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观众能否注意到，我们都要让它存在着。”
首轮收官后，《觉醒年代》接力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二轮播出。
不久前，当《觉醒年代》的剧情渐至尾声，随着层层递进的“革命氛围”，社交平台上关于剧集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自上线以来，《觉醒年代》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豆瓣评分一路上涨，从开分的8.3直至现在的9.1分，剧集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出圈”。
一部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成功背后，自然有许多因素——客观详实的历史、辩证且不因人设事的讲述姿态、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鲜活的角色塑造……当然，也包括凝练、写意，且具有高度艺术化的镜头语言。
导演张永新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观众能否注意到，我们都要让它存在着”。事实是，有关《觉醒年代》的镜头语言，几近“一致好评”。作为主创人员，饰演蔡元培的演员马少骅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赞赏导演张永新和摄影指导张文杰；而社交平台上，有观众写下了这样的评论，“伟人出场的瞬间，让人惊叹”。
《觉醒年代》镜头里，有不少令人记忆犹新且心潮澎湃的瞬间。将之汇总，发现正如张永新在幕后纪录片中所言，“当点点滴滴连成片的时候，这个戏便扑面而来。”
《觉醒年代》的艺术魅力，兼具写实与写意。
在一系列镜头里，一些细节含蓄地表达了深层含义，另有一些具有指代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充满“隐喻”意味。
>>>“他自风雨和苦难中来，如光般闪耀”
毛润之的出场，是该剧在艺术化呈现的一个经典时刻，也是社交平台上被广泛讨论的片段——大雨倾盆，一名一袭青衫的青年匆匆跑过，随后视角陡变，青年目之所及，是一段让人心痛的背景。
军人横冲直撞撞倒鱼贩，在地面上挣扎的活鱼与鱼缸中的金鱼形成对比；
汽车上漠然吃着三明治的男孩，与插标卖身的孩子亦形成对比；
匍匐在街上的乞丐、牵着牛走过的农民、阁楼上充当看客的闺秀则分别指代了不同阶级的生存处境。
此刻，青年毛润之踏水而来，镜头先是对焦他踏破死水的瞬间。片段最后，毛润之怀揣《新青年》踏水而去，意味深远。
>>>车不同轨、军阀末路
《觉醒年代》伊始，故事是在袁世凯府邸展开的，当时他授意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随后的一系列镜头——比如院子上空一派末日黄昏的景象、白日里军人打灯的细节，都在预示着北洋政府正在走向覆灭。
与之相呼应的是北京城里驼队、车轨的特写。当双轮车向前行进，车轮与车轨并不吻合，“车不同轨”意味着国家分裂；
而骆驼的蹄子踩在车辙上，又是一种有关时代进程与革命势在必行的象征性符号。
>>>高山流水遇知音、蓬门今始为君开
当陈独秀初到北京，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还曾一度“陈门立雪”。期间，陈独秀还有一段与钱玄同、刘半农赴陶然亭的桥段，漫天飞雪、小炉子和火炭，以及奏着《高山流水》的古琴，三人共饮花雕之时，畅谈着新文化，这段陶然亭会友将“高山流水遇知音”做了诗意表达。
当蔡元培第三度来请陈独秀“出山”，房门大开，门帘已卷起，意即“蓬门今始为君开”。剧中，蔡元培也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指向门帘说道，“我已经看到你的态度了”，二人的心照不宣，恰是学者间的惺惺相惜。
>>>耍猴戏与铺路人
讲述张勋复辟的一集里，镜头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阀身上，而是对焦北京城中的众生相，侧写这一历史事件。
在龙旗重新挂满北京城后，耍猴戏与龙旗的相互呼应、守旧派争抢马尾巴做的辫子并相互“请安”、进步青年在人群中的不屑……大量慢镜头的呈现，让“张勋复辟”多了分戏谑之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后胡同里的泥泞小路，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行过，正预示着他们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将承担着思想启蒙的“铺路人”作用。
剧情发展到后期，又有一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酒后，陈独秀为胡适搬砖垫脚的镜头，而那时却已有二人因理念分歧分道扬镳、从此殊途之意。
>>>动物的指代意义
纵观全剧，动物的身影并不鲜见——而它们，也承担着指代功能。
比如陈独秀在上海时，心怀芥蒂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为表达自己的不满，将一只青蛙放进陈独秀的菜品中端上筵席。但这只青蛙并不只有引起戏剧冲突的作用，酒席散去，陈独秀将手中的青蛙向院中池塘扔去，“井底之蛙”开始“睁开眼看世界”。
与之类似的还有与陈独秀一同坐牢的“鸽子英英”，出狱后，陈独秀将其放生，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而在陈独秀北京的家中，镜头“青睐”的动物变成了兔子——一直以来，新文化运动还有种有趣的比喻：三只兔子闹北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属相均为兔，分别相差12岁）。
最具代表意义的当属蚂蚁和螳螂。
在陈独秀于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新青年》创刊演说时，话筒上就有一只“打死不往右”的蚂蚁，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需要这样一只打破桎梏的“左”的蚂蚁。
而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决定以身犯险，在闹市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唤醒国人之际，一只蚂蚁在李大钊手臂上来回爬行——此时，李大钊已深刻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
另一边，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后被捕入狱，放风期间在墙角看到螳螂举臂，此次被捕，他固然是“螳臂当车”，但同时，在历史大潮前，眼前的这些阻抗同样是螳臂当车。
>>>人物形象意象化
在鲁迅决定写《狂人日记》后，镜头对准了他手上拿着的刻刀——“以笔为刀”，发出第一声呐喊，别无他人。
《觉醒年代》中，从细节塑造人物，让人物有象征意义的例子还有许多。
比如半虚构人物郭心刚。“五四运动”时，有一位去世的先烈名叫郭钦光，且与郭心刚的结局相近；但同时，郭心刚这个人物从《觉醒年代》前期开始就贯穿故事情节，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遗憾中没有等到光明的一批人。
比如巴黎和会时两头为难的顾维钧。一个顾维钧起身的瞬间，镜头横移，从凯旋门模型的夹缝中透视着他的背影。
再如陈延年、陈乔年谢幕时刻，剧集拉到1928年，呈现了一段其牺牲的片段。陈乔年脚带镣铐，从飘落着桃花的血海中迈过，随后回头灿然一笑。“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一幕尤为震撼。
而关于陈独秀、李大钊，则更是有“说道”——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片段，楼下戏台演着京剧名段《挑滑车》，抗金名将高宠单枪匹马挑翻十一辆滑车，最终因力尽倒下的瞬间，陈独秀、李大钊在楼上坚毅决绝地向楼下国民散发传单、喊出口号，以身饲虎。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片段，镜头所及，饿殍满地、苍凉悲壮，带着列宾油画之感，陈独秀、李大钊由此坚定建党信念，二人举拳宣誓，镜头从后向前拍——远方照来了一束光，眼前的两个背影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深沉厚重的版画画风，加上刚毅的旁白，在反映一些特殊事件、历史节点时，给观众带来了“高燃”感觉，十分具有感召力。
为此，主创团队邀请了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张耀来进行版画创作。在连续出了六七稿设想后，张耀来用了一年时间创作了上千幅版画，而最终在剧里，呈现了一百多幅。
开篇的背景介绍，北京大街上的骆驼、陶然亭的大雪，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将那个救国存亡的时代背景勾勒出来。
李大钊发表《青春》《厌世心与自觉心》的片段，最终呈现出的版画风格的画面不仅视觉冲击力强，而且极具历史厚重感。
与此同时，作为视觉艺术的重要形式，版画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一直以来，版画在革命时期、战争年代对鼓舞军民起到很大作用，因此，这种形式还有一层战斗性、革命性的意义。
“五四运动”的桥段，在蔡元培、李大钊先后发表激昂的演讲，同学们积极组织以致喉咙沙哑，该如何呈现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当观众揣测之时，《觉醒年代》另辟蹊径，用版画的形式表达，收获奇效。
之后的剧情里，一些重要事件，包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片段，都以这种方式“开宗明义”，激荡起了一个又一个澎湃瞬间。
风云际会，时代奔涌，在荡涤尘埃、洗尽铅华之间，中国社会完成了历史性转折。
此刻，东方既白。
而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也一一谢幕——不仅在剧中，现实亦然。
《觉醒年代》颇为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呈现出不少动人瞬间。
比如登上社交平台热搜的陈延年、陈乔年的谢幕瞬间。陈延年、陈乔年终于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陈独秀赶来相送，望着父亲忙前忙后的背影，陈延年、陈乔年上前拥抱父亲，父子三人最终和解。
据张永新介绍，这场戏，主创用了“闪前”的手法——望着延年、乔年的背影，陈独秀似乎看到了两个儿子的悲惨结局，在谢幕同时，配上二人牺牲时的片段，陈氏兄弟的悲壮与豪情跃然而生。
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来到学校寻找丈夫，这位深明大义的巾帼英雄，为免除李大钊的后顾之忧，决定带着孩子回乡下；同时，她在这一瞬间倾吐了自己对读书的渴望。“姐，我跟你保证，等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静课桌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俩人，在一个教室里，我一笔一画地教你写字”，但最终，二人不复相见。
辜鸿铭、黄侃两位守旧派，在北大与陈独秀们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在呛声“打擂台”，但这种争论仅是学术上的争论，在陈独秀决心离开北大之时，二人却前来相送。
“君去也，还斗否？”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贤弟保重。”
而在《新青年》编辑部，鲁迅、钱玄同、高一涵的谢幕则是在回忆过往中而生，在首尾呼应之余也囊括了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
最余韵悠长的自然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位主将的谢幕——山野之间，决心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与一心搞学术的胡适之间的理念分歧已形成鸿沟，在沟通《新青年》去向未果之后，胡适一句“信仰虽异，友情笃深”，一饮而尽。随后三人在对诗《春日忆李白》中，胡适谢幕。
陈独秀的谢幕则体现了“铺路人”背后父亲的一面，在听闻国际歌最后一段的译者为陈乔年之后，父子三人终于秉承着同一信仰，身处“同一战壕”。这位百感交集的“五四时期总司令”，于林间渐渐远去，功过留待后人评。
随后，镜头一转，来到李大钊的谢幕瞬间——他以一起演讲收尾，这则演讲的最后两句是：
巨手一挥而就，长城上眺目远望，那个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就这样，与观众产生了情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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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依梧
作者：宵夜
编辑：五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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