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生于1926年8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本文记述了时年26岁的江泽民同志作为肥皂厂接管队伍中的第一副厂长，亲历与英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接管当时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
历时数月的移交谈判多在外滩18号进行，这是麦加利银行大厦，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事务所就设在大楼内。
整幢大楼，甚至外滩西岸的这条街，都是英人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刻意营造的世界。麦加利银行是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别称。这家老牌银行在1858年成立后五年，即赴海外开分行。上海是首批三家海外分行之一，以首任经理麦加利之名冠称。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花岗石贴墙，雕花大铁门，两根巨大的爱奥尼亚立柱作中段支撑与装饰，一派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麦加利银行的左邻右舍，都是来自大英帝国的“同胞姐妹”。外滩17号《字林西报》大楼，英国侨民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新闻报纸就是《字林西报》，其前身《北华捷报》在1914年发表过利华公司兼并的报道。外滩最高的几幢建筑，是19号汇中饭店、20号沙逊大厦即华懋饭店；而外滩最古老的建筑，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33号，英国领事馆，一幢英式乡村别墅。这些建筑是同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在远东打造的冒险家的游乐园，许多英资企业驻扎其间，大班们出没此地，俨然身居泰晤士河畔，而此地却不似那厢边雾霭重重，明媚的阳光令他们心情大好。
与这一带的大楼、裙楼别无二致，麦加利银行楼内也集聚着多家英资公司，弥漫着浓郁的殖民气氛。进出此地的资方代理和华籍雇员，也是西服革履，属于特殊的“高等”华人阶层。这是上海开埠之后应运而生的新阶层。他们是洋商指令的接收与传达者，也是执行者。在洋人堆里谋生，如在缝隙中钻营，磨练出他们机敏、犀利、巧言善辩的特性。
江泽民同志面对的谈判方，英商全权代表戚惠昌，也是这样游走于外商和中国人之间的高级职员。戚惠昌是浙江宁波人氏，身材壮硕。他于1920年进入白礼氏皂烛公司，又随公司并入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管理层一直都由英国人把持，事务所里设有七个部门，其中六个由伦敦总公司委派英国主管，唯有机构最庞大的营业部由戚惠昌负责。把产品销售的终端部门交给中国人，是英国人的精明所在。他们知道庞大的市场，辽阔的国土，靠几个说着外来语的洋人，再怎么奔波都难以把握，于是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实践证明了这种本土化策略的可行性。正是靠着戚惠昌等人的卖命，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遍布各省市的庞大销售网络。有位当时在苏州担任销售员的职工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是辽远边境和穷乡僻壤，只要有人烟之处，务必配备足够的销售员，因此那时无论大小城镇还是荒僻所在，都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推销员的足迹，大小商店内也能看到他们五光十色的肥皂和化妆品。”据江泽民同志回忆，当时国内销售点有八十多处。
英国大班撤退后，任命戚惠昌为全权代表，把公司的谈判事务都交付给他处理。还有两名代理人陈鸿钧和郭锦虹，分别代行管理生产和经营业务。陈自1934年进入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后被提升为会计部主任。郭是1932年起在天津分公司任职，1948年被派收购油脂之差，是英国老板的亲信。三名英商代表都是企业的资深职员，对厂里的生产和业务相当熟悉。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因为谈判对手的背后，是伦敦、香港，一个与新中国的气氛与主张迥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世界。
1952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办事处依然在麦加利大厦办公，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江水滔滔依旧，黄浦江上时时飘过低沉的汽笛声。每隔半小时，与伦敦大本钟相似的那只海关大钟就鸣奏一次。戚惠昌在这里进出已有二十多年。英国人走后，他搬进了大班的办公室，乘着从前接送大班的雪莱特轿车。他熟悉楼里的人和事，深谙其中的运行规则，与这里的氛围有种自然贴切的默契。可以说，这里是他的“主场”。虽然他也知道英国人气数已尽，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扮演牵线木偶的角色，终究是一件尴尬事情。他本人对生产经营并无兴趣，职工们又怨声载道，对他甚为不满，认为这样搞下去工厂没有前途，毫无希望……身处矛盾焦点，戚惠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思前想后，为摆脱困境，他主动去要求外事处代为介绍，将企业出租、寻找加工订货或转让，以缓解生产经营危机……
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就在这样的局势下，走进了麦加利银行大楼。
那年仲春，江泽民同志穿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从边门进去坐电梯，上到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事务所占据了一整层楼面，十分气派。这里是整个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和企业的总部，掌管着公司在华所有的供销业务及财务核算，位于杨树浦的庞大的肥皂厂，只是公司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
肥皂公司事务所有一百一十五名员工。江泽民同志在营业部的大办公室里，与几十位职员一起办公。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对手开始彼此打量，在相互探究中过招。一个身材精干、略显清瘦的老革命军人，在英商大楼的打蜡地板上，照样卷着裤腿走路、办公，爽快的话语中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另一个则是身材颀长、戴着眼镜的共产党人，英姿勃发，而且如此年轻，他毕业于名牌大学，英语听说写读没有障碍……如果说，领衔挂帅的厂长还符合戚惠昌想象中以枪杆子打江山夺天下的共产党人形象，那么江泽民同志这样的对手是大出戚惠昌意料的。
大办公室敞开的房门中，时时传过隔壁戚惠昌与伦敦和香港的通话声。江泽民同志留意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收集着每一个信息，经过冷静的筛选与分析，形成下一步行动的决策。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江泽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
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江泽民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江泽民同志后来还说：我跟戚惠昌学了很多。周伟回忆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日常接触中，江泽民同志都没有摆出接收大员的气势，没有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主动接触，坦诚相待。
江泽民同志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这位高级职员。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谈判前期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香港方面，此时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他们希望以颐中烟草公司的模式，将资产和债务一并交由共产党接管（Take over）。不过，戚惠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底。他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不断的接触和交往，才逐渐认可这些谈判对手的。半年以后的10月27日，他将与香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厂副厂长江泽民同志，并对他讲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写给市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信中记录了这些情节。
上海档案馆的历史资料显示：1952年6月初，戚惠昌已获得香港方面的电报同意，以现有资产抵所负债务的前提，来与政府实施谈判。按接收方的估计，公司流动资产约值五百二十八亿元（旧币），大部分为原料、物料、成品及在制品。不动产包括厂房、地皮估计为一千亿元（旧币）。负债方面，资方估计约四百亿元（旧币），大部分为欠税、滞纳金、偷工减料款及职工退职金、解雇金、福利基金等项。而如果按照税法严格计算的话，偷税漏税的罚款及按照实际偷工减料资方非法所得计算，则负债数要大大超过流动资产数。戚惠昌向我方表示香港方面愿意全盘转让，对负债如何计算无意见，只希望不需要港口外再汇款来。
外事处认为，此时谈判条件已经成熟。自14日起，由益民工业公司正式开始谈判转让事项。
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交锋阶段。最终，在双方对英商企业的资产总数，包括厂房、生产设备设施、流动资金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进行评估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确定其资产总和低于所拖欠的国家的税款和债务总和，即资不抵债，益民工业公司将代表政府把企业完全收归国有。
这是1952年6月27日的下午，谈判双方终于谈妥了转让条件，并草签了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写上：“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及联号厚丰有限公司之董事会鉴于各该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不善，资金枯竭，负债过巨，无法继续维持，兹特授权各该上海分公司经理戚惠昌全权办理将各该公司在华全部财产自愿转让与益民工业公司永远为业……”
离开谈判桌后的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
6月28日上午，肥皂公司总务科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暂停签署协议。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称“转让谈判尚需正式(official)考虑。在你得到我们的全权委托以前，你所同意及签订的一切，我们不予承认”。
这对于刚刚获得实质性进展的谈判，无异于当头一棒。戚惠昌也被搞懵了。他显露出为难情绪，希望益民公司暂缓进厂接管，同时再与香港通电联系。
远在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而对于身处西方世界封锁中的新中国、对于迫切想恢复生产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又是那么宝贵……
我方接管人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的余地。江泽民同志及益民工业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恳切的谈话，他们晓之以理，陈明利害，并解除其顾虑，希望戚惠昌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此前英商对他的承诺与授权。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头衔和他的姓名。随后，戚惠昌又同意益民工业公司人员依约进厂接管，并开具了相关信件。
这是1952年6月28日，一场原本很可能破裂的谈判，终于以维持原先的结论而结束，波澜不惊地落下了帷幕。
6月29日上午，戚惠昌电话报告香港，接管草约已经签订生效，益民公司将于下午正式进厂接收。他还询问香港方面，电报中所谓“正式”考虑一词的含义。香港解释为：还要经伦敦股东会同意。英方意欲以股东会的名义，酝酿集体谈判计划。在通话中，香港方面责备戚惠昌说，只授权其谈判而未授权其签字，戚惠昌不该在未取得全权委托前即行签字，还对于所签草约表示不承认。然而，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均不能更改，劝告香港守信守约。
6月2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和益民工业公司的接管人员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的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开始行使对这家英商企业的权利。
此时我方掌握以下证件：香港授权戚惠昌谈判转让电报，香港两次来电关于全部财产与全部债务相抵作为转让条件的电报，戚惠昌来函声明被授权谈判转让函，双方签字的转让承认契约草约，请求益民公司人员下厂接管函。
从此，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
接管工作仍在持续中。事实上，上海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与益民工业公司的承让财产协议，直到1953年4月24日才正式签署。协议结尾，盖有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图章，合同甲方则是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全权代表戚惠昌，见证人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生活化工学会。
从清点财产到正式签署协议的过程，还有大量繁杂的工作。戚惠昌协助清点委员会对工厂的厂房、设备、存货、档案等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为摸清企业的底子创造了条件。周伟说：“戚惠昌的转变，离不开江泽民同志对他的影响。”江泽民同志离开肥皂厂之后，戚惠昌还特意去看望过他。事实上，离开谈判桌，离开肥皂厂，两人之间已没有公务上的瓜葛，戚惠昌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位昔日谈判对手的尊重与钦佩。后来戚惠昌赴香港定居，与江泽民同志仍有一些联系。
从分坐于谈判桌两边的对手，到走出会场后的朋友，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将纷繁复杂的事务迅速理清头绪，在风云突变中抓住机遇、化解矛盾，展露了政治智慧。
江泽民同志回忆说，当年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和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直接领导下一步步进行的。接管工作组的成员曾经多次去外事处开会，讨论接管中的各种情况，研究相关政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要研究对付英商的具体策略。他说：“在我印象中至少有过三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大厦开会研究。”
上海市档案馆存有1952年10月28日江泽民同志写给市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信函，其中谈到了通过戚惠昌与香港方面在转让接管中的交手过程。
江泽民同志写道：
黄处长：
四月十四号的信，昨晚已由戚惠昌的手里拿来了。这封信的内容，似乎要比六月十号的电报肯定些。但是在这封信来了以后，戚惠昌曾打过电话给香港，询问信内所讲的Take over是什么意思，香港回答说，与颐中烟草公司完全一样。后来戚惠昌又打电报去香港要求证实这个问题（电报原稿，沈士同志处有），香港回电又否认了这个解释（回电原稿，沈士同志处亦有）。
四月十四号信原稿，拟不再给戚惠昌，存益民公司作为将来必要的证件之一。兹将其抄本附呈，以供研究。九月份曾将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接洽转让以来，所有与香港来往的函件电报，抄录了一份交给沈士同志，现将九月份以后与香港来往的信件电报呈阅。
戚惠昌仍催促要写信给香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付，请黄处长指示。敬致
布礼
信函字迹敦厚端庄，叙述简约明确。半个多世纪后，江泽民同志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他笑道：“信件结尾的问候语‘布礼’，是当时的习惯用法，意为‘布尔什维克之礼’。那个时候，我们都学苏联，经常学联共（布）党史，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2009年10月，江泽民同志带着那封写于五十七年前的信，去医院看望黄华。说起当年肥皂厂接管中的往事，躺在病榻上的原外交部长黄华连连点头，目光中闪现激动的神色。他伸出双手，与江泽民同志紧紧相握，互致老战友的布尔什维克之礼。
当年签署的肥皂公司交接协议和相关文本记录，已成为历史的档案。但在江泽民同志的记忆中，那些与他的青春和事业相关的日子依然清晰难忘。
1985年，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任期届满，江泽民同志接任上海市长。在会见上海市政协部分常委时，他一眼就认出了三十多年前曾参与肥皂厂接管工作的石奇。战友重逢，倍感亲切。2009年10月，江泽民同志致电石奇时，得知另一位当年也参与了接管工作的沈士亷还健在，早年从上海市政府外事处调往外交部，如今生活在北京。江泽民同志非常高兴，立即致电问候。不久，沈士亷被江泽民同志邀请到中南海，参加退休外交官偕夫人的聚会。江泽民同志形容说：“他九十四岁，拄着拐棍，我们聊了不少，他神气得很呢！”
二十六岁时，江泽民同志没有想到，四十五年后的那一天，他会在香港亲历另一场中英香港政权的交接。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亲临香港，出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6月30日23时42分，江泽民主席健步登上香港会展中心的仪式台。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神色黯然地宣布，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管治。在香江飘扬了一百多年的米字旗缓缓降落。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紫荆花旗的伴随下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在每个国人的心头。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胜利！”他简短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六次。无眠的夜晚，让多少中国人永世难忘。
201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谈起1952年和1997年他亲历的两个7月1日，回首往事，自豪感油然而生，也不禁感叹他的人生竟会发生如此壮丽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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