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这个概念的历史并不久远，1983年，中森明夫在漫画月刊《漫画Brikko》的《御宅之研究》专栏中首次使用它。但“宅”的历史却很长，且“宅男史”好像专属于东亚，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中日两国。
有人会说人安提斯泰尼等一派犬儒主义者不也很宅吗？他们还生活在桶中，不仅一点不事生产，而且自绝于社会，想不宅都不行了呢。但请注意，他们不是宅，只是极端反对私有概念，奉行苦修而已，与此相反的，就是伊壁鸠鲁等人的极端重视肉体享乐。
为何不论是宅男还是“宅”这一概念，都诞生在东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追溯到源头去，探寻出独特的文化基因了。
说到历史上最早的宅男，不妨推到先秦去，庄子就是典型代表。庄子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宁愿曳尾涂中，也不愿“以境内累矣”，他将这种为外物所累的状态比喻为“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
熟悉道家思想和著作的读者们一定知道，有无之辨、道器之辨是重要的文化题目，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则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为了有器之用而委屈自己，乃至牺牲了自己的道，在庄子这样的大宅男看来是极端愚蠢的。和庄子想法类似的人有不少，有些行为上也和庄子一样，不仕不农不商，只过自己的逍遥日子，楚狂人是一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也是一例。
而有些人明明建功立业、封狼居胥，却也羡慕这种宅在家里的生活，比如苏秦。《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载苏秦跟鬼谷子学习的最初几年，非常困顿，他的兄弟嫂妹妻妾都笑话他，说按照周人的习俗，治产业，力工商，或者务农，都是可以的，如今非要靠口舌谋生，穷成这样不是应该的吗。没想到过了不久，苏秦见用于燕，合纵六国，连周显王也怕他。
又几年，苏秦带着不菲身家回乡，苏秦兄弟妯娌看见他莫不俯首不敢直视，苏秦笑了：“你们前倨后恭是为什么？”苏秦的嫂子匍匐在地，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三弟你位高金多啊。”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苏秦这句话说得有趣，假使他在洛阳有良田二顷，哪里还要佩六国的相印，与其被人惧怕，不如和光同尘，与父母兄弟同乐。或者说能养活自己，何必去冒那个险、求那份富贵呢，自己在家研究研究纵横术，排兵布阵下下棋，修订一下《苏子》31篇，出个典藏版，不是很好吗？
而完整实践了这套价值观的，是一位日本懒汉。室町幕府时代有一个物臭太郎（物くさ太郎），几乎成了懒汉的代名词，成就了一类历久弥新的小说题材，从室町时代的御伽草纸到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把他的“丰功伟绩”写得很清楚：“此人虽名曰物臭太郎，但其住宅之格局却优于别人。四面修建围墙，三方立有门户，东南西北皆挖水池，修筑小岛而植松柏铺锦缎以作天花板，屋梁、横梁及椽子之插头皆灌以白银黄金，璎珞珠帘低垂，甚至厩舍等处亦极其重视，认为既要营造居室则理应如此。然而意犹未足，又复竖竹四支以为柱，仅盖菰草而居于其中焉……然则如此简陋，手足皲裂，蚤虱满身，污垢及肘，不一而足。无本而无以为商贾，不事生产而无以为衣食。一连四、五日而不起，唯闲卧而居焉。”
此人这以松柏铺锦缎为顶、璎珞宝珠为帘，只求眼中清净光明，却不在乎身居陋室、蒙尘染垢的态度，和庄子不是有几分相像吗，和“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的刘伶不也有几分相像吗？
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扪虱清谈的一类人物。“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赵仲让清高狂放，在大将军梁冀手下做事中郎，冬天坐在庭院中，对着太阳解开衣裘捉虱子玩，这副半裸的不雅模样恰好被将军夫人看到了，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
赵仲让这样的仪态，还被赞为绝高士，和王猛、嵇康、王安石、苏轼、秦观等人并列在一起，说明高人大士个人卫生堪忧？当然不是。说明这种重视精神自足而鄙薄其余，甚至刻意追求百无一用的思想倾向，虽开端于道家，但已经潜移默化间成了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要自己精神上开心，完全懒得理会别人的做法，不正是宅的重要表现吗。
更何况东亚的宅男们还要受一次禅理的洗礼。宋朝惠洪著有《冷斋夜话》十卷，其中提到一个褒禅山石崖僧，此僧光着脚，随身仅有一轴证明身份的度牒，惠洪就问他：“你怎么连钵都不预备”，对曰：“吃饭时寺里有碗”，又问：“怎么也没收藏几卷经书呢”，对曰：“我收藏它干嘛，寺中经藏要多少有多少”，“怎么也没有斗笠”，“下雨了我就停住不走”，“鞋履业不用吗”，“原来有，现在嫌弃它就给扔了，光着脚走得比别人快”，“那你留下手中这轴纸是作何用”，“这是我的度牒，拿来做枕头的，不然也早扔了”。
这种懒散而悬置的状态，正好成就了一系列独特的东方审美，也成就了宅的心理优势和文化动因。因为精神和生活方式的自足而宅，在东方式的审美里有特殊的地位。
说完道和释，再来说说儒。儒生自古多宅男，往早了说，西汉董仲舒，读书时“三年目不窥园”，就窝在书房里，吃喝拉撒一概在内解决，都没心去花园散散步换换脑子。连着宅三年，毕竟是有收获的，一出门就可算是当代大儒，《汉书》说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这一类的宅男实在太多，读书读到跪穿榻榻米的管宁，因为莼菜羹鲈脍辞官归乡的张季鹰，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每天苦吟溜达一会儿就要回家整理诗句的李贺，梅妻鹤子的林逋，足不出户的归有光……有时他们还组成团体，一起宅，比如竹林七贤。
不仅如此，在方寸之间见事态万千本来就是东方博物学和东方哲学的一种审美坚持，儒释道三家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沈括《梦溪笔谈》里写到的杜五郎就是典型代表。杜五郎三十年年没有出过家门。黎阳尉孙轸拜访他，希望能证实此事。杜五郎不高兴，指着门前的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亦曾到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至于为何不出门，杜五郎的回答挺干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出门干什么？孙轸询问杜五郎平时在家里都做些什么，杜五郎回说二十多年前曾经看过一本书，后来连书都不看了，每天端坐罢了。一个男人在家宅久了，也会宅出一些气象来。对杜五郎，《梦溪笔谈》不乏溢美之词，说他“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
宅到深处自成仙，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有这样的审美趣味，有这样的价值观评判标准，东亚自古多宅男，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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