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我酷爱集邮和写作,并小有成就。但却不知我曾经还是一个无线电迷。若不是当年阴差阳错的命运使然,说不定社会上会多一个电子科学家,我个人的人生历史会重新改写呢。这要从我高中毕业后,在“戴帽”中学代课的那个关门村小学说起。

那年正值“史无前例”运动的高潮期。一天,关门山沟里突然响起了马达声,一辆卡车不知从哪儿送来了一个接受改造的“四类分子”。这对封闭偏僻的山村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四面环山的关门村仅有一条山路通过北岭与外界相连,这北岭陡峭险峻行人都打怵,卡车是爬不上来的。听说是大队派人沿河道修了便道,才把车领进来的。

因停车处距学校很近,我便利用课间也跑过去卖呆儿。但见一辆车轮糊满河泥的卡车喘着粗气,停在第二小队队部旁的两间草房前。那原是队里的农具仓库,临时腾出来的。车上的东西不多,除了两个押车人员和姓佟的“阶级敌人”外,就是几个大箱子和简单的被褥、锅碗瓢盆什么的。几个带着“专政队”臂章的青壮年上车,七手八脚地就给卸巴完了。

那个大队专政队头头高声喊道:“有什么好看的,都散了吧!以后要和他划清界限。……”转身命令老佟安顿完了,下午到大队来报到、登记。然后就领着两个押车和司机去大队长家吃饭去了。

那时的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右派”儿子,刚接触社会,对社会上的事情知之不多,也不敢随便打听。后来听说这个比我父亲年长一些、带着一幅近视眼镜、也是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佟,是从事电子专业的,却不知是什么原因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遣送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接受改造。

老佟平时很少说话,他在学校操场的台子上低头请罪时,同我父亲并肩挨着。专政队头头质问和训斥他时,他才有几句淡淡的回话。有人说他“不老实”,并带头喊起了口号。台下的学生也齐声跟着喊,无非是“斗倒都臭”、“老实交代”、“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然后学生进教室,背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写批判稿。

徐洪音乐会(我曾迷恋无线电)(1)

在台上站时间长了,难免腿发颤,批斗会(图一)一结束,我就上前去搀扶爸爸。顺手也扶了老佟一把,并把他脖子上挂的牌子往上提了提。他抬头看看我露出一丝苦楚的笑。别人的牌子是硬纸板的很轻,而他那“反革命”的牌子是用厚木板做的,足有一个面板大,十几斤重,细铁丝已把脖子勒出深深的一道沟。

不久专政队去抄老佟的家,让学生列队打着红旗喊口号助威。几个箱子被撬开,竟是电子零部件和书本。记得有电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等等。当场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领袖传记外,都被专政队装进了麻袋带回大队部。并让老佟一并过去,令他交代是如何安装“电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那时山里的孩子平时只能看到学校发的课本,别的书籍根本见不到。偶而谁弄来一本小说,大家都争着抢着阅读。这些专政队队员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回到队部,先自己挑了喜欢的留了起来,然后开始审问老佟。

审了一气并没有什么结果。据老佟交代,这些元器件是准备组装电视机用的,以便接收党中央、毛主席声像的,不是什么发报机“敌台”。而那些密密麻麻印着图纸、公式的书本,也都是电子学的专业资料,但谁也看不懂。那时关门村四个生产小队,一百多户人家,仅有几台“戏匣子”(收音机),电视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人们感到很好奇。

老佟生怕他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和零件给毁了,一再解释哀求,并保证能让大家看到伟大领袖形象、听到党中央声音等等。如此还镇的说服了专政队头头,勉强答应还给他。而那些小说等就全给没收了,说那里有“反动”的内容。我和几个高年级的男生按专政队的指令,帮忙将书籍收拾好重新装回麻袋。老佟趁没人注意偷偷塞给我一本《无线电入门》小册子。谁知就这一本书却把我引进了一个奇妙的电子世界。

由于我的出身不好,父母经常叮嘱:“咱与人家不一样,要学点知识,将来一定会用得上的。”我就在斗“臭老九”、批“白钻道路”的高中时期,坚持用功学习,文理科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因此我捧读《无线电入门》,很快就被那新奇的知识领域迷恋住了。当然也有很多似懂非懂、弄不清的地方,我就利用到牛棚送饭的机会请教老佟。也曾在夜晚偷偷钻进老佟家,如饥似渴地学习、试验。有很多维修技巧和电路设计,都是那时他亲自传授的。如某些功能管的替代、灯丝电压的保护、栅极偏流的调整、低频大功率放大电路的组装等等,为我日后组装、维修收音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洪音乐会(我曾迷恋无线电)(2)

起初,我背着父母置备了电烙铁、大小螺丝刀、各种钳子镊子等必要的电工工具。还偷偷地把自家的“戏匣子”(电子管收音机)拆解了(图二),然后再按照线路图重新进行组装。不会调试“中周”就找老佟,慢慢的我就掌握了电子管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与组装技术。后来被父母亲知道了,认为我考学、参军无望,学一技之长也挺好。便支持我添置了一块想往已久的“万能表”,更使我工器兼备,兴致勃勃地玩起无线电了。

我从义务为大家修理收音机开始,试着为没有收音机的家庭组装制作收音机。设计电路图、冲压制作底盘、采购元零件,甚至学木工做机壳等,都是我利用课余时间一人完成。在不断受到乡邻们称赞的同时,我从最简单的三灯直放机,到五灯超外差机,以及带唱机的多灯、多功能落地式,都设计组装过。还改制过一些老式收音机,为其改善音质、增加波段、扩大功率、提高性能等。

那些年我带毕业班,白天要上课辅导批改,晚上一干就是多半夜,兴趣使然也不知道累;常常还要搭上些元零件。那时我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下收音机故障原因与修复方法,记下要采购的元零件型号参数,有去市内的我就“开方”托他按图索骥。实在买不到的,我就采取替代法解决,或按报纸上的广告联系邮购。因此还结交了不少外地爱好无线电的朋友。记得有一段6E2“猫眼管”和6P1“功放管”不好买,我就是通过上海朋友买到邮寄过来的。

但老佟的电视接收机却一直没有组装成功。从理论上讲,他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付诸实施。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电视技术刚刚进入实用阶段,有很多专用的电子管与元零件,世面上根本买不到;再加上农村山区条件艰苦,找一只适用数值的小电阻都很困难,妄谈组装有几百个元器件的电视了。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大队部托人从抚顺无线电八厂购买了一台刚投产的“金凤”牌黑白电视机,供全村百姓瞻仰、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人们都刚见到电视机,谁也不会、也不敢去调试播放。大队书记专门做出决定,由我每天晚上在学校操场为大家播放电视,别人一律不准动。多年后回访故乡,一些邻居发小还指着我调侃说:“你小子当年把我们唬的,就你会放电视!”

后来我调到乡中学任教,生活条件好了许多。自费订阅了《无线电》、《现代通信》、《电子报》等电子报刊。工作之暇仍坚持钻研无线电技术,曾一度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就这样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无线电技术上。在中学除任毕业班班主任,教语文和物理课外,还是学校的电工。下班后继续义务为同事、乡亲们修理家用电器,随叫随到、来者不拒,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誉。从中体验着一次次成功的喜悦,也享受着别人没有的乐趣。

随着科技的发展,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我自然要跟上形势。开始潜心钻研晶体管收音机的组装与修理,所订阅的和购买的报刊与书籍成为我无言的老师。还参加并取得了吉林电子学会家电维修函授结业证书。在《北京电子报》、《成都电子报》等报刊发表了数篇研究文稿。一项用于物理教学的电子试验教具还获得了全国比赛优秀奖。

徐洪音乐会(我曾迷恋无线电)(3)

一本《收音机巧用200例》也由辽宁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图三),还被市科协评为优秀科普成果奖。另一本点灯熬油、一笔一笔写成的《时基电路555的试验与应用》书稿,在成都电子出版社搬家时被遗失,令人痛心不已,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就在这时,拨乱反正的春风乍起,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入考成绩也比较好,但由于父亲的原因政审没有过关,失去了上大学攻读电子学专业的愿望。翌年我进入抚顺师范学习,出校后重新登上讲台,又走出大山,成为一名专业的“嘴力工作者”。几十年来,由于工作性质与生计的原因,使我不得不逐渐远离了心爱的电子技术。而当年那位我的无线电启蒙老师——“历史反革命”老佟,后来听说也平反回城了,但始终不知安居在何处。如果他健在的话,恐怕也有90岁高龄了。谨借此文祝福他老人家吧。

附图三幅。 (作于201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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