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和热爱，书中人物处境与遭遇牵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
“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苏轼《志林》
纵观全书，无不充斥着人物悲剧的演绎。比如刘关张的“正不压邪”、诸葛亮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曹操终其一生不敢称帝等等。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悲剧，形成了《三国演义》独特的“美感”，令人或拍手称快、或怆然泪下、或欲罢不能。
本文不说三国历史，仅以反映三国场景的演义小说为依据，分析历史演义故事中悲剧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的思想根源所在。
一、 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在封建社会，忠君爱国、舍生取义被标榜为一种美德。
而刘备则集此美德于一身，他忠君爱民，对上忠、对下仁、对友义，他与关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誓同生死。同时，他又爱民如子，所到之处尽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百般拥护。
因此，刘关张在《三国演义》中无疑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出场，旨在扫尽世间邪恶，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可以说，刘备是作者倾注感情最多、最深的一个人物形象。
然而，历史小说在以历史题材为背景，倾诉自我情感的同时，却又不能篡改历史、抹杀史实。因此只能依据史实写出关羽兵败麦城而死、张飞急兄仇而遇害、刘备为义兴兵征伐东吴却兵败夷陵……
于是，读者被刘关张因义而聚、因义而兴、因义而亡的兄弟之情所感动，为他们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的壮志未酬而倍感惋惜。
刘关张的悲剧根源究竟源自哪里？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大家都认为汉朝气数已尽，人人都想取而代之。但群雄之中除了袁术称帝外，其他人却不敢造次。虽然个个都在明争暗斗，怀着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鬼心思，但在表面上仍然尊汉帝为君。
刘备同样不例外，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打着匡扶汉室的幌子四处奔走，却从未有任何拥护汉献帝的具体行动。因此，刘备所谓的兴“汉”，实则是为自己谋利益。
在关羽的眼中，义兄刘备就是他的全部，貌似对刘备的忠诚便是对“汉”的忠诚。
同时，作者也赋予了他太多“义”的光环，虚构了“三约”、“降汉不降曹”等故事为其洗刷投降曹操的事实。即便如此，关羽的表现也矛盾重重，他对曹操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激，不但通过斩颜良、文丑来报答曹操。而且在辞别之前还留话：“有余恩未报俟之异日”。果然，赤壁之战后，他弃军令状于不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华容道“义释曹操”。
假设不曾有过“桃源三结义”，相信他一定会死心塌地为曹操效力。
几百年来，刘备施仁于民、深得民心的仁君形象受到读者的喜爱的推崇。
但是仁义之师也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比如刘璋不愿与刘备决战，是怕百姓遭殃，是“仁”的表现；而刘备极力标榜“仁义”，最后却通过“诈”的方式得到了益州；袁绍在河北也曾施行仁政，深得百姓爱戴，便他仍然敌不过奸诈的曹操。
因此，刘关张的忠、仁、义其实代表的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只不过这种愿望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最终被赋予忠、仁、义的刘关张在现实面前便只能以悲剧收场。
二、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几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个忠贞与智慧的典型化身。在他的身上几乎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奉献精神被世人所歌颂。
在作者的笔下，他料事如神，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他用兵如神、高深莫测，即便陷于危难之中也能略施小计而转危为安；依据一篇《隆中对》便为刘备争得三分天下的局势。
正所谓“受命于危难之间”，从诸葛亮一出场便表明态度，要伐魏兴汉一统天下。
在他看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谋”是主要的，因此他迎着困难奋勇前进，硬是从无到有为刘备打下了偏安一隅的巴蜀之地。从这个方面来说，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实干型的人才。
但是，他忽略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后半句“成事在天”。在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蜀吴联盟出现裂缝，随着关羽的战死、荆州的丢失，蜀吴联盟的瓦解，蜀国的情形每况愈下。
刘备死后，诸葛亮挑起重担，虽然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仍然雄心勃勃上书要求北伐。
“今南方已定，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谒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几次兵出祁山，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仍百折不屈坚持北伐，在敌强我弱的形勢下，诸葛亮反对坐而待亡，主张尽人谋趁机出击，他说:“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退之时也。”
他不因形势不利而有所畏惧，坚决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达到其目的——伐魏兴汉，他竭尽全力、至死不退。
诸葛亮尽人谋而不屈服于形势，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六出祁山，因操劳过度，病逝于五丈原，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便是诸葛亮的悲剧。
诸葛亮未出前，司马徽预言:“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显然，这是作者之言，翻开史书，未见司马徽有此说。
不过，作者的分析是正确的，诸葛亮是不得其时，即失之机遇（成事在天），诸葛亮想走刘邦的老路，以巴蜀为根据地，破三秦进而横扫中原，但时过境迁，机遇早已变得不同。
刘邦当时的对手是项羽，残暴而寡恩，大失人心，又不善于用人；刘邦能结秦人之心，又能团结五湖四海之士为其效命，所以楚汉相争之初，楚强汉弱，随后事态发展却有利于汉，反弱为强，最后兵围垓下，项羽自刎。
诸葛亮的对手是司马懿，其能力、智谋与诸葛亮不相上下，诸葛亮是百折不回，司马懿是忍辱负重；但魏蜀力量强弱悬殊太大，魏国占有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人口四百多万，士兵四十多万，而蜀国生产较落后，人口九十多万，士兵约十万。
战争是物力、人力、智力的较量，彼此物力、人力如此拥悬殊，智力又差不多，司马懿拥有二十万大军，屯田前线，扼守秦川，使诸葛亮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并非意外之事，诸葛亮虽竭尽人谋，因没有刘邦的机遇，所以突破三秦横扫中原的宏愿不能实现，这便是造成诸葛亮悲剧的原因。
三、“拥刘反曹”思想禁锢下的曹操很显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作者置于刘备这个仁君的对立面，把他塑造成一个绝世奸雄的形象。
他是暴中有仁，奸中有忠，诈中有义，而暴、奸、诈占主导地位。
曹操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他为父报仇到处屠杀人民，但不许土兵践踏老百姓麦田，自己犯了军法便割发以代首；
他怕人行刺便捏造梦中杀人的谎言，但在战争中却冲锋陷阵，视死如归；
他对忤己者杀之而后快，但有时也能宽宏大量，待人以义;他在战争中几次尽坑降卒，但攻入城后却减免赋税以安抚百姓;他一生刻薄残忍，但临死时却分香卖履，颇有点儿女情长。
从伦理道德看，他屠杀义叔吕伯奢全家、假在梦中杀近侍、借仓官脑袋以息众怒，是恶的化身;从建立功业看，他征伐群雄，统一北方，为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不愧被称之为英雄。
在行动上他是确确实实是拥护汉为正统的，如果不是他移驾幸许都，汉献帝的颠沛流离生活是不会结束的，而且是难再把宝座坐下去的。
曹操说如果没有他，不知有几人称帝称王，这倒是真话。正因为他至死都没有纂位，表面上还是尊汉奉献帝为正统。
曹操为什么要移驾许都却又一直不敢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正统观念”的原因。
人们往往是传统思想的奴隶，汉家王朝那时统治中国已有几百年，汉是正统在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
正因曹操有正统观，故重视正统利用正统，将汉献帝这个傀儡掌握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由于曹操打起拥汉的旗帜，因而当时具有正统观的拥汉派大多汇集于他的麾下。
可是，当发现曹操有不臣之心，便纷纷反对。如曹操要加九赐、封魏王，就受到非议和反对，可见拥汉的还大有人在，其潜力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曹操不敢觊觎帝位，孙权劝他称帝时，他笑说：“是儿欲使我在炉火上烤耶”。曹操利用正统观，却又受到内部拥汉派的牵制，使之动弹不得，故终其一生不能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愿望。
当时汉王朝已腐败不堪，它的丧钟早被黄巾起义军敲响了，注定是要灭亡的。
本来，曹操未移驾许都前，他已拥有相当的力量，是当时独霸一方的集团军，他不利用汉献帝这个正统招牌也可独成气候，也许这样可以不受正统派的牵制，而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事实上，袁绍、刘备、孙策等人不正是这样干吗?可是，曹操因为有正统观，才扶植傀儡皇帝汉献帝，以“挟天子令诸侯”因而使自己陷于正统观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这便是造成曹操的悲剧原因之一。
从三国历史发生的年代，一直到《三国演义》的成书时期，社会一直处于封建时代，作者无法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因此才有了文中人物在正义与邪恶、正统与反叛、人谋与天定的矛盾中纠结与徘徊，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演绎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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