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河南，河南遭遇了民国时期最大的一场饥荒，全省约3000万人口遭灾，其中死亡超过200万人，另有300万以上民众被迫逃离家乡。
1942年的河南，河南遭遇了民国时期最大的一场饥荒
事情起源于1942年春夏之际，河南全省范围内的降水减少，造成82%以上的耕地遭遇旱情。干旱和高温导致前年的冬小麦等粮食作物大量减产，当年的夏季农作物更是大量被极端气候杀死，导致粮食产量比去年下降了40%以上，虽然遭遇了灾情，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原便是中日对决的战场之一。兰封会战后河南战区进入相持阶段，各地战争难民开始涌入河南，有直接加重了河南的粮食负担。河南人民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同时参战双方也消耗了大批粮食，国军、八路军、日军有数十万军队在河南驻防，均采用就地取材节约运输损耗的方式，多种方面的原因，让河南的粮食短缺，更是雪上加霜。
冯小刚导演拍摄的电影《1942》就是根据当年的现状作为素材
根据一位常驻在河南泌阳的传教士，威廉·诺瓦克回忆，战前发生灾荒时，因为可以从邻近省份买来粮食，赈济一名灾民每月只需要几美元；到了1943年，因为日军的封锁，维持一名灾民的生计每月需要两到三百美元，完全超出了教会的能力范围。
当时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权，面对饥荒所做的一系列举动则是真正令人窒息。
掩盖灾情，国民党政府禁止报社传播灾情报道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亲赴灾区调查采访，写出了一篇名为《豫灾实录》的报道。
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间，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亲赴灾区调查采访，写出了一篇名为《豫灾实录》的报道。文章中真实地描写了因食用野草中毒而脸部浮肿和双眼发黑的灾民，以及野狗吞噬主人尸体的惨状。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的所谓的赈灾和减赋的谎言：“据说（征粮）比去年还紧”“缴不上粮食的人在县政府被拘留和毒打”“很多灾民没有收到一份钱，半两粮食”。
这篇文章2月1日见报，2月3日，国民党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勒令大公报停刊整顿3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中央政府
就在大公报被勒令停刊的第二天，国府立刻在其官方报纸《中央日报》火速刊发了一篇题为《赈灾能力的试验》的社评，吹嘘政府是如何赈灾的行为，还厚颜无耻地表示“国府并没有向河南强征军粮”“驻军弟兄还节衣缩食来赈济灾民”，只是因为“河南百姓爱国热情过于高涨”“（哪怕饿死自己）也要主动交齐了军粮”。
饥荒不仅是对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河南人民的考验；河南人民需要通过锻炼自己，来度过饥荒
让人想不到的更无耻的是，文章里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饥荒不仅是对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河南人民的考验；河南人民需要通过锻炼自己，来度过饥荒。这些无耻的话让人无语。
但是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蒋介石国外媒体支持者《时代周刊》作为支持蒋介石的外国媒体，（该刊42年10月还发文给国府的救灾措施站台）的记者白修德和《伦敦时报》摄影记者福尔曼，在大公报被封禁之后，亲身赶赴河南，进行了实地采访。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赴河南，进行了实地采访
白修德一行是从西安到洛阳的，在洛阳与天主教会的托马斯·梅根主教碰了头，梅根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
1942年河南大饥荒现实照片
但看过灾民的真实情况，他们望着那些味道香浓的食物，已经毫无食欲了。可这还只是个开始，深入郑州后，情况更是惨不忍睹。据统计，战前郑州有十二万居民，他们去的时候已经不到四万。一路哀鸿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者濒临死亡的衰弱躯体，人吃人已经不鲜见。然而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长官们宴请他们，菜单竟然丰富得有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等。
彻底被灾区惨状震惊的白修德转变立场，写了一篇对国府赈灾措施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等待收成》。
白修德面见蒋介石，当白修德掏出灾区照片时，蒋介石“膝盖开始颤抖”表示自己事先毫不知情。
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先是断然否认向灾民强征军粮，并表示中国绝无人相食的事情发生。而当白修德掏出灾区照片时，蒋介石“膝盖开始颤抖”表示自己事先毫不知情。面对美国人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开始了大行动。这里的大行动，说的不是赈灾，赈灾方面不过就是追加了2000万元，下令军队开仓放粮，遗憾的是救灾时间太晚，还是有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于这次饥荒。
蒋介石为了维护国府的面子形象。在结束接见后总共向河南发出两封加急电报。第一封严厉地指责那些“（向外国记者）极言灾民之惨状”“愚鲁幼稚，有失国体”。一大批稍具良知的官员遭撤职查办，甚至人头落地（宋美龄还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本人，遭到卢斯拒绝）。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
当时河南大饥荒已经严重到几百万人开始迁徙，多少人为了一口饭，争得你死我活，而身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却因为想吃螃蟹特地让人从香港专机送到大陆。
还有一个让人痛惜的事情，日军进攻香港，宋霭龄——孔祥熙的夫人，直接把飞机上所有的乘客赶下去，要空运自己养的狗回重庆。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标榜新生活运动，出来只喝一杯白开水，但是实际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请客，宴请宾客总是从香港运厨师，运食材，这样的一个政府，腐败的政府，早已经失去了人心。
在那样的时代这就是当时国民党作为，中国政府的不耻行为，置数千万的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人心已经向往到延安，哪里有人民的希望。
与国统区的人间地狱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边区政府依然在秋季饥荒刚开始时，就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首的赈灾委员会，喊出了绝不饿死一人的口号。边区政府随即宣布减免当年50%的公粮，同时以两倍于正常工资的价格雇佣灾民劳动，极大地稳定了灾区人心。
边区政府以杨秀峰为首的赈灾委员会，喊出了绝不饿死一人的口号。
积极教育民众破除迷信，停止祈雨等无用的活动，转而进行修建水库蓄水池、补种青苗等生产自救。对于妇女这种在传统农村社会受到束缚的群体，边区政府也积极解放她们的劳动力，贷给她们棉花，让其纺线织布换取口粮。
在面对日伪军的抢粮活动，边区政府一方面依托人民进行联防联动，共同护粮；一方面组织力量，突击敌军战区进行反抢斗争。
边区政府对干部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村）凡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两人者，警告；饿死三人者，撤职；上级责任人受连带处分。救灾干部，自带粮食和灾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多干部粮食不够就靠红薯叶、麦麸过活，有些甚至活活饿死在救灾岗位上（救灾粮只供应灾民）。
最终，边区的每个灾民人均得到救济粮近200斤，比起国统区的“半两都没有”，相差天壤之别。
虽然，不饿死一人的口号没有实现，但整个灾情期间，先后足足有25万灾民逃至抗日边区。这无疑是对中共救灾工作的最高肯定。
《河南省志》记载，在1940年，河南的人口是3067万，1942年的人口是2789万，到了1944年，人口下降到2471万，换句话讲，在这四年间，因为大饥荒人口减少了596万。
据说，当时日军占领了河南一部分地区以后，在汤恩伯部队仓库里发现了100万袋面粉，而这些面粉最后都被日军消耗掉了，河南受灾的人民没有吃到一袋，那可是他们缴纳的粮食！
一段不忍再看的历史。这是一场天灾人祸，这是一场心痛的往事，历史档案记录了当年的惨状，时刻警醒着后人不该忘记这段历史，避免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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