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兴起于两宋,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开创,至朱熹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在元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无论真心与否,很多帝王都会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清代帝王也不例外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因面临的治理难题不同,呈现的历史面貌也存在差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程朱理学什么时候成为正统?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程朱理学什么时候成为正统(康雍乾三朝的程朱理学观念)

程朱理学什么时候成为正统

  程朱理学兴起于两宋,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开创,至朱熹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在元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无论真心与否,很多帝王都会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清代帝王也不例外。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因面临的治理难题不同,呈现的历史面貌也存在差异。

  一

  1644年,山河变色,中原鼎革,多尔衮率领八旗铁骑入主中原,颁布逃人法、剃发令,允许八旗贵族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处圈地,使得“吊民伐罪,为尔复君父之仇”的正当性大打折扣。顺治帝亲政后尊崇儒学,遭到八旗王大臣的普遍反对,其英年早逝和鳌拜辅政更让有所缓和的满汉矛盾再次凸显。此时南方残存着几个南明小政权,大部分汉族士绅官僚处于观望状态。清朝能够在中原长久立足,不像元代早衰而亡,很关键的一点是采取哪种统治思想。

  康熙帝冲龄即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统治思想消除尖锐的满汉矛盾。因为幼帝具有可塑性,尊崇程朱理学的官员们纷纷上奏,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学。理学名臣熊赐履更是上了一封“万言疏”,阐明儒学对于君王治理天下的意义,希望皇上“扶持正教,一洗从前浮薄偏曲之陋习与空虚荒诞之邪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后,陆续恢复了经筵日讲制度,为汉族官僚向皇帝灌输程朱理学提供了时机和场所。

  就康熙帝而言,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始终保持着天然的亲近感,对宗教则没有根本信仰。从理学治天下的观念出发,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强调“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实践着程朱理学的治国理念。

  康熙帝首设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亲临曲阜拜谒孔庙,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举措彻底解决了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发展方向问题,用专制皇权确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学的熏陶也让康熙帝养成了宽仁平和的性格,他对臣下极少疾言厉色,处理政务也是谨守中庸之道,即使处理谋反大罪也都尽可能地不牵连无辜。康熙一朝终结了明末以来的社会失序和内乱频仍,通过休养生息、宽徭薄赋、隆师尊儒、重用汉官等一系列措施,为大一统新局创造了条件。

  二

  康熙晚年,皇太子胤礽立了又废、废了又立,诸子争储演变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康熙帝驾崩前没有正式指认皇四子胤禛成为下一代君王,使得皇位争夺战笼罩上了阴谋和篡位的阴影。孔子将正名作为行政之始,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如何正名,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遵守儒家伦理道德。

  胤禛继位后,始终面临帝位合法性危机。无论是宗室贵族和朝廷内部,还是街衢巷尾和偏乡僻壤,始终有股声音质疑雍正帝得位不明亦不正。此时的满汉矛盾已经不再凸显,帝位合法性危机成为雍正帝最需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实施高压让官员百姓俯首称臣是关键,所以程朱理学成为政治手段之一。他从现实政治出发,提出了公诚论。

  所谓公,就是要惟知有君,不能有朋党之争;以君臣大义为重,以父兄之情为轻;不能沽名钓誉,也不能趁机邀功;洁身自好,实心实政,介己为公。雍正帝曾讲,官员要想坐稳位置,要保全身家性命,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公为心,忠君为国,不能有私利和私怨。至于诚,雍正帝将其看作是天道在人间的现实体现,是人臣事君的基本准则。什么是诚?就是要对君主心悦诚服,恭谨事上;与君主同心同德,不能有丝毫叛逆之心;还要做到无欺无隐,坦诚从政。公与诚构成了雍正帝的御臣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事君以诚,为政以公。如果官员士绅做到了这些,雍正帝就认为是“真道学”;如果口说而实不至,就被雍正帝称作“假道学”。道学的真假不在于是否符合程朱理学的修养,而在于对君主的态度。

  公诚论本来是儒家讲述的重要内容,程朱理学曾经重点发挥。雍正帝从程朱理学抽取公诚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不像其父康熙帝发自内心地信仰与坚守。雍正帝性情沉郁猜忌,刻薄寡恩,为君从政伴随着训诫、权术与杀戮,甚至因为一己私怨赐给钱名世“名教罪人”的匾额,还让其常年挂在门口。这都说明雍正帝完全没有儒家的忠恕之道,对程朱理学也没有真诚地信仰。

  对孔孟之道如此,雍正帝对佛教、道家的态度同样呈现着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特征。有时甚至出现了自我陶醉,给自己起了禅宗法号“圆明居士”,坐在龙椅上板起面孔训诫起天下的缁衣海清,正像其自认为掌握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真理,教训起天下的士子和读书人一样。不过终雍正一朝,内地并未出现大的动乱,也未出现大的战争,这算是雍正帝最大的历史贡献。

  三

  雍正帝暴病而亡后,24岁的弘历即位为乾隆帝,又面临着与其父祖不一样的国家治理局面。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帝的苦心经营,在中原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周边少数民族叛乱和外敌入侵也明显减少,社会呈现欣欣向荣、气势恢宏的有序发展。乾隆帝为皇子时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本身正值盛年又具有雄才大略,不存在帝位合法性的危机,自然将如何持盈保泰、延续国家强盛当作为政重点。

  程朱理学特别强调政教伦理观念,重视士绅官僚及普通民众对伦理纲常的接受。乾隆帝首先纠正了雍正帝的过激过严政策,对待科甲出身的官僚不再那么刻薄。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科甲官僚升为部院堂官和督抚藩臬的人数越来越多,像毕沅、纪昀等高官在当时都颇负重望。

  乾隆帝为了以儒学点缀所谓的盛世,两开博学鸿词科消弭了汉族士大夫残存的反清意识,《明史》的最终定稿更让前朝有了盖棺论定,完成了汉族士大夫的夙愿。同时为了实践程朱理学,侧重对历史文献和典章制度的整理,先后完成了《四库全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大型图书工程。尤其是《四库全书》,更是成为“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一朝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趋势,开启后来被称为“乾嘉学术”的历史辉煌。

  乾隆帝对意识形态非常重视,强调用程朱理学“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同时借助整理图书和修撰史籍查毁禁书,大兴文字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措施与程朱理学存在根本矛盾,去掉了朱熹曾经念兹在兹的华夷之辨。乾隆帝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有条件的取舍,提倡其对国家治理有利的要素,抛弃其对国家统治不利的内容。除了文治还有十全武功,乾隆帝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给自己命名为“十全老人”。

  大体来讲,康雍乾三帝统治时期国家进入长久的安定,开启了号称“康乾盛世”的局面。这多半与统治者尊崇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有关,适应了汉地士绅官僚的统治需要。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甚至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说明采用何种统治思想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当然八旗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仍然保持着与前朝不一样的特征。首崇满洲、满蒙一家、蒙藏一体与满汉平等的统治政策同时存在,汉族士绅官僚坚守的程朱理学在康雍乾三帝眼中既有工具性也具目的性。

  (作者:刘大胜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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