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秦赋》，虽然口碑两极分化，但由于剧中核心人物是中国古代政治界的头号大咖：嬴政/秦始皇，反映的又是他一统天下的过程，因此现在围绕剧情产生了各种奇怪论调。
学术需要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不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嬴政统一六国是历史的倒退？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要么是混淆概念，要么是对历史发展的无知：
不断强化凝聚力，这是先秦历史发展的既定方向；周王朝的分封制，是对夏商两代的改进；而秦统一天下，则是分封制自然崩溃的必然结果。历史选择了秦国，秦朝顺应了历史，仅此而已。
试想一下，当初周王朝建立的有实名可考的封国100多个，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约两成左右；为什么没人指责这个过程，却纷纷痛斥把这个数字变成1的嬴政？战国，本就是群雄逐鹿、你死我活的兼并过程，失败者占据舆论优势、成功者反而被扣帽子，这莫非是对胜利者的嫉妒？
无知者无畏，但凡真的了解秦朝之前的历史，我们就不敢带着主观臆想、去指责那个为中国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千古一帝。
我们首先搞明白一个概念：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都不会比我们这些网友傻，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不是被道德所左右，而是在时代认知的局限、生产力的束缚下，遵循了有利、可行的原则。而获取、维持统治的最核心武器只有两个字：力量。
在夏商两代，政权的组织其实是部落联盟的形势。商朝的600年间，以它的都邑为核心（多次迁徙，后期为“殷墟”），统领着周边的附属部落。这些部落首领，要么是在商王朝的武力打击下被迫归顺，要么惧于威慑主动成了“诸侯”；此外，还有一些被商王主动分封的亲戚、功臣。
而周王朝的前身“周人”，其实就是起源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他们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开化、发展，最终茁壮成长后却“反噬”了商朝。而商纣王之所以失败，所谓的残暴并不是主因，征伐东夷对国力造成了巨大损害，这才让周人抓住了机会。
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后，对于如何有效统治天下，周武王当然要吸取商朝的教训。但在当时的生产力、交通条件下，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显然是不现实的，否则商纣王也不至于让周人得到野蛮生长的机会。周王室的办法是腾笼换鸟、用自己人取代旧诸侯。
最初，周武王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字禄父）继续统治殷墟一带，并让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监管；不过在武王去世、周公旦（武王的弟弟，姬旦）辅政时期，这里发生了大规模叛乱，周公历时三年才得以平定。
其后，周公把叛乱地区一分为三：殷墟封给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国号为“卫”；商丘一带封给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宋氏、名启），国号“宋”；叛乱的诸侯奄国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国号“鲁”。
此外，在鲁地东北又设立了“齐”，主人是周王室的头号功臣太公望（即我们所熟悉的姜子牙）的儿子；齐国以北则是“燕”，领主则是召公奭（姬奭）的儿子。
这五个，就是周王朝的第一批诸侯，采取的方式几乎全是“以新换旧”，在武力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周人势力在地方的落地开花。
尝到甜头的周王室自然停不住脚，接下来一共产生了上百个诸侯（包括一些主动依附的），其中周王室的本家、即姓“姬”的就占了一半多；其中在后世最牛的“晋”，就是武王之子姬虞（人称“唐叔虞”）的封地。
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大致有定期朝贡、进献财物，出兵助拳，以及平日里的其他临时性事务而已。在封地内，他们享有几乎全部权力，地位父子相传，代代衣食无忧；为了便于管理，他们通常又把领土分封给数目不等的小封君，这样一层层管理、剥削，最下层就是庶民和奴隶。
按照这种模式，周王室的自己人取代了原有的部落首领，组织架构得以确立；但要实现长治久安，光靠武力肯定是不行的，思想上的统一也必不可少。
周公旦辅政期间，编制了全套的礼乐制度，明确了宗法制，逐渐形成了天子尊、诸侯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等一系列等级森严的规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隶，各阶层由此固化下来，各司其职、老老实实；高阶降为低阶很有可能，但低层想要咸鱼翻身几乎是痴人说梦。不同的等级，在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谁要胆敢违反，那就是非礼、僭越，是会被揍甚至被灭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血缘羁縻、武力威慑，再加上思想统一，周王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那个生产力条件下，分封制既维持了政权的稳定，又极大促进了中原文明的扩张，是一项巨大的时代进步。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周王朝才是标准的“封建社会”；这种层层分包的阶梯模式，理论上比较稳固。但在本质上而言，这一体系的存在土壤，是姻亲关系以及周王室的武力威慑。但随着世代推移，血缘关系是会越来越淡的；而武力，更会随着各方的差异化发展而失去平衡。没有实力支撑的周礼，在利益和人性面前越来越没有约束力，时代逐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后来威震天下的秦国，并不是最早那批根正苗红的诸侯国，它的崛起历程，其实也是周王室的衰落过程。
周王朝建立后，除了协调、管理内部的诸侯国，在西北方向还一直面临着异族的入侵。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犬戎（早期名为鬼方、猃狁）。从周成王至周宣王时期，周王朝多次与逼近镐京的犬戎作战，《诗经·采薇》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战士们的心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 ，改立宠妃褒姒，逃避迫害的太子逃到自己外公的地盘申国。其后周幽王追讨太子，申侯当然不交人，双方武力相向。不甘束手就擒的申侯向犬戎求助，双方在公元前771年攻破镐京，于骊山下杀害周幽王，西周灭亡。
第二年，诸侯们拥立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由于迁都到东边的洛邑，史称东周，也是我们熟悉的“春秋时代”的开始。
在这之后，随着姻亲关系的淡化，以及周王室的权威日渐衰落，那些各显神通的诸侯们则陆续崛起，不仅互相之间开始了冲突，甚至连周王室也日渐颜面尽失。公元前705年，周桓王亲自前去讨伐郑国，结果被一代小霸王郑庄公迎面击败，周天子本人肩膀上还中了一箭。
在接下来的近300年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成了主流，但夹在其中的小国则往往面临被吞并的命运，头号灭国者，正是周天子的最强本家晋国。
同时，诸侯国内部，也经常出现卿大夫废除、驱逐甚至杀害君主的现象，连儿子杀害父亲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卫国君主就因为亲楚而被民众驱逐，蔡国公子由于亲晋被部下所杀，莒国君主由于暴行被自己的太子杀掉，楚成王杀兄夺位、后来他自己又被儿子逼死......在这时，当初周礼所推崇的天子尊、诸侯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理念已经形同虚设。
秦国正是这个时候崛起。周孝王（公元前896年去世）时期，替他养马的嬴氏由于表现突出，被赐给了小块封地；周宣王（公元前783年去世）在位时，秦庄公积极出兵协助讨伐犬戎，被封为西垂大夫；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卫有功，被正式提升为诸侯。鉴于镐京一带已经沦为犬戎的地盘，周平王大手一挥：只要你能从犬戎手里把沦陷区抢回来，地盘就是你的了。
被周天子空头支票激励的秦人，由此开始了世世代代暴霜露斩荆棘、浴血奋战的历程，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甚至后来居上，“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成了春秋霸主之一。但它进军中原的努力，长期被巨无霸晋国强力打压，只能呆在关中地区闷闷不乐的发展。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后世的“县”，正源自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为国君直接控制地方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后起之秀的秦、楚走在最前面。
这两国在兼并周边小国、部族时，并不分给小封君，而是直接就地设置县，派庶长、令尹管理，只负责收税、断案等事务性的工作，直接向国君负责。毕竟，直辖的土地、人口多了，意味着公室的财富、力量随着增加，哪个国君不愿意干呢？
可见，我们如今常说的“后发优势”，在古代同样存在。后来，晋、齐两大强国也学习这一制度。但直接废除原有封君也不大可能，因此，各大诸侯国境内，纷纷呈现出封地、直辖县并立的局面，后者就是郡县制的萌芽。
在春秋时期，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在面子上，诸侯国仍对周天子保留着一丝尊敬，直到公元前403年，这一局面才再度恶化。
公元前403年，天下的头号霸主、周天子最信任的靠山晋国亡了，而且是被自己的卿大夫给瓜分。魏、赵、韩三家的话事人魏斯、赵籍、韩虔得到了周威烈王的正式册封，从此正式跃居为一方诸侯。
这是几百年来，周天子首次认可卿大夫鸠占鹊巢、取代原有诸侯，而且这位被取代的诸侯还姓姬！这几乎是向天下公然宣布，荣华富贵，力量强大者得之。因此，这一年也被视为战国的开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强国并立，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小诸侯国，天下进入了更加残酷的兼并阶段。
三家分晋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趁机把大量封地收归国君所有，小领主的数量急剧减少、辖区的面积也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三位国君都不希望手下有样学样、取自己而代之。因此，强化君主集权，已经成了时代的趋势，郡县制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而随着魏国的崛起，更是为了天下指明了强国的方向。魏国的秘诀只有两个字：改革。
魏文侯魏斯，是战国初期天下最雄才大略的君主（没有之一），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国土狭小的魏国迅速成为巨无霸，并成了其后各国纷纷借鉴学习的对象。
魏文侯率先打破贵族政治、任人以才，引领战国招贤养士的先河。当时的的魏国朝廷中，汇集了来自各国的顶级人才，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翟璜、乐羊、吴起、西门豹......无一不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他所编纂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明确奖惩制度，鼓励耕战，对原有世袭制造成极大冲击，极大鼓励了魏人的积极性；
实行了新税法，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机制，主张“取有余以补不足”，在丰年，视收成情况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制度；遇到灾年，则视严重程度放粮赈灾，实现“常平”，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军事方面，吴起在西河郡创立了战国第一支职业军队魏武卒，这也是魏国横行天下的武力保证。
依靠上述制度性改革，战国初期的魏国无比霸气，它往西夺下秦国河西地区，设立西河郡，吴起作为郡守，把秦国压在关中犹如困兽；往东打压齐国，往南欺辱楚国，对内团结韩、赵，一时间，“天下苦魏久矣”。
魏国的成功，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希望。一时间，见效快、威力猛的法家理念成了时代宠儿，赵国公仲连变法、齐国邹忌改革、吴起楚国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一度出现了“谁变法、谁强大”的现象。
其中，赵、齐、韩更多的是侧重政治改革，只有吴起变法是对魏国经验的升级，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所以效果也最猛：“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
变法在本质上是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可以理解为割掉原有贵族阶层的肉，拿去刺激各阶层通过奋斗为国出力、同时改变自己的命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的阶级固化被推翻了，只要你努力，咸鱼翻身不是梦。
但是，这就意味着有人欢喜有人忧，这些传统中原诸侯国的宗法制过于成熟，数百年间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过于强大，自然不会坐视自己的特权白白流失。因此，在力推变法的一代雄主去世后，它们陆续面临着人亡政失的局面：魏文侯、魏武侯之后，魏国不可阻挡的衰落；楚悼王死，吴起被杀，变法被废除，牌面上实力最强的楚国从此沉沦。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诸侯博弈已经跟春秋时期完全不同，各大国费尽心思变法，就是为了在新时期的大国兼并中攫取先机。以魏国为例，在把秦国赶回关中后，由于函谷关天险，魏武侯、魏惠王时期把扩张方向重点盯在了曾经的小兄弟赵、韩身上，邯郸一度被魏国攻破，韩国也被魏武卒兵临城下，但最终由于齐国的干扰，魏国毕竟功亏一篑，反而在东西夹击下彻底跌下神坛。
由于改革的不彻底，这时的中原各诸侯国都不具备彻底改变实力对比的能力。但谁也没想到，首先实现突破的，竟然是在前期被各国鄙视、视为蛮夷的秦国。
由于长期与西戎杂处、融合，秦人身上也融合了一些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宗法制的观念并不那么深入人心；数百年为了生存而血战的经历，也在无形中形成了彪悍尚武、粗狂野性的民风。
正因为如此，在秦孝公即位时，才面临着东方各国“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的局面。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当时的秦人还像游牧民族一样，男男女女、父子兄弟一股脑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他们的音乐，跟中原士人所推崇的礼乐相比也落后许多。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旧制度的不成熟，反而为推行新秩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像前文提到的，秦国在前期扩张的过程中，每夺得一块地区，都设立庶长实行军事统治，向国君直接负责，这也保证了秦国在君主集权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宗法制不严格，意味着传统贵族政治根基不稳，也为秦国任用外来人才、推行军功制提供了便利。
因此，当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后，在魏国学到了法家全套理论知识以及实践经验，但在魏惠王手下毫无前景的卫鞅（后来被封商君，人称商鞅）立即赶来。在秦孝公的铁腕支持下，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法家变革由此展开。
商鞅变法涉及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核心只有两点：强化君权、鼓励耕战，其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围绕这两个目的。之前各国的变法已经证明，集权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内耗；而在农耕时代，农业的发展，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秦国要在短期内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只有从这两方面入手。
接下来的历史发展我们就很熟悉了，秦国的军功爵制彻底摧毁了原有的贵族政治；聚乡邑为县、施行国家直接管理，彻底击垮了权贵的生存基础；废井田、开阡陌、施行新税法、统一度量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国变法自然也会面临贵族的反扑。因此，在秦孝公去世后，外来人员商鞅被当成了牺牲品成了替罪羊；而依靠已经稳固确立的王权，以及变法带来的实际好处，秦国历代国君保证了新体系的继续推行，甚至不断演进。
近百年后荀子前去秦国游历，他笔下记载是这样：“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百姓守秩序，官吏有规则，士大夫不结党营私，朝廷办事效率惊人，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为了应对大国兼并，各国纷纷尝试改革，但却由于旧势力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中途流产，只能坐视机会的流失；而秦国后来居上，凭着彻底改革带来的优势，战胜了六强、一统天下，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公元221年，丞相王绾建议在燕、齐、楚三帝分封诸侯，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最终，秦国彻底推行了郡县制，将管理国家的任务交给了任何人都有机会胜任的各级官吏，以消除寄生了数百年的贵族体系。可惜的是，过久了好日子的贵族们不会甘心特权的流失，他们等到了复辟的机会后，天下再度形成诸侯并立的局面；但结果也一如秦始皇所料，天下再度苦战斗不休，反而是出身基层官吏的刘邦和他的团队笑到了最后，先秦贵族政治，终于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角落。
有人总以暴秦说事。但他们有没有想过，面对一个从没有先例可循的新时代，去哪里借鉴如何治国和平时期的经验？难道在秦朝之前就是天堂吗？
在春秋时期，列强争霸夹缝中的小国面对连绵不断的兵祸，“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战争中沦为战俘后，大概率只有两种命运：被卖为奴隶，世世代代做牛做马，或者被献祭、殉葬；
春秋时期为啥总出现国君被杀、被赶走的案例？有些是因为整的民不聊生，有的是横征暴敛，还有的滥杀无辜，甚至有随意拿家奴试毒；
《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就描绘了庶民劳碌一年为了贵族们服务的凄惨场景；如果遇上灾年，他们更是“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至四方”；
屈原在《离骚》中哀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至于贵族过着什么生活，有兴趣的可以翻看《楚辞》中的《招魂》篇。
至于“焚书、坑儒”，鼓吹分封制、公然对抗秩序的势力该不该管理？号称能够长生不老来骗钱的术士该不该惩处？
只要有利益存在，就会形成压迫；所以人类需要用制度来与人性抗衡。后人没资格指责古人，我们之所以说秦朝建立的大一统是时代的进步，其中很大一点因素，就在于老百姓得到了依靠奋斗改变人生的机会。
那些鼓吹先秦分封制的，应该穿越到西晋时期，去体会下统治阶层的藩王们互掐会给老百姓、给文明带来什么样的浩劫。
最后说四个字：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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