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外国女人嫁到中国是不容易的。蒋方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蒋方良，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白俄罗斯人。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双亲亡故，并由姐姐安娜抚养长大。16岁时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认识了尼古拉·伊利札洛夫（即蒋经国），并在两年后的1935年3月15日结婚。
1937年4月，瓦哈瑞娃远离故乡，和蒋经国一起回到了中国。这时，瓦哈瑞娃已是儿子蒋孝文和女儿蒋孝章的母亲。据说，蒋介石刚开始时，很不习惯这个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外籍儿媳妇，但相处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姑娘还不错，就为她取了温婉的中国名字：蒋芳娘。
其时，蒋芳娘在中国有很多不适应，主要是语言和饮食。语言是因为她不通中文，饮食是因为她从小吃惯了奶酪和面包，觉得中国饭菜又辣又咸，讲究还很多。当初，与蒋经国恋爱并结婚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蒋家在中国的背景，到中国后才对此有所了解，这意味着，她不仅要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还要适应蒋家的很多规矩。在得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认可后，蒋芳娘与蒋经国一起回到浙江奉化，去见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
蒋经国于1910年在溪口出生，童年、少年时代在溪口度过。蒋经国还在母亲腹中，蒋介石就出外闯荡去了，很少回家，是毛福梅在孤苦中把儿子蒋经国一手抚养大的。后来，蒋介石发迹，把蒋经国带到上海读书，又送蒋经国去苏联留学。毛福梅与蒋经国从此关山阻隔，杳无音信，蒋经国是死是活，毛福梅无法得知，只有天天在佛像前祈祷菩萨保佑，蒋经国在外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蒋经国带着蒋芳娘还有两个孩子，出现在毛福梅眼前，他们母子分别已经整整13年。毛福梅把蒋经国抱在怀里泪水滂沱，随后才打量起了孙子、孙女与儿媳妇，孙子、孙女被毛福梅抱在膝上，像是抱住了两块心头的肉，再次喜极而泣。随后，毛福梅打量了蒋芳娘一眼，多少有些不习惯地问蒋芳娘叫什么名字，蒋经国赶忙回答，并说是阿爹给取的名字。毛福梅听了很是不快，说：“不好！她是小辈，怎么能叫娘呢？如果我这个当娘的都叫她娘，她该有多少罪过？”蒋经国不知道说什么，毛福梅又说：“就叫她方良吧，方正贤良多好！”
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随后，毛福梅为儿子蒋经国和儿媳蒋方良办旧式婚礼，蒋经国穿长袍马褂，蒋方良戴上凤冠霞帔，毛福梅太师椅上接受他们的三拜九叩激动得满面红晕、满眼热泪。婚后，尽管婆婆毛福梅变着手法地为儿媳蒋方良做中国点心和菜肴，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其乐融融，但适应中国生活习惯仍然是蒋方良必须要面对的，而她也从此把自己放在“幕后”，成了一个有如传统中国深闺的妇女。
今天的众多资料显示，蒋方良通常与公众保持距离，对外界的事知之甚少。尤其是到了台湾，更是表现鲜少，甚至不习惯别人叫她“夫人”。章亚若，蒋经国与蒋方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章亚若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早年就读江西南昌女中，1926年与唐英刚结婚，并育有两子，后因唐英刚不幸离世。后来章亚若避至江西赣州，进入公署工作。1939年担任蒋经国秘书。期间与蒋经国产生爱慕，并在1941年怀孕，1942年正月十五日在广西桂林医院产下两子章孝严、章孝慈。
据说，蒋经国最早向章亚若倾吐“爱情”时，章亚若鉴于蒋经国已有妻儿，自己是寡妇，不敢高攀，断然拒绝了。但做了蒋经国的秘书后，蒋经国再次向她表白，他终于被“真情”所融化，甚至两人还互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但蒋方良对此并不知晓，甚至，在这期间，章亚若还曾一度扮演着蒋方良“国语教师”的角色。
这件事一方面在告诉人们，蒋方良真的将自己放在了蒋家的 “幕后”；另一方面，也在告诉人们，此时的蒋方良已经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依靠蒋经国的事实——在蒋方良与蒋经国的恋爱传言里，蒋经国曾经扮演过英雄救美的角色。据说当年在苏联时，有天夜间蒋方良下班，被一个大汉挡在了半道儿上欲行不轨，正巧被蒋经国碰到，几下子就把大汉打翻在地，因而获得了蒋方良的芳心。但不管怎么说，当年如果没有蒋方良的关照，蒋经国恐怕很难坚持下那段困难的日子，而这一切，随着回国，蒋经国已经不再需要。所以，躲进“幕后”的蒋方良在婚姻生活中成了“孤独”的，她知道或者不知道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插曲，也都不能改变什么了。
正是因为这种苦守空闺的“孤独”，到台湾后，蒋方良被闷出病了，犯了精神躁郁症。据说，她的这种病并不存在攻击行为，发病不严重时，只是在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接着翻箱倒柜，会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翻出来，甚至会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在地上，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严重的时候，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得满屋子里到处跑。
蒋经国听说后，马上请医生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经医生初步诊治，确认了蒋方良病情并为她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此后，寓所阿宝姐若见她满屋子翻箱倒柜，便知她犯病了，请她及时服药，若见她全身赤裸，则为她赶忙披上衣服，遮蔽裸体。这时候，人们如果回头来看毛福梅的那句“方正贤良”，似乎可以说蒋方良精神躁郁中做到了。
虽然，在药丸的作用下，蒋方良的病情被控制住了，但她晚年生活的“孤独”却变了个法儿地来了：1988年，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一年后，她的长子蒋孝文病逝；1991年，她的二儿子蒋孝武去世；1996年，她的三子蒋孝勇被死神夺走。唯一可以陪伴她的就剩下了女儿蒋孝章，但蒋孝章又生活在美国。这时候，人们不知道她心中的“孤独”具体是怎样的，但她已经由一个俄罗斯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当她听说章亚若的儿子章孝严争取改回蒋姓时候，只是问了身边的人这样一句：“怎么会有人要认祖归宗？”
有文史专家说，蒋方良自从随蒋经国来到中国以后，再也没回过她出生的国家；也有文史专家说，1968年6月，蒋方良按捺不住思乡心切，曾经返苏联探望家乡的亲人，但在家乡停留一个星期后，却不得不搭机按原来的路线返回中国台北。还有文史专家说，蒋方良一生充满传奇，却又孤寂不堪，想让她将自己知道的“历史”说出来，把它写成书，但被她拒绝了。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去世，外孙女蒋友梅写了这样一段话：“祖母走后隔天，我和小女泛明在买菜回来的路上，突然雨停了。天空染上一层粉红一层蓝，太阳也破云而出，照得大地一片金黄。莫名地，我笑了；告诉女儿：快看！太婆已经度了。”从此，她一生经历的那些秘密，也随着她的离世永远地走了，而她曾经犯过的精神躁郁症也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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