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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之题旨，历来解释不一。司马迁释为“离忧”，认为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害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解释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东汉王逸则解为“离别的忧愁”，在其所著《楚辞章句》之《离骚经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
屈平疾王雕像
二说皆可通，在历史上亦影响最大。《离骚》的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时代，屈原第一次放逐汉北时期；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以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虽然没有明言其创作时代，但从叙述次序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后。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的解释，一时难于考实，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离骚》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后，国家民族面临厄运、濒临危亡情况下的创作，是诗人内心悲痛愤慨、苦闷哀怨的情感迸发，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哀唱，一个失去依归的生命在寻找安顿中的痛苦、焦虑、绝望与哀号。
屈原雕像
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惊心动魄。全诗感情强烈，不可遏止，回环往复，反复致意。这种回旋复沓、反复吟唱的诗歌结构，乍看起来好像是有些杂乱无章次文理可循，其实这正是诗人内心情感激荡冲突的反映。《离骚》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溯，描述现实中的斗争与失败。诗人先是自叙家世生平，既有“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希望可以辅助楚王，兴盛宗国，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谗害君王信谗不察，致使自己见疏于楚王，蒙冤受屈。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诗人选择了对理想的坚持，“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楚王雕像
从“女媭之婵娟兮”至篇末为后一部分，主要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这部分主要是通过幻想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追求探索及其绝望、幻灭。受挫后，诗人苦闷彷徨，女媭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古帝重华（舜）陈词，回顾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不仅增强了他原来的理想与信念，而且更加激发了他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接着诗人不顾天高路远，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周游上下，浮游求女，但终究无果。诗人转而请灵氛占ト、巫咸降神，给予指点。
登阆风
巫咸劝他离开楚国，另求他君。于是诗中描写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九歌》，舞《韶》舞，这的确是一条摆脱苦闷和困境的道路。正当诗人“高驰邈邈”之时，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既不能改变楚国的状况，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理想，甚至还不能离开楚国，道路只有一条:“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与人格的高洁。千百年来，《离骚》最感动我们的是诗篇始终激荡着一片忠怨之情，这也是屈原为后人所景仰的主要原因。《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情”贯穿全篇，而这“情”是一股忠怨之情。
楚国的文物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解释屈原写作离骚》时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身为楚王宗亲，内修外励，竭忠尽智，以图报效君王，振兴邦国。但遭遇党人谗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拳拳忠心，却疏而见逐，报国无门。如此，能无怨乎？诗篇中哀伤怨愤之情正是这种“怨”之抒泄。然而，诗人却做到了“怨而不怒”，并不因为见疏放逐而放弃宗国，离开故土。这种“怨”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是对党人“偷乐”、谗贤误国的愤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表现了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对楚王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忠君忧国之心昭昭可见诗中还以男女感情来比喻君臣关系:“曰黄昏以为期分，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依照传统伦理，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可见屈原对楚王的忠诚。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曾经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在屈原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忠君思想，而非爱国思想我们以为，爱国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参考资料
·《离骚》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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