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竦：《清平乐》中的黑胖子，大历史中的小细节
文：老张在路上
《清平乐》开播已有数天，宋仁宗的后宫开始热闹起来。端庄大方的曹皇后虽然是二婚，然而她出身名门，外表漂亮（这个外表漂亮仅指剧中演员江疏影）又知书识礼、温婉贤惠，入宫前对赵官家一往情深，入宫后替他打理后宫，头头是道，照顾关心赵官家生活起居，无微不至，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世间难得的好妻子。
可是，因为赵官家的先入之见、又因为两个人的各自端着忍着，都不愿委屈自己先行捅开那层窗户纸，各种阴差阳错，致使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淡，表面上的相敬如宾掩饰不了深深的失落。
而此时，苗娘子为赵官家生了头一个孩子，大宋长公主徽柔；与此同时，后宫教坊司的舞女张妼晗也横空出世，并且开始一鸣惊人，崭露峥嵘。
张妼晗看起来没心没肺，且又固执不变通、争强好胜、骄纵不知礼又小家子气。这和曹皇后克制隐忍委屈自己的极大反差却成了吸引赵官家的优点，权臣夏竦对张妼晗的养母贾教习说：天下间最不能用才智定夺的就是男女之情、夫妻之爱了。
一句话，道出曹皇后一生得不到赵官家之爱的根本原因。
在《清平乐》故事设计的桥段里，在名臣如云的仁宗一朝，以反派角色形象出现的权臣，一为吕夷简，另一个是夏竦。而后宫歌舞教习贾玉兰，则是夏竦的秘密情人，夏竦与贾玉兰早年相识，夏功名有成娶了有地位的女子为妻，因妻性格强悍，夏不敢将贾迎进门。贾为夏终身不嫁，二人长期发展地下情。如今夏竦要靠贾教习这条线接上张妼晗的这层关系，夏竦才能真正做得到像吕夷简一样权倾朝野。
01
夏竦，生于985年，这一年是宋太宗雍熙二年。字子乔，江州德安县（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人。
夏竦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学霸，他从4岁时开始读书， 12岁时，作《放宫人赋》，援笔立成。17岁，夏竦随父亲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邺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北宋人评论说：以后这个地方的所有题诗没有超过他这首的。
《宋史》上说：“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以后入仕后的经历也证明，夏竦的读书很杂，他不但精通五经四书这些所谓的经国济世的正经书，连那些旁门左道的杂书也看得津津有味，算得上通才和怪才。
除了好读书，学问深以外，夏竦还是 “大宋烈士”之后，这同大宋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有关，那就是“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本来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
辽朝统军萧挞凛自恃勇敢，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大将张环（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赵恒御驾亲征，极大鼓舞了大宋军民气势。而这个时候，宋真宗畏敌如虎，不顾战局有利于大宋，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宋辽之战进行的时候，夏竦的父亲夏承皓此时任职军中，随御驾亲征大军参战。夏承皓率领宋兵抄近从偏僻的小路前往抵抗辽军，晚上与辽朝军队相遇，夏承皓立即率领宋兵向辽军发起攻击。在战斗中，夏承皓不幸被流箭所伤，卒于战场。
宋真宗班师回朝，褒赠夏承皓崇仪使。又抚恤夏承皓家属，赏了夏竦一个小军官。
然而，夏竦并不安于做一个小军官混日子。一天，夏竦拿着创作的诗集，等候在宰相李沆退朝回家的路上，将诗集献给李沆，李沆读过夏竦诗集，很是欣赏。第二天李沆上朝，将夏竦的诗集呈给宋真宗看，并说夏竦父死家贫，请给他换个文职，真宗就任命夏竦为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
县主簿，是县令大人的秘书之类的官员，最多类似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九品官。少有大志的夏竦当然不会看在眼里，宋真宗景德年间，夏竦参加科考，“举贤良方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这是夏竦仕途的第二站。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无梦字灵隐，号鸿蒙子，……行赤松扶引，安期还丹之法。仅十馀载间，以修炼内事，形于歌咏，累成百首，题曰还元篇。夏英公审台州，入山见之。得此篇归辇下。时王冀公执政，访隐逸人，英公以还元篇献之。不多，以闻于上。”
一个名叫张无梦的人，在天台山修道。夏竦做台州通判后，和张无梦认识了。张无梦写了一本诗歌集，叫做《还元篇》，大概是题签送给了父母官夏竦。夏竦又把张无梦的诗集送给了当朝宰相王钦若，再经由王钦若，宋真宗又一次注意到了夏竦这个人。
不久，夏竦“召直集贤院，为国史编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迁右正言。”年纪轻轻的夏竦进了国史馆，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却是日后进入高层的捷径。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竦刚到而立之年，夏竦升为东京留守推官，并且做了太子(宋仁宗)的老师之一。在《文庄公年谱》中有记实：
八年乙卯是岁，公为东京留守推官，时太子封庆国公，选文学之士为储傅，宰臣王旦言公才，命教书资善堂，不多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真不雅观不雅观事。
《宋史》亦有记：“仁宗初封庆国公，王旦数言竦材，命教书资善堂。未几，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真观事，迁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史成，迁户部。景灵宫成，迁礼部郎中。”
夏竦一边做太子上课讲学，一边为玉清昭应宫判官还兼职景灵宫和会真观，这几个地方从名字就可以知道都是玄门场所，由夏竦掌管，可见夏竦在玄门上是很受真宗信任的，当年夏同学读大量的杂书，总算是没有白费功夫。
02
《夏文庄公竦神道碑》记道：“天禧初，坐闺门之故，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为死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神道碑作者没有指明所谓“闺门之故”的详情，然而《宋史》因为认定夏竦为奸臣，没有给他留情面，写出了这段史实。
“竦娶杨氏，杨亦工笔札，有钩距。及竦显，多内宠，浸与杨不谐，杨悍妒，即与弟媦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母相诟詈，偕诉开封府，府以事闻，下御史台置劾，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天禧元年(1017)，夏竦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官越做越大。他先后娶了好几房小妾，在尽情享受的同时，不免冷落了结发妻子杨氏。
杨氏不甘心这样的结局，心生怨怼，百计莫施之下，和其本家兄弟杨媦一道，一张状子递到了开封府。状子中列举了夏竦的一系列“阴事”，你不仁我不义，你不让我好过，我也要让你过不好，他们决心搞臭、搞垮夏竦。
杨氏作为夏竦的老婆，大概知道不少夏竦的底细，成了宋朝“坑夫”的代表人物。而此时，夏竦的母亲和杨氏的母亲因为素来不合，彼此诟詈指责，也闹到了开封府。
开封府一看牵扯到皇帝信任的权臣，不敢自做审理，把案件奏报给朝廷和皇帝。真宗皇帝十分重视，指令御史台审理此案，御史台专案组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向皇帝做了汇报。最后，真宗降旨，免去夏竦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和知制诰的职务，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从从五品的礼部郎中到从六品的职方员外郎，从掌出皇命的知制诰到一般外官知黄州，都是因为没有管好身边人，夏竦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夏文庄集》一百卷：“枢密使郑国文庄公、九江夏竦子乔撰。竦父死王事，身中贤科，工为文辞，复多材术，而不自爱重，甘心奸邪。声伎之盛，冠于承平。夫妇反目，阴慝彰播。皆可为世戒也。”
夏竦离开政治中心首都汴京，开始了长达8年的外官任职。从黄州到邓州（今河南邓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寿州（今安徽寿县）、安州（今湖北安陆县）、洪州（今江西南昌）
从天禧元年(1017)贬官下地方任职起，到天圣三年（1025年）宋仁宗将夏竦召回朝中任职，“起复知制诰，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夏竦在地方任职，所任职之处，皆有政声。
03
西夏是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自称邦泥定国或白高大夏国、西朝。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唐初，后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西夏成了大宋的藩属国。宋真宗在位期间，李德明成为西夏之主，他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则完全是帝王气派。
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朝廷，希望宋朝廷承认西夏自立事实。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直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
（李元昊）
宝元二年（1040年）三月，李元昊进攻宋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他一边暗中排兵布阵，一边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
同年七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刘、石二人率军与夏军苦战，因为寡不敌众，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
西夏军队猛攻宋军驻守的山坡。由于宋军人数太少，刘平、石元孙被俘。后来由于宋将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西夏军队才被迫撤离宋朝境内，延州之围才得以缓解。这就是第一次宋夏之战中的“三川口之战”。
“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诏夏竦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夏竦又推举荐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
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
本来宋军中有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在，西夏军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韩琦不听范仲淹劝阻，固执己见，派环庆副都署任福率军五万余人，伺机破西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宋军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出敌后据险设伏，敌退回时进行攻击。“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正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与西夏军队战于张义堡南，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军正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西夏军佯败，任福中计，随尾追击。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已是十分疲惫。追至好水川，遇李元昊的西夏军队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任福等大将战死，几乎全军覆灭。
好水川之战后，据说，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西夏军师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并在诗后题言讥讽韩琦，署名时写了一大串官衔：“（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因为好水川之败，宋仁宗下诏贬了韩琦、范仲淹（不久即复职）。这件史事中的小插曲是，夏竦身为主帅，对韩琦并没有落井下石。
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之后，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二的“夏英公好处”中写道：“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宋仁宗）
04
北宋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负担沉重。
内忧外患中，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庆历三年（1043年）农历九月，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进行改革。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覃恩信”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反对新政的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范仲淹）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事实上，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的灵魂人物范仲淹罢去京官，庆历新政就已失败。
还在新政进行中的庆历四年六月，夏竦也出手了。只不过他的出手充满技术含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是这样说的：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上面已经介绍，夏竦读书很杂，爱好广泛，是个才子和通人。《宋史》说他：“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朝廷大典策累以属之。多识古文，学奇字，至夜以指画肤。”
夏竦平素爱研究古文奇字，碰上参研不透一时认不出的，往往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有时候晚上睡觉时还在身上比划着琢磨。
不但夏竦善书法，夏竦家里一个丫环也有一项特殊技能，擅长模仿别人笔迹。于是夏竦就让这个丫环模仿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人。北宋初学者，思想家，宋理学先驱。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以《易》、《春秋》教授诸生，“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之先声。世称徂徕先生。
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宋仁守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在应天府读书求学于范仲淹。当时，晏殊知应天府，重视兴学育人，且适逢范仲淹因母丧居于家，晏殊延请为应天府书院掌学。石介于此时来到应天府，从范仲淹学，受其教育和影响颇深。由于范仲淹的声誉，四方青年都纷纷慕名而来，一时出了许多人才。所以到了庆历新政时，他们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实行“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
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颂刚脱稿，孙复就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韩琦荐之“直集贤院”。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使女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
这事过于奇特，宋仁宗虽然不相信是真的，但多少还是有点狐疑。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还未到任，于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于家。
石介死后，夏竦并未甘休。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对宋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
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半信半疑，派官员去发棺验尸。杜衍、吕夷简等人具保，参与石介后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真的已去世，这才幸免发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庆历新政维持一年零四个月，归于失败。庆历六年（1046）年正月，范仲淹来到邓州出任知州，当年，他写下《岳阳楼记》，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留传后世。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死去。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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