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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755)冬十一月起兵，一路势如破竹，一个月后就攻陷了洛阳，八个月后就打进了潼关，玄宗只能仓皇出走。
在入蜀的路上，追随而去的人很少，禁卫部队和亲近臣僚所剩无几，跟他颠沛于道路时，追究责任，杀了杨氏一门，还恨恨不已。这时玄宗已年老，壮志销除净尽，自知酿成祸乱，无法收拾残局，因此坚持入蜀避难。
父老们恳求把太子留下来统率他们抗贼，收复长安，玄宗也就表示同意，宣旨传位给太子，太子不受，但当到达灵武，站稳脚跟后，也就徇从众心，即皇帝位了。
1、永王何以注定失败？肃宗已继位，岂容李璘与之争夺？
李璘妄想割据江表，垄断江南财富，而肃宗处于贺兰进明所说的“沙塞空虚之地”，必须依仗江南经由上津路转运过来的粮食才能维持。
因此，从永王璘这一边来看，有利条件很多，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肃宗让他回蜀归觐，他置之不理，仍然继续统兵向东发展。
但永王璘属下的谋士们却是犯下了一项根本的错误。
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物质条件，而没有全面衡量种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精神力量。在这方面，肃宗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李璘却是处处处于下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必败的局面。
安禄山反叛后，官僚士人间就分成了两大阵营，除了一些跟着安禄山起兵的人之外，忠于唐室的人，阵营业已稳定，人心所向，都在肃宗一边，大家都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肃宗身上。况且肃宗已经正式继位为君，事后玄宗也已追认，名分已定，忠于唐室的人更增加了凝聚力。
李璘位为藩王，自应臣服，而他一意孤行，自以为兵多粮广，有恃无恐，但却估计不出名分攸关而后转化的物质力量，说明他丝毫不懂人心向背的问题。司马光说他“不更人事”，确是深至之论。
就在李璘拥兵自雄、不受敕令时，肃宗正在筹划对策，如何及早消除后患。
2、名士达官均避而不出李璘其时气势汹汹，似乎正在顺利地实现其割据江东的原定计划，然而没有估计到他在道义上正节节失败，在人心向背上迅速陷于劣势。这从其时一些官吏和名士的政治抉择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玄宗下达分镇诏书，同时令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节度都副大使)，永王璘密谋割据，不从肃宗归觐于蜀的命令，李岘时任江陵长史，也就立即辞疾赴行在，胡三省注：“璘将称兵，岘不欲预其祸也。”李岘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他见机先觉，赶快抽身归向肃宗。
就在这一事件的萌芽状态时，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李璘“必败”的前景，从而善自抉择了。
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序》中说到：
“囊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安于泰山；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直诚；移镇夏口，救时艰也。”
崔祐甫与韦良宰都和李白有很深的关系，李白事后也已看清了其时官僚队伍中人心向背的情况。
每当政治纷争之起，中原逐鹿的人都要作出一番努力，争取一批名士前来参与幕府，这样可以提高个人威望，吸引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前来归附。
名士本身固然未必个个都有什么经天纬地之能，但由于他们在士人中有影响，而封建官僚队伍本由士人组成，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对士人中的杰出之士抱有敬意，因此名士的动向，往往也能说明人心向背。
永王璘于此作出过努力，可是成效不著。
李璘统兵东下时，萧颖士正在江东避难。李华在《萧颖士文集序》中说：“永王修书请君，君遁逃不与相见。”但他随即却接受了广陵长史李成式的聘请，成了广陵幕府中的僚属孔巢父的情况与此相同。
《新唐书·孔巢父传》日：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孙。少力学，隐徂徕山。永王璘称兵江准，辟署幕府，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
可见他的态度也很坚定。他也预察到了李璘的“必败”，因而抱着避祸的态度，隐藏起来。当时对形势有所认识的人都是不肯“误上贼船”的。
孔氏的年岁要比李白小得多，政治头脑却非常清醒，在应付李璘征调的问题上处置得当，博得了名声。
3、李白何以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李璘终于罗致到了李白这样一位大名士。
或许可以说，这是他的阵营中唯一的一位举国皆知的名士。
安禄山起兵后，李白携宗夫人南下，这时隐居在庐山。经过永王幕下谋士韦子春等三次聘请，终于兴冲冲地下山了。
永王当然隆重欢迎，屡设盛宴款待。李白本以奇士自居，这时以为实施自己抱负的时机到了，于是一路随永王东下，在浔阳时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内云：
“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李白到达金陵后，又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抒发他的抱负和欣喜之情。
第一首说：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全诗从追叙去年“诸王分镇”之事开始。其时道路阻隔，李白对情况或许不太清楚，但第五首诗中有“二帝巡游俱未回”之语，可知他已了解到肃宗在灵武继位之事，那么永王违令而擅自行动，本已超出玄宗去年的指示，更未接受今帝的命令，这可是不难想到的。但李白对永王此举会起怎样的政治后果却丝毫不作他想。
第二首说：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脑中总是把历史上的混乱时局与当前时局作类比。这时身处江东，自然会联想到晋代故事。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曰：
“想象晋末时，崩腾胡尘起，衣冠陷锋镝，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
琅玡王司马睿割据江东，永王璘想重现东晋故事，李白则以谢安自居，也想一展平生抱负。或许在他单纯的心灵中没有什么私心存在，但是历史毕竟难于重现，李白却是太昧于形势了。
不过从这首诗来看，他的抱负与永王割据江东的企图那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首说：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这首诗对永王军队进入三吴地区的描述，与事实大不相符。
当时三吴的地方官员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都曾派兵拒阻，李璘发兵攻伐，闹得江淮大震，高适与韦陟、来瑱于安陆会合，结盟誓众合力进讨。
第九首说：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这里李白作了进一步的推断，而这也正是永王璘隐而不宣的最终目的，就是直承王统，登大宝之位。
也许是李白的诗人之心太过纯真，有些旁人不便明言的话，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而这也正是高适等人认为形势极为严重必须及时合力扑灭的苗头。
对这一首诗，古今就有不同的看法，明游潜《梦蕉诗话》以为李白“公然以天子之事为永王比拟，不无启其觊觎之心”。
实则永王璘割据的最终目的，就是像司马睿一样，在江东称帝，这用不到李白去启发，而李白在肃宗、永王之间，却也真有拥护永王而对肃宗存而不论之势。
高适等人的军队尚未合围，李璘的军队已经崩溃了。
李白此时在丹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仓皇南逃，曾有《南奔书怀》诗记其事，中云：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
这里有他的不平，同时也暴露出他一些真实而奇异的看法。他称永王的军队为“王师”，称忠于肃宗的军队为“北寇”。
可见他拥戴永王态度之坚决。当然，这里李白或者只是出于一时愤慨而称追逐他的李成式等人的军队为“寇”，他不一定想得那么深，把肃宗列为“寇”首，但他对肃宗其人，至少是不一定认为必须由他登大宝之位；而对永王璘其人，则是认为也有资格在江东立国的。
永王兵败，李白终于遭到拘系，随后又被谪迁夜郎，这是很严厉的惩罚。杜甫在《不见》诗中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当时舆论之一般。世人对他均已嫌弃，幸有崔涣、宋若思等人出来援颊，才免于一死。
4、自感冤屈的李白李白陷狱之后的经历，也甚为曲折。陷浔阳狱中时，曾托秀才张孟熊献诗时任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大约也是求助的意思吧。但高适似未有帮助。
这时李白的心情极为痛苦。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想不开；自己为什么会获罪下狱，他更没有思想准备。
永王分镇，本是玄宗的旨意，自己参加永王幕府，出于救国的至诚，没有一丝危害朝廷的心意，如今却获重罪而受絷囚，生死未卜，不由得满怀激愤。因此，他在多方求援时，吐露了极为愤懑的心情，《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其二曰：
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虚言误公子，投杼惑慈亲。白壁效明月，方知一玉真。
这时李白为冤屈的心情所困扰，自然更无暇推敲章法，于此反而可以窥知李白的心情。
李白在《上崔相百忧章》中用四言的形式抒发内心的激愤。诗句简短，文气急促，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沉痛迫切。
中云：
火焚昆山，玉石相磓，仰希霖雨，洒宝炎煨。箭发石开，戈挥日回，邹衍恸哭，燕霜飒来。微诚不感，犹禁夏台。苍鹰搏援，丹棘崔嵬。豪圣凋枯，《王风》伤哀，斯文未丧，东岳岂颓？穆逃楚难，邹脱吴灾，见机苦迟，二公所咍。
这里他为未能及时脱离永王幕府而追悔，也为个人横遭系囚而愤慨。王室中的内争，政治上的黑幕，又岂是心情纯真的人所能预测？但这时身陷牢狱，一些人非但不凉解他而为之辩解，反而落井下石，尤使他倍感痛苦。
《万愤词投魏郎中》云：
“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
李白当年下庐山入永王幕府时，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宗夫人反对他这么做，但李白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终于下山一试了。
历史上的往事，总是勾起他无限的憧憬，他想到了殷浩隐退十年，时人以其起与不起，卜江左兴亡；谢安高卧东山，天下之人伺其出仕，均引领望之。
这些历史上的往事，激发他从政的热情，永王璘派人三上庐山礼请，使他感到诸葛亮的往事又要再现了，于是匆促下山厕迹军中。《书》中又说“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看来也有失落之感。
这是永王未失败前写的一封书信，可知李白参与军幕，仍是一介文士的身份，未能参谋机要。
虽坐享尊荣，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只留下了一些篇章，最后陷入了从逆的陷阱，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
他坚信自己是平白无辜的，对自己的才能仍抱有自信。崔涣时以宰相之尊充江准宣慰大使，他与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洗雪，乃得获释。
但噩运再一次地向他袭来，朝廷重新追究前事，处罚特别严厉，李白被判长流夜郎。
至德三载(758)二月，改年号为乾元；肃宗于上年岁末为迎玄宗返长安，十月为册太子，先后颁大赦令，李白却因沦为重犯而未能预此盛事，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李白于浔阳启程赴夜郎时，宗夫人与弟宗璟前来送行，李白作《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中间还对宗氏的家世念念不忘，对宗楚客及宗晋客等人大加粉饰，尽管他经常沉浸在幻想与虚荣中，眼前的艰难处境却不能不使他倍感伤怀，特别是在陷狱之后一直在为之奔走营救的宗夫人，前此曾经反对他参加永王璘幕，他却想像苏秦那样拜相而回，如今落得以垂暮之年生离死别，李白满怀哀情，一路上都在思念着夫人宗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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