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秉钧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在科学院、文化部、外交部工作；发表文章数十篇，译著和著作若干，得意之作为《毕加索：成功与失败》《非洲艺术（合著）》。
乔治·艾黎除了“迪格”这个外号外，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中国美食家”，不过这个外号只是我和夫人之间说说而已。我们每次住在他家，他一定要我们在家里起火，他不但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又可以吃到可口的中国菜。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美食家”。
相处久了，我和迪格有了很深的感情。几天不通电话就有些想念。他年近八秩，又有糖尿病，其孤独可想而知。有时侯，他一病几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人照料，无人看望。每次我打电话，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高兴起来，一聊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1996年7月，迪格来电话说，他要过78岁生日，希望我能去新普利茅斯玩玩。当时我工作很忙，不可能为了他的生日专程去一趟。我做了两件事：
为迪格祝寿
第一件很容易就做了，我用宣纸写了一个“寿”，给他寄了去。不几天，老头来电话说他收到了珍贵的礼物。
第二件事说起来话长。在新普利茅斯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宁波餐馆”，以往我们去都要在餐馆打打牙祭。在新西兰，父母过生日，子女请他们“dine out（搓一顿）”已经算很孝顺了。我于是给宁波餐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在迪格生日那天做一碗“寿”面，他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takeaway（外送）”，钱由我来付。后来，餐馆来电话说，迪格吃了面有点手舞足蹈，因为他自己的亲生子女都没有给他过生日。想不到，倒是使馆的外交官又是祝寿又是请他吃“寿”面。餐馆的老板也很感动，叫我不要寄钱了，这碗面由他们请客了。
1996年的国庆过后，我又去新普利茅斯办展览，因为这次展览规模大，所以我偕夫人还有厨师小倪和夫人，开车去新普利茅斯。小倪是上海人，中等个子，方方的脸盘。他的手艺很好，从大使到各级外交官无不称赞。还是和上次一样，分会主席玛格丽特·威尔逊女士（迪格因为糖尿病和年事已高辞了职）也找了一间店面。我带去了出土文物的复制品——唐三彩和陶俑。当地的观众只在画报上看过，这一次能亲眼看看这些几乎可以乱真的“文物”感到十分高兴。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参观，只可惜场地只能借用3天。
新普利茅斯是塔那朗基省的中心。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的普利茅斯，所以他们把这个城市叫做“新普利茅斯”。这里最出名的风景要算是埃德蒙火山了，远远看去，形状很像日本的富士山，毛利人把她奉为“神山”。因为山很高，山顶终年积雪，白云缭绕，所以人们很少看到她的“庐山真面目”。由于山高林密，每年都有登山者失踪和冻死的报导。但是，那一天，老天爷似乎对我们特别恩宠，我们居然看到了埃德蒙山的山峰。它是那样秀丽，那样挺拔，难怪很多游客为了一睹“西施”的风采在新普利茅斯待上十天半个月不愿离去。由于心情愉快，我随口吟出了一首七绝：姑苏园林甲天下，“牛皮帽子”景更佳。窈窕淑女今安在，终见西施撩面纱。
“牛皮帽子”是我们的会计给新普利茅斯取的外号，我很佩服他的“翻译”水平。
新普利茅斯的自然保护搞得很出色，埃德蒙山的生态破坏也很少，这里到处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这一地区的天然公园不下十几个，我们只游览了其中的一个。公园里有一个宁静的湖，里面有水鸟、野鸭，还有几对黑天鹅悠闲地在湖面上嬉戏。在小桥旁，在喷泉边，我们的相机频频闪光。
因为我的任期只剩下七八个月，所以我在出发前向大使请示，利用这次机会让小倪为那里的分会会员做一顿中餐，算作是我的辞行。大使欣然同意。
我们租了一个套间，每天才100新元（合500元人民币），里面除了两间卧室、一个厨房，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会客室。由于西方人的厨房设备有限，厨师不可能搞什么煎、炒、烹、炸。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以饺子为主，再弄些鸡翅、酱牛肉之类的冷盘。会员们听说要吃饺子，高兴得不得了。展览闭幕后，他们立即回家，换上了最好的衣服，来到我的“临时官邸”。一下子来了20多人，会客室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气氛是那样亲切和融洽。
我首先对会员们为这次展览的成功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我说：“在离任前，我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你们这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尝尝中国的饺子。”说到这里，朋友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迪格与分会会员肯和玛格丽特在我举行的晚宴上
在包饺子前，迪格给大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法国人以烹调闻名于世，但是法国人第一次吃到中国的饺子时琢磨开了，这肉馅是怎么放进去的，是不是用针管注射进去的。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厨师倪先生和邱先生就要给大家揭开这个秘密。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它出自迪格之口，未免含有英国人嘲弄法国人的意味。我接着迪格的话茬，给会员们讲解了饺子的原料和制作方法。小倪和两位夫人做了现场表演。我请他们自己动手包一下，但他们大多数都认为太难了，不敢一试身手。
上海厨师小倪包的饺子
由于我们4人都是“老手”，几百只饺子不一会就包完了。吃的时候，会员们的高兴劲甭提了。花了100多新元，居然办了这么一次“宴会”，真是合算到家了。不少人还要求带一些回去给孙儿们尝尝。那天还剩了好多菜和饺子，它们都成了“美食家”冰箱里的“绿卡居民”。
迪格的一个儿子在惠灵顿住。迪格有时自己开车来看望他们，每次他总要来使馆看我。西方人父子之间在经济上算得很清，老子到儿子家不管饭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我每次请他到广东餐馆去吃午茶，我们两人边吃边聊，吃完后如果有剩的，跟跑堂的要个“Doggy bag”（狗袋，西方人把剩菜带回家，说是给狗吃，实际上是人吃），迪格的晚餐也就解决了。
转眼1997年春节到来了，使馆照例要开一个春节联欢会。由于使馆的大厅要装修，全馆都在为场地的事着急。我在馆务会上提出，是否可以在植物园的露天音乐堂举行。经办公室联系，植物园一口答应，而且不要一分钱。当然布置会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1997年是牛年，我用大红纸剪出两个牛头贴在舞台后面的墙上，舞台两边的柱子上贴了对联。使馆的夫人们在草坪四周的树上和长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好一派节日的气氛！我打电话给迪格，他在床上接的电话。他说他得了感冒，但一听说我将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二胡，他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劝他身体不好不要来了，他却表示一定要来。
大年初一，艳阳高照。经过几个小时的布置，一切就绪。这时，迪格也到了植物园。我陪着他在山顶上的餐馆吃了午餐。迪格显得很高兴，他穿了一身新衣服，真像过年一样。
联欢会开始了，大使和惠灵顿副市长被邀请上了主席台。当大使看见迪格也来了，马上要我把他请上了主席台，老人家那个高兴劲我无法形容，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荣誉。
这就是我和迪格在新西兰的最后一次见面，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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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魂牵梦绕的新西兰》
作者 | 邱秉钧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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