典时，可以轻易的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如果将保留古汉语形式和特点等视为对潮汕方言的 “贡献”的话，则韩愈的功绩显而易见，因为在潮汕方言初步奠定时期，正是韩愈复兴了自张玄素滥觞又几度中断的汉文化教育事业，且他在离开潮州时又安排本土文士赵德存续教化，遂有兴学、文读系统延绵不断，让今天的潮汕方言更大限度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古汉语的活化石”，正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南来官员此项功绩的体现。
二、潮汕语系
根据地域的差异，可以把潮汕方言分为汕头片 (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澄海 、饶平、南澳等地)、潮普片 (包括潮阳、普宁、惠来等地)、陆海片 (包括汕尾的陆丰、海丰等地) 三小片。在潮汕地区，揭西的河婆镇以北主要是客闽双方言区，揭阳的玉湖、龙尾、新亨、桂岭、白塔，饶平的新丰、三饶、东山、渔村镇，潮阳南部的大南山和北部的小北山小部分地区，惠来的青山乡、葵潭镇，普宁的石牌镇也是客闽双方言区；而汕尾基本是闽粤双方言区；饶平、海陆丰、陆河均有一些地区基本讲客家话。
潮汕方言保留了一些古汉语语音的特点，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宝贵材料。目前潮汕方言语系的研究，主要从音系、语法等方面进行研究。现在一般认为，潮汕话有18个声母，61个韵母，8个声调，保留着许多现代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古语音、古字音、古词汇和古声调。
而这样的一种认知，也是随着学者们的研究逐渐清晰起来的。清末1913年由汕头书报石印社出版的，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学术界公认是最早研究潮汕方言语音的著作，该书详细介绍潮汕方言语音中15个声母，37个韵母，并对潮汕方言语音声韵拼法、声调及潮语口头声进行描述。
此后潮汕人以字典形式对潮汕语进行了大量的归类研究，江夏懋亭氏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915年)、陈复衡的《潮汕注音字集》(1928年)、姚弗如的《潮汕十七音》(1934年)、刘绎如的《潮汕十八音》(1936年)、蒋儒林的《潮语十五音》(1937年)、鸣平的《潮音分韵常用字表》(1937年)，当代李新魁教授的《新编潮汕方言十八音》(1979年)，版本繁多，发行颇大。解放前，字典最流行的是1938年岭东出版社出版的黄钟鸣的《潮汕大字典》和1935出版的陈凌千的《潮汕字典》，后者曾重版十余次。解放后出版的字典，仅吴华重主编的《北京语音潮州方音注音新字典》(1957年初版，1983年重版时易名为《普通话对照潮州音字典》》和李新魁主编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1979年)，就一共发行了八十二万多本。再加上其他版本，在潮汕，平均每十人就拥有一本方言字典，几乎家藏一册。
上述字典的编纂，实际上也学者们持续不断研究的过程，最终得出潮汕话有18个声母，61个韵母，8个声调的结论。据专家学者研究，潮汕语在保留古汉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语音。目前在潮州方言中仍保留着半鼻音和粘唇音以及舌头音、双唇音等古汉语的语音，特别是半鼻音和粘唇音，是与方言为正确字音有很大关系，如“山”如不用半鼻音就变成“沙”，“圆”不用半鼻音就成“移”；“袜”不用双唇音就成“月”；“心”不加粘唇音就成“身”……等等。
二是语汇。据考证，在现今潮州方言语汇中有不少是见之于秦汉或唐宋的古籍中，如“东司”、“翘楚”、“姿娘”、“腰佝”、“书册”、“眠起”、“滂沛”、“起厝”……等等。
三是语法。在潮州方言的日常用语中不少语助词、形容词，在古籍中也是常见，如“绝”（好绝、雅绝）、“正欲”（正欲食、正欲去）、“抑”（潮音读亚，欲抑勿，是抑唔是）、“勿”（勿睬、勿去、勿管）……等等。
这一些正是潮语中的古汉语遗存，因此用方言朗读唐诗、宋词，较之现代汉语更有韵味，琅琅上口，平仄分明。反之以方言朗诵现代诗文，则觉得不顺畅，节奏、强弱变化不大。
当然，在七弦看来，这些研究与我们及普通潮汕人并无实际意义，研究得再彻底，也不会讲潮汕话，而对潮汕人来说，潮汕语还用学？所以关于潮汕语言部分，就适当从略了。
第八章 潮州歌册
整理这篇文章的过程，也是学习了解潮汕文化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到了潮州歌谣，在查阅潮汕方言资料的过程中，七弦发现在潮汕，竟然还有一种叫潮州歌册的东西，竟然就是在潮汕婚礼上著名的“做四句”的来源，粗略研究了一下，发现很有些意思，这潮汕歌册，也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的。
按照百度的解释，潮州歌册是用潮州方言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约形成于乾嘉年间，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港澳台地区和福建南部讲闽南方言地区、南洋群岛以及海外讲潮语的华侨华商及也颇流行。
潮州民歌中早有一种叙事的较长的而又以七字句法演唱的，叫七字歌。潮州歌册是以这种七字叙事民歌为基础，吸收弹词、词话、戏曲等形式的文体以及大量的故事，以潮州话的语言、音韵，演唱而成的，内容基本也为七字句，四句一组，每组一韵，除了夹白全用一个唱调，每四句重复一次，清唱到底，不需任何伴奏。听唱者都是妇女和儿童，诵唱者都是妇女。诵唱者有两种，一种是职业诵唱者，一种是业余诵唱者。诵唱地点一般在绣花场、抽纱场，或者是妇女们闲暇相聚之地（俗称“闲间”）。
与潮汕语字典一样，这也是一种能起读书识字作用的读物，潮汕民间书坊也印行了大量的歌册。据潮籍学者薛汕先生说，能搜集到潮州歌册约三百种左右，包括散失的，可能在五百部左右。这些歌册，短的四、五卷，约两万多字，长的达八十卷，约百万字。歌册内容多数是历史故事、戏曲故事或当地民间故事，用方言七字韵文形式写成，群众喜闻乐见。以前的潮汕乡间常见成群妇女拥坐，听老姐吟诵歌册，如痴如醉。
潮州歌册是珍贵的礼物，以前嫁女儿，要把它作为嫁妆，在哪家借得潮州歌册，都是感清融洽的表示。至于传唱潮州歌册的能手，那就不是一、二部，而是数十部，大多是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滔滔不绝地背诵出来。在这过程中，很多受不到教育的人，就通过认“歌册字“来掌握文化，从而成为那时的潮汕乡间拥有文化和知识的人。
一、历史渊源
潮州歌册的起源与潮汕方言的发展分不开，歌册的语言基本上采用潮语口语、俗语。潮州歌册发源于唐代，宋元以后，潮州歌册以潮州语音为基础，从歌谣、畲歌、俗曲等发展起来，成熟于明清时期。
潮州歌册也叫潮州歌文，也有人称为“潮州俗曲”。早期的潮州歌册，由“七字歌”演变而成，体制不大，篇幅短小，容易记忆，可以通过口头流传开去，所以大多是用“韵文”演唱，也仅是“吟颂”或“颂唱”，接着这种形式很快被发展壮大，体制逐步由小到大，篇幅由短篇到长篇。
在此过程中，潮州歌册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接受元明以来的说唱文学，包括宝卷、变文、词曲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民间艺术。体裁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歌行体”，由“变文”演变成“弹词”，再演变成“歌册”。一种是“传奇体”，大多改编自“宝卷”、“陶真”、“话本”及“鼓词”等。
歌册的作者一般是地方上的下层文人或粗通文墨者，俗称“无路秀才”或“半路秀才”。 潮州歌册的作者，与其他的民间读物一样，无名作者众多，能知道的作者，不外两三人，或三四人而已。据信在早期，落第的秀才，失意的文人或自称风流的骚客是主要的创作者。当潮州歌册兴盛的时候，除了这些人，连账房先生、戏老爹（即潮剧的导演)都参加了，后来的一些新歌册，就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学校教师写的。
一般认为，潮州歌册主要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
中国弹词分南北两大流派：国语弹词和方言弹词。大鼓弹词为北派弹词，也称国语弹词。江浙秦淮流域、广州珠江流域、潮州韩江流域、福建闽江流域的说唱文学，谓之南派弹词，也称方言弹词。
明清时期，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于演唱弹词要有一定技巧，且要弹拨乐器伴奏，故不易普及。同时，弹词抄写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故不易普及。因此，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地编写了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大量刻印刊行。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如《刘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群众将这些刻本称为“歌册”。
由此可见，潮州歌册是逐渐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如原潮州瑞文堂出版的潮州歌册《隋唐演义》，其全名叫做《隋唐演义古调弹词》。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出来后，吸取当地的民间艺术营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和艺术性，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
江浙、广州、福建弹词，只是撷取故事中动人的片断经文人润饰而为歌妓弹唱的小曲。潮州歌册之所以成为千家万户，一代代妇女百唱不厌的缘由，则是它以恢宏完整的故事内容，浓重的场景渲染和扣人心弦的人物心里活动刻画，给歌者或听者留下恋恋之情，听一卷潮歌如同观赏一出大戏，潮州歌册对潮汕妇女的精神熏陶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
著名文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今日所见国语弹词，其年代很少在乾隆以前。”这只说国语弹词的历史，至于潮州歌册这一方言弹词因被封建社会视为“书正歌邪字无曲”而未载入史册，从旧版歌册看均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刻本，这可作为探究潮歌产生年代的线索。
旧潮州歌册刻印商皆集中于潮州府，刻录发行最多的当推潮城李万刊号及第二代子族的李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还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都创店于清末，汕头升平路的名利轩创店于民国之后，这家刻印商在重整旧歌册的同时注入民主革命的新思潮，如：讴歌民主思想的《新中华》，赞颂辛亥革命人物故事的《许友若》以及《澎湃歌》等，大力传播民主思想。可以这样说，清咸丰以前潮州歌册已在民间以口头哼唱，迨至咸丰年间才刊刻印行，达到极盛时期而广为传播 。
潮州歌册萌芽于唐宋时期，形成于明中后期，盛于清乾嘉年间，发展于民国时期，建国后，受 “文化大革命”冲击而衰落，今已销声匿迹 ，很难一见。2008年，潮州歌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录项目名单。
二、歌册文化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中，许多潮汕姿娘仔根本就无资格上书斋念书，即使是富足家庭的女孩子也大多难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但是，社会又要求女子有涵养，善孝敬，能贤惠，知礼节，会俭朴。为此，潮汕人千方百计，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对女子进行道德教化，实施人格培育，潮州歌册就是其中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
潮州歌册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来自本土的地方题材，另一类是移植、改编自其他地方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地方题材还是外地题材，大部分是女性题材，或涉及女性的题材。地方题材的，如《陈三五娘》(又称《荔镜记》)《苏六娘》《金花牧羊》《瓜田配》等；外地题材的，如《刘备招亲》《包公会李后》《薛仁贵回寒窑》《三合奇大红袍》《小红袍》等。
潮州歌册诵唱者主要是一些粗识文字的妇女。她们聚集在抽纱、刺绣、织麻、结网等劳作地方或“姿娘仔间”(俗称“闲间”，是未出嫁女子的集体宿舍)，自唱自娱。有时也有人派些钱，雇请能唱歌册的人来唱。有些艰难度日而又粗识文字的中年妇女，往往以此为谋生手段，穿村过巷。有的是专为人家婚礼唱赞歌(俗称做四句)的青娘或媒人。有些是唱歌的能手，不但能唱，也能创作。潮安县的陈昌婶就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潮州歌册诵唱能手。
潮州歌册诵唱的地点较随意，主要是在女性较为集中的地方。劳作时诵唱的，多在田间、盐埕；农闲时诵唱的，多在绣花的天井、织渔网沙滩边、纳凉的榕树下；雨天或晚上休息前诵唱的，多集中在“姿娘仔间”。“姿娘仔间”的产生与存在，是因为旧时潮汕人多地少，一些孩子多的家庭十分拥挤，女孩子无地方睡，而有的家庭则有些空房。于是，一些同龄、共趣、要好的女子便十分自然地聚集到空闲的房子里过夜，犹如现代社会的女生集体宿舍。她们少有二三人，多则六七人，往往在农闲或晚上聚集在一起，时而闲聊，也诵唱潮州歌册。
潮州歌册多以多元化的爱情婚姻为主题，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封建礼教压抑下，传统社会的女性毫无爱情可言。然而，一些女性大胆地向封建礼教抗争。潮州歌册也大部分以婚姻爱情为主题，当中有的不是单纯写爱情纠葛，而是以爱情为线索或起因，贯穿于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忠奸较量、惩恶扬善、争权夺利、平番御寇等等一系列的斗争中，即使一些非婚姻爱情主题的潮州歌册，也穿插了很多爱情的内容。
潮州歌册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主题而较为典型的有：《陈三五娘》《苏六娘》《海门案》等；以鞭挞喜新厌旧，讴歌坚守爱情的作品有《薛仁贵回寒窑》《卓文君听琴》《龙井渡头》 等；宣扬“百善孝为先”，推行“尽孝道”，大力颂扬孝女的作品有《双退婚》《孟日红》《忠义节》等；歌颂妇女英雄的作品有《十二寡妇征西》《刘明珠》等；告诫女性与人为善、为人厚爱，切勿趋炎附势、少情绝义的作品有《金花牧羊》《双如意》等。
潮州歌册“书正歌邪字无曲”，浸染着儒家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虽然其中也有宣扬愚孝、守节、忍让等落后愚昧观念的成分，然而，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既有“戏笔造歌劝善良”，又有“悲欢离合的鉴赏”、“扬善征恶的箴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教化功能非常明显。
首先，潮州歌册成为潮汕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传统社会的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尤其是农村女孩子，她们无机会读书识字，却从听歌册中获取知识，增长见识。
其次，潮州歌册为潮汕女子提供了文化生活，传统的潮汕社会，人多地少，生产水平低，民众生活贫困。地位低微的女子，不仅无机会念书识字，也很少有文化生活可供享受。潮州歌册乃成为女子少有的文化生活养分之一。潮汕妇女喜爱听唱歌册，也十分珍视和爱护歌本。她们往往把家中收藏两三部歌册视为有文化教养，并引以为荣。有的地方女子出嫁，要随带几部歌册；有的家庭女儿要出嫁，则把歌册作为一项嫁妆。这既是一种风尚，也用来表明出嫁的女儿是有文化素养的。
再次，潮州歌册有效地实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化，造就了潮汕女子贤淑温柔的品性。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
在经常性聆听与颂唱潮州歌册的过程中，潮汕女子开阔了眼界，开启了心灵，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感悟了人生的真谛，增长了判别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生成为人处世的良好准则，提升了自身的品性和情操。几百年来歌册对潮州妇女的精神熏陶、普及文化教育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要娶就得娶潮汕姿娘，要嫁就得嫁上海男人”，这一社会流行口头禅，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歌册对造就潮汕女子贤淑温柔品性的重要作用。
三、歌册传承
自2011年至2015年，韩山师范学院深入到歌册曾经流行的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市，寻找民间歌手进行口述访谈，共寻访到4 0人 ，其中，女性35人，男性5人，潮州歌册的传承，面临巨大的危机，许多当前的潮汕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歌册的存在了。在本章的写作时，七弦也问了一下汕头的雪姐什么是潮州歌册，而雪姐以为这歌册就是“天上一粒星“之类的童谣，满怀信心的说我们潮汕幼儿园就教了。至于帮主，连抱一抱都唱的那么惊天动地的现代雅姿娘，就不用再问了。
从传唱空间来看，当年的歌册主要是在庭院、厨房、绣房、姿娘仔间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歌册的传唱渠道非常通畅，无论是在住宅庭院、房前屋后、村头树下，还是在田间地头、纱厂绣房、姿娘仔间，到处都能听到唱歌册的声音。在汕尾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善堂、寺庙、祠堂等“拜拜”时，也会传唱劝世文之类的歌册。
从传承方式上来看，歌册主要是通过家族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多数女歌手在童年时期听女性长辈唱歌册，到了青少年时期就跟着她们学唱，成年以后再教会下一代女性。男歌手通常也是跟着家族中的女性成员或者女性邻居学会唱歌册的，男性之间相互传承歌册的情况较为少见。大多数女性是在家里跟亲人和邻居学唱歌册，这主要包括奶奶、外婆、母亲、婆婆、姑姑、婶婶、姨妈、嫂子等家庭中的女性人群，以及邻居阿姨、阿姆、阿婶等女性人群，通过女性谱系代代相传。
从学唱歌册的年龄来看，大多数女性是在20岁左右做姿娘仔时开始的，而且其唱歌册最痴迷的时期大都是在1 〜22岁之间，多数是在姿娘仔间跟同伴一起唱歌册，为了补贴家用，她们在姿娘仔间里边做钩花、抽纱、织网等手工，边唱歌册，唱歌册成为她们识字、学习文化知识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大多数女性在2 0 岁左右结婚，因婚后生活负担加重，忙于家务和生计，空闲时间减少，以及同伴分散等原因部分女性很少再唱歌册。
从文化功能来看，歌册是女性的娱教方式，是女性接受教育和传承文化的载体。歌册是女性的启蒙课本，对于多数因家贫或因传统观念束缚而无法上学的女性来说，唱歌册是她们识字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从学唱歌册而识了字，有些甚至还学会了创作歌册。多数民间女歌手学会了大量的歌册，跟“饱读诗书”的文人一样充满了自信，她们会自豪地说 我 担 了 一箩筐的歌仔”“我一肚子的歌仔”。这也是歌广泛流传、深受勤奋好学的潮汕女性喜爱的原因。歌册是潮汕女性的教科书，歌册故事一定程度上贴近女性的生活感受，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
从传承规律来看，潮州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联，成为她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潮汕女性的生命史见证了歌册近百年的兴衰史，20世纪10 ~50年代，她们处于姿娘仔时期，歌册传唱最为繁荣，歌册的发展也处于兴盛时期;2 0 世 纪 6 0 〜7 0 年代，她们结婚生子，家庭负担加重，生活艰难困苦，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唱歌册，歌册的发展处于低落时期，这期间又经历了一些社会历史变迁 ，有的人五六十年没有再唱过歌册，歌册逐渐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歌册本身发展的局限性，加上传唱人的年龄老化、身体衰弱等原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人群和传唱的空间逐渐缩小，歌册昔日繁盛的景象难以再现，这一民间传统说唱艺术濒临危亡。
从歌册的生存现状看，当下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多数人只是偶尔唱唱，总体上看，歌册已经逐渐淡出了潮汕女性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广播、电视、潮剧等其他休闲娱乐方式。民间存世的女歌手的学唱时间主要集中在其20岁未婚之前，大多数人因婚后生儿育女 ，家务加重，无暇唱歌册，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如没有了唱歌册的同伴，丈夫和家人不支持唱歌册等原因，而没有热情再唱歌册。这种随着女性婚前婚后生活情形发生改变而起伏和衰落的文化传承方式，体现了独特的潮汕女性文化色彩。
综上所述，潮州歌册跟剪纸、绣花、布艺等大多数民间艺术一样，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歌册也被称为“潮汕妇女的百科全书”“潮汕女子文化”“潮汕女书”“潮语区女性文学”“闺中文学”等。
在目前的潮汕地区，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了。据说，在汕头的中山公园、海滨长廊等地，上午时候有一群老人聚集在一起，听一位“老阿姆”吟唱歌册。一曲毕了，老人们感慨唏嘘：现在的人们不喜欢这项娱乐，以后歌册怕要失传了，应该有人传承，毕竟它是潮汕独特的说唱艺术。
据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调研，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潮州、揭阳、汕头各地不少文化人还热衷此道，纷纷挥毫创作新潮汕歌册，当时汕头市以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这些新歌册与传统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的特点，吟唱起来颇能吸引听众。但这些新旧歌册大多殆尽于“文革”浩劫，潮州歌册从此式微。
潮州歌册是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潮汕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愿婉转抒情、轻柔优美的歌册还能为潮汕人所吟唱，但愿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更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潮州市文化馆（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得“潮州歌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第九章 潮语讲古
潮语“讲古”，是以潮汕方言讲故事，形式与北方评书基本相同，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既有群众自发聚集在一起讲的，也有专门请讲古为业的民间艺人讲。潮汕以前没有像北方一样的专门说书场，故讲古艺人便利用宫庙、公园、广场等人多的公共场所开讲。
解放前，汕头的福合埕、潮州的开元寺、揭阳的城隍庙等地都设有讲古摊，亦日亦夜开讲。
讲古艺人多为谋生计的穷困文人或败落子弟，每讲到一个段落至精彩处，便停下来向听众收赏钱。听众多为老年人、体力劳动者和小贩。听说书的人，坐其椅子的就必须给钱，但多少不限。若站着听的人，就不必给钱，说书人对此等听众也很欢迎，因为热闹更易于吸引人。
潮汕人把说书、讲故事称为“讲古”。“‘古’即‘古经’、‘古话’，是广义上的民问故事的别称，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一般是泛指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
潮汕讲古包括两个范畴：
一为民众日常讲古，即普通群众聚集在一起时的讲故事。它是一种自编自讲、自我娱乐的民间文艺活动，民众日常讲古没有固定的场合，没有固定的讲古人，一般聚集在农村地区的闲问、树下、埕头等处，讲古者多是公认或自荐的、识字多、见闻广、口齿伶俐而且热爱讲故事的人。他们以自娱为主，不向听众收钱。
一为职业性艺术讲古。讲古艺人多是落魄文人或记忆力强口才好的人，他们以讲古为生，通过职业化的手段来卖艺赚钱，类似于北方的说书，因而也有人直接把讲古当成说书。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讲古大部分是以民众日常讲古为主，“它是讲古的原生态面貌”，是职业性艺术讲古的基础。它既无固定场合、讲述者，故事内容也比较随意、粗糙，具有分散性、自由性等特点。职业艺术讲古是在民众日常讲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解放后的说书、评书是原生态讲古的一种转变”。
职业讲古主要集中在城镇，以赚钱谋生为目的，有自觉的艺术追求，通过对内容进行专门修饰和加工来吸引听众，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自觉性，比前者更加艺术化，更加职业化，以致发展到后来的潮语说书、潮语评书等。因此，界定潮汕讲古的概念，我们认为应该是民众日常讲古和职业讲古的统一，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承传的一种语言艺术，是运用口语的形式叙述故事。
一、历史发展
潮汕讲古源于何时，史料上并无确切记载。据《广东民俗大观》介绍“讲古，在明清时代，就流行于粤省各地民间”。这说明了讲古在明清时期就有，而其具体起源需要通过其他史料来推断。
讲故事作为一门以口头语言说唱为表演手段的艺术，是不依赖其他物质的一种艺术行为。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就有语言的口头表达和“说唱”的能力，这一与人的自然存在密切关联的物质要素，是讲古作为艺术生成的基本前提。
有学者研究，讲古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当时各寺院流行讲诵变文，所谓变文，即变佛经为通俗文字，起初以佛经为蓝本改编通俗韵文，接着，本地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成“新变文”，讲给信众听，这里“新变文”就是当时的讲古。
但是唐代潮汕方言并未形成，不可能产生用潮汕方言说唱的艺术，作为一门方言曲艺艺术，同潮州歌册一样，潮汕讲古的起源，应结合潮汕方言来考察。
潮汕方言属于闽语方言的次方言，唐宋时期是其从闽语中开始分化的时代，到明中叶潮汕方言从闽语中最终分化完成。也有学者认为潮汕闽方言区的形成是在13～14世纪，至迟不会晚于14世纪中叶。也就是说潮汕方言到明朝中叶已经形成，讲古的出现只能始于此后。
宋元时期受到传入潮汕地区的北方曲艺以及江南的弹词、评书、词话、诗赞一类通俗文学的影响。潮人在原来讲故事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艺术养分，并与当地的艺术文化和审美习惯逐步相结合，采用地方方言讲演，逐渐形成独具风味的潮汕讲古艺术。
据汕头群众艺术馆郭华同志调查，在明代，潮汕地区已有以讲古为生的艺人。也就是说潮汕讲古应起源于明代中期左右，并出现了职业艺人。同时，学者们也在潮州歌册和潮剧等其他方面发现了相关佐证。
第一，作为潮汕方言曲艺之一的潮州歌册，从明代中期就有，到清代繁荣起来，据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载，“弹词都把故事编为联章的韵语，多七言句，亦问以十言及三言，以资变化。”“(演者)说唱古今书籍⋯⋯称为唱书先生”。由此可知，演者获得了与说书先生相对应的唱书先生的称号。潮州歌册的表演形式为说唱结合，以唱为主，间有说白，但其‘唱’的方式属于没有乐器伴奏的徒口‘吟唱’，属于‘韵诵’式‘说唱’表演中‘吟诵’的一类”。所以曲艺专家吴文科认为“若按照曲艺的类型来划分，事实上潮州歌册属于‘说书’一类，而非‘唱曲’一类”。在歌册的起源中也伴随了讲古的起源，讲古在形式上比歌册更为自由粗放，不受格式和音韵的限制。此外，唱书先生是说唱结合，说是基础而唱是主要的，唱演古今书籍应是在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书先生要较唱书先生先出现，因而学者推断，潮汕讲古产生的时间应该比潮州歌册要早一些。
第二，潮剧在明代中期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地方戏剧。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中记载：“⋯⋯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动男女淫心，故一夜奔者不下数女。”这里的“乡音”指的是潮州方言，“搬演戏文”说的是唱潮剧。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以一定的声腔和说唱技艺为基础的，地方戏曲应出现于方言讲唱文艺之后。萧遥天《潮音戏寻源》中说：“潮州之有弹词(指潮州歌册)，时间未可考，唯较先于潮音戏的组织，则毋庸置疑者也。”可见，潮剧应产生于讲古和潮州歌册之后，讲古则出现于潮州歌册和潮剧之前。
目前学者们所发现的真正能够成为潮汕讲古史史证的，是载于《潮州志》中清嘉庆时期澄海举人洪肇基的《凤城竹枝词》，其所载“大街看戏戏新新，知是唐人唱宋人。行到开元听说古，古师称是汉君臣。”这里的“看戏”指的是潮剧，“说古”即“讲古”。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对潮汕讲古历史活动进行直接描述的文献资料。说明了清代中叶，讲古已经“流行”，并有职业“古师”的艺人。但一种艺术的出现并非一时骤起，而需要一定的发展演变过程，所以讲古的起源则应在清中叶之前。
综上所述，潮汕讲古艺术的产生是在潮汕方言形成之后，而在潮剧和潮州歌册产生之前。
因明中叶潮汕方言从闽语中最终分化完成，因而潮汕讲古艺术的产生也不可能早于明代中叶。潮州歌册和潮剧都是明中叶产生的，因而潮汕讲古艺术的产生不会晚于明中叶。根据潮汕方言形成时间与潮州歌册、潮剧出现的时间来推断，潮汕讲古艺术的产生应在明代中叶。
但明清时期讲古的流传情况，现已无从稽考。清末海禁开放，汕头开埠通商，商旅发展，文艺争妍，但讲古难登大雅之堂，潮汕艺人常在人多的地方，“摆几领旧草席，晚间点上油灯，说书人手拿一本古旧小说，照字念经，有的略为加工口语化讲述，不时还借助手势。听众主要是工人、农民、老人、小孩，收入低微，生活十分潦倒”。讲古艺人都是“摆地”起家，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说书人被称为“讲古佬”，有贬低艺人身份的意思。那时所讲的书目大多是北方的传统书目。抗日时期，潮汕地区讲古依然不绝。经常出现几个“古师”同地竞演的热闹场面。
新中国成立后，潮汕讲古出现了历史高潮，潮汕地区所属各市、县文化部门对说书艺人加以组织引导，从游散在街头的讲古艺人中择优编成“新声说唱组”和“民声说书组”，在福合埕和西堤表演说书节目，在工人文化宫设立故事厅，成立工人故事队。
文革期间，文艺界遭到严重冲击，讲故事活动被迫停歇。只能以“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等方式开展。有的艺人则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乡村讲古谋生。整个文革期间讲古艺术遭到严重破坏，但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后，讲古艺术复苏并迅速走向繁荣。随着收音机的普及，广播讲古风靡粤东，深受潮汕人欢迎。汕头工人文化宫举办多期培训班，于1981年成立汕头市职工故事研究会，开展经常性的新故事创作及讲演活动，选送优秀故事作品参加各类评选活动，联合出版《鸵浦故事集》，获多项省级奖励。
90年代后，随着家庭电视机的普及，外来文化日益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文化娱乐形式增多，讲古的吸引力逐渐下降，潮汕讲古艺术因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而逐渐衰退。讲古艺术的社会影响日益下降，当前，潮汕讲古进入了停滞阶段。
二、讲古的形式与内容
潮语讲古作为广东两大说书派系之一与粤语讲古并称。讲古的形式与北方评书、评话相同，说者一人，只说不唱，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故事，也称为“说大书”。讲古大多是“摆地摊”起家，艺人只说不唱，无需音乐伴奏，无需服装道具，多半只用一把扇子、一张桌子，单枪匹马，“一嘴包家伙”、“一人包全棚”。很少出现像北方评书那样用长袍和惊堂木的。会场布置也比较简单，多是铺几张草席，点一盏油灯，比较大型才点汽油灯。听众多是老人、小贩和体力劳动者。听讲古的消费也比较低，只要一、两分钱就能听一两个钟头。潮汕的讲古艺人有台便能说，到处都能演，轻装简捷。
解放后，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讲古的形式不断变化发展。20世纪50年代，讲古逐渐由“摆地摊”向舞台说书、广播说书和电台讲古等更高水平形式发展。一些艺人的作品还灌制成录音带和VCD向海内外发行。像郑永先生的作品《罗通扫北》由汕头电台录制后，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向海外潮人播放。现在也有人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网站提供讲古作品的试听和下载，使讲古的传播更加广泛。
潮汕讲古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它运用潮汕方言，结合极富潮汕特色的俗语、歇后语、歌仔和潮剧说白等进行表演，通过对潮汕方言的俗语、俚语的整合运用，巧妙地突出了讲古的语言艺术。潮汕讲古主要讲演潮汕民间故事、潮汕先贤传奇等神神鬼鬼的故事，虚构成分比较大，具有随意性和夸张性。因而潮汕口语中有“听你学古”之说，意思是不相信对方所说的不切实际的话。讲古不仅限于演绎潮州地方掌故、古迹胜景、人物佚闻、民俗风情等，而且讲述历代兴衰和战争等北方传统书目。讲古的传统书目多为长篇章回小说，例如：长枪袍带书，如《三国演义》、《精忠说岳》等。短打公案书，如《水浒传》、《包公案》等。神怪书，如《西游记》、《济公传》等。谈狐说鬼书，如《聊斋》等。20世纪30年代的潮州还掺人一些武侠小说，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20世纪50、60年代，为响应文化部门“讲新书，树新风”的政策号召，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讲古艺人纷纷投入新作品的改编和创作中，把《金陵春梦》、《林海雪原》、《红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白求恩大夫》等几十部现代著名长篇小说改编为潮语讲古，宣传革命英雄和革命历史。
80年代武侠小说热兴起，金庸、古龙、二月河等著名小说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也成了讲古的主要题材。以林江、郑永为代表的电台讲古艺人追赶时代潮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大讲武侠小说和帝王史传。主要的武侠作品有《笑傲江湖》、《鹿鼎记》、《金蛇碧血剑》、《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等，帝王史传作品有《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等。小说作品深受听众喜爱，电台兴起了讲古“小说热”。在潮汕乡村地区，也有人喜欢讲“咸古”，主要有窥说他人夫妻之间的私房事，或酒楼、饭馆、妓院的风花雪月之事，或是比较粗俗的男女异性趣事。
三、讲古的文化意义
讲古作为民间文化活动，在潮汕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丰富潮汕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弘扬潮汕文化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除了几百年来作为表演艺术给广大的民众以生活的娱乐和心灵的审美滋养外，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尤其独特：
1、方言研究
讲古作为一门方言“说唱”艺术，伴随着潮汕方言形成而产生，是方言发展的衍生艺术，同方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潮汕方言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潮语讲古以潮汕方言为依托，方言是讲古的最基本艺术组成元素。讲古保留和运用了许多方言俚语、俗语，并在创作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与语言因素，创造出新的方言词句，诸如北方词句，广府、客家词句和东南亚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潮汕方言。
陈泽泓先生在《潮汕文化概说》中指出：潮汕方言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的汉代以前的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汉语的许多痕迹，使得现代的潮汕方言的语言成分出现了构成复杂、层次多样的语言现象”。近年许多语音学者运用潮汕方言中的白读音据以证古，分析上古音与中古音的不同，成为研究古代汉语的宝库。潮汕方言的发展同时也是潮汕历史文化的发展，讲古艺术的形成和方言的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成为研究潮汕文史的多棱活化石。
2、文化传承
潮汕有句俗话“老人不讲古，后人离了谱”，由于古代社会文化的落后，接受系统教育条件不够。许多民间文化只能通过口头创作的文学形式来传承。
讲古不仅是潮汕先民休息娱乐的形式，也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特殊载体。历史上许多潮汕历史文化并未被文人士大夫所载，而是广泛流传于民间，许多地方典故、历史资料相对匮乏。
吴南生先生在《潮汕文化丛书》中呼吁要重视熟悉地方掌故的老人，以此来弥补文史资料的不足。因此，挖掘与保存口述资料对于研究潮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口头传承的讲古艺术内容，就是研究潮汕文化的史料，因而具有较重要的价值。
讲古不仅使地方的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故事(如农民起义、宗族变迁、公案处理、婚姻爱情等具体鲜明地再现，而且反映了本土的风物人情、生活习俗、人文概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通过它，可以看到潮汕民众的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透过它，可以窥见一方热土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为我们研究地方风情习俗和潮汕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寓教于乐
潮汕地区文化相对落后，解放后，潮汕人能初中毕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绝大部分群众仍处于文盲状态。讲古先生手捧线装古籍，挑灯夜读，重点讲解，成了百姓文化的启蒙老师。
讲古题材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历史演义、袍带公案、脂粉灵怪、民间传说琳琅满目，朝代更替、忠孝节义、劝善惩恶、保家爱国、宣扬革命，不一而足。经过讲古艺人加工改造极富“潮味”的故事，并融人本地的风土民情和社会风俗，更为潮人所接受。许多道德规范、是非原则、为人处事、善恶观念通过讲古娱乐活动，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听众，增加了人的见识，它在启民智、宣教化、倡道德的教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宣传功效
讲古形式简便易举，内容灵活多样，排练及时迅速，且群众基础广泛。在传媒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其宣传功能十分显著。20世纪50、60年代兴文艺配合政治宣传，潮汕讲古这一艺术形式，在当时受到文化宣传部门的关注和好评。1962年六、七月间，配合备战工作。潮州宣传部门及时紧密地开展宣传工作，组织了说书艺人陈铮浩、陈章等人准备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红岩》等节目，在开元寺、工人文化宫公开演出，听者如潮，最多达3000多人。后来，他们带着这两个节目，深人工厂、农村、学校演出，所到之处均受欢迎。可见，讲古运用于宣传上作用非凡。广大潮汕农村的文化室故事员，更是成效丰硕，潮汕讲古的宣传功效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更显著。
5、联系侨胞
讲古作为潮人喜爱的方言艺术，不仅在潮汕地区，而且在海外其他潮人聚居的地方也同样受欢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华语电台曾把讲古作为热门节目播演。新加坡著名讲古艺人黄正经(原籍澄海)、就在新加坡“丽的呼声”电台连续播演讲古30多年。他和另一位讲古艺人王莎以不同的风格博得广大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潮人的欢迎。陈四文表演的《武十回》、《石十回》、《林大钦》等讲古录音带也在海外畅销，获得了泰国、新加坡等侨胞、潮人会馆赠送的纪念盾牌和纪念品。
潮人的幽默、智慧、潮汕地方文化的风格，通过讲古演绎得淋漓尽致，充分表达了平民百姓的文化精神需求。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潮人，在魂牵梦绕中体会那隔不断的乡思，心灵得到极大的抚慰。所以，讲古除了本身的艺术欣赏价值外，也为弘扬潮汕曲艺艺术，联系海外乡情做出了贡献。
潮汕讲古历史悠久，形式简便，独具风格，具有浓厚的乡土风情，体现了潮汕民风民俗，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讲古语言通俗易懂，曾是是潮人普遍喜爱的艺术之一，于文化传承、宣传、教化、联结海外侨胞、促进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潮汕讲古的发展现状，如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其生存与衍展面临巨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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