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至味中优美句子汪曾祺(夜读汪曾祺老味道)(1)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汪曾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外界封他:“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曾说:“他的小说写的比我好”。

在北京,老舍说:北京文联我怕两个人,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端木蕻良。

黄永玉说: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史航说他: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贾平凹说他: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黄裳曾说他:他的一切,都是诗。

1

“活着真好”

中国人是爱吃的,是美食大国,我们有上千年的吃食文化,能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连结在一起的,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抑扬顿挫的中国话,恐怕就是我大中华的美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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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是一部关于吃食的书籍,一部堪称囊括中国天南海北美食文化的书籍。用朴质细腻的文字,去讲述了汪老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美食,分别是西南联大时的“云南味”,回忆中的“老味”,儿时的“家乡味”,旅途和北京定居后的“鲜味儿”,一蔬一饭,看似稀疏平常,却无不透露出汪老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人生终极幸福的无限向往。

汪曾祺爱吃,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寻得美味,自得其乐,开篇就是这么写的:

活着多好啊。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

也就是使人觉得,

活着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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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味”里,忆童年的炒米和焦屑,动乱和贫瘠的年代,童年的汪曾祺却处之泰然,生命的威胁一字不提,于其中自得孩提的趣味。。

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2

诗意的菜谱

汪曾祺爱吃,会吃,写得更妙,各地美食呈现在《老味道》中是有形有色有声有味,吃货们看来欲罢不能,越看越饿,越饿越看。

干丝。这是淮扬菜,旧只有烫千丝,大白豆腐干片为薄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十六片),再切为细丝。酱油、醋、香油调好备用。干丝用开水烫后,上放青蒜米、姜丝(要嫩姜,切极细),将调料淋下,即得。......煮干丝的历史我想不超过一百年。上汤(鸡汤或骨头汤)加火腿丝、鸡丝、冬菇丝、虾籽同熬(什么鲜东西都可以往里搁),下千丝,加盐,略加酱油,使微有色,煮两三开,加姜丝,即可上桌。

袁子才谓“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干丝切得极细,方能入味。

他笔下的美食是有声音的,自创美食“塞肉回锅油条”是这样写的,“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写小时候祖母吃长斋里的香蕈汤:“香蕈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饺子油炸至酥脆,倾入汤,嗤啦一声,香蕈香气四溢,味殊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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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美食是有动感的,写故乡”端午的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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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美食还能让读者笑着看,西南联大时期,写皂角仁”云南人却拿来吃,真是闻所未闻。”“皂角仁不可多吃。我们过腾冲时,宴会上有一道皂角仁做的甜菜,一位河北老兄一勺又一勺地往下灌。我警告他:这样吃法不行,他不信。结果这位老兄才离坐席,就上厕所。皂角仁太滑了,到了肠子里会飞流直下。”

他写美食写出了生活的情味:“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我的菜端上来之后,我只是每样尝两筷,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喝酒。从这点说起来,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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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点画面感。美食不仅是老饕们的最爱,之所以冠名为“美”,总得有点美学意义在里面,他写昆明的“火把梨”,“是因为皮色黄里带红,有的竟是通红的。这种梨如果挂在树上,太阳一照,更像一个一个点着了的小火把了。”火红的梨子,绿叶缝隙间透出金色的阳光,看完这段,觉得如电影画面一般的美。电影《英雄》,沙漠、胡杨林做背景,张曼玉和章子怡两大美人身着大红衣裳,宽袍大袖,青丝飘逸,于漫天黄叶,清丽阳光中如飞天一般的挥剑打斗,剑气所到,黄叶纷飞。虽然电影着实不喜欢,也不记得烟的什么了,但是这个画面真的美极了,就在脑海中定格了下来。也许汪老对美味的记忆有时也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美学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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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与美食有关的人物,隔着悠长岁月依然鲜活于眼前:

这位堂倌真是能干。客人点了菜,他记得清清楚楚(从前的饭馆是不记菜单的),随即向厨房里大声报出菜名。如果两桌先后点了同一样菜,就大声追加一句:“番茄炒鸡蛋一作二”(一锅炒两盘)。听到厨房里锅铲敲炒的声音,知道什么菜已经起锅,就飞快下楼,(厨房在楼下,在店堂之里,菜炒得了,由墙上一方窗口递出)转眼之间,又一手托一盘菜,飞快上楼,脚踩楼梯,噔噔噔噔,麻溜之至。他这天上楼下楼,不知道有多少趟。累计起来,他天所走的路怕有几十里。客人吃完了,他早已在心里把帐算好,大声向楼下报出钱数:下来几位,几十元几角。他的手、脚、嘴、眼一刻不停,而头脑清晰灵敏,从不出错,这真是个有个人精力的堂倌。看到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是叫人高兴的。

3

昆明的茶馆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的最长的地方。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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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馆

《老味道》开篇是“泡茶馆”,昆明的茶馆只能分成两类:大茶馆和小茶馆,大学生光顾的都是小茶馆,联大门口,游游荡荡,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绍兴老板的兼卖点心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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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东茶馆的“主任儿子”以及茶馆里的“盲人说唱”,文林街茶馆墙上的美国明星.........都是几十载不曾磨灭的陈旧记忆,还有路东小茶馆西墙上的一首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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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丰富的市井经历成就了作家汪曾祺,在一家”老式“的备有水烟烟筒的小茶馆里,汪曾祺“和两位外文系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靠窗的桌边,各自看着自己的书,有时整整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最初的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茶馆里的一个女人。

在凤翥街头右手第一家的小茶馆,

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

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这应该是较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妈宝男“和”妻宝男“形象吧,汪老的关怀女性意识打了“直男癌”们的脸。

4

消逝的美食

这本书,如同一个真切的纪录片,缓缓展开,记录了时代了美食,讲述了童年的记忆,遗憾了遗失的味道。

汽锅鸡

在昆明正义路近金碧路处。挂有匾额“培养正气”的老店是汪曾祺记忆中最正宗的一家,昆明人碰在一起,想吃汽锅鸡,就说:“我们去培养一下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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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吃鸡之法有多种,其最著名者有广州盐焗鸡、常熟叫花鸡,而我以为应数昆明汽锅鸡为第一。汽锅鸡的好处在哪里?日:最存鸡之本味。汽锅鸡须少放几片宣威火腿,一小块三七,则鸡味越“发”。走进“培养正气”,不似走进别家饭馆,五味混杂,只是清清纯纯,一片鸡香。

烧饵块

汪曾祺四十余载难忘巷子深处悠远的吆喝:“烧饵块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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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烧饵的用一柄柿油纸扇扇着木炭,炭火更旺了,通红的。昆明人不用葵扇,扇火多用状如葵扇的柿油纸扇。铁篦子前面是几个搪瓷把缸,内装不同的酱,平列在一片木板上。不大一会,饵块烧得透了,内层绵软,表面微起薄壳,即用竹片从搪瓷缸中刮出芝麻酱、花生酱、甜面酱、泼了油的辣椒面,依次涂在饵块的一面,对折起来,状如老式木梳,交给顾客。两手捏着,边吃边走,咸、甜、香、辣,并入饥肠。四十余年,不忘此味。我也忘不了那一声凄凉而悠远的吆唤:“烧饵块......”

米线

米线是米粉像压饸饹似的压出来的,“米线洁白,光滑,柔软。”汪曾祺“有个女同学身材细长,皮肤很白,有个外号,就叫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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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忠寺的白汤上面堆着半两猪臀尖肉的米线,青云街的羊血米线,正义路夏天吃来大汗淋漓的凉米线,护国路老街的干烧米线,还有爨(cuan,二声)肉米线,即鲜肉米线,“米线煮开,拨入肉末,见两开即得。”焖鸡米线,鳝鱼米线,叶子米线.......沈从文爱吃的加西红柿鸡蛋的米线,最后出场的是最为名贵的过桥米线。

在他笔下,市井小吃仿佛满汉全席,种种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美食。

四十年后,改革开放,重回昆明,记忆中的米线都没有了,到处都卖从贵州传来的肠旺米线。“肠”是猪肠子,“旺”是猪血,西南几省都把猪血叫做“血旺”或“旺子”。汪曾祺感慨:“为什么肠旺米线能把焖鸡、爨肉……都打倒,变成肠旺米线的一统天下呢?是焖鸡、爨肉没人爱吃?费工?不赚钱?好像也都不是。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汽锅鸡也不如从前了,从前用的鸡不是一般的鸡,是“武定壮鸡”。

过桥米线也大大不如从前了。没有那样的鸡片、腰片没有那样的刀工。没有那样的汤。那样的汤得用肥母鸡才煨得出,现在没有那样的肥母鸡。

烧饵块的饵块倒还有,但是不是椭圆的,变成了圆的。也不像从前那样厚实,镜子样的薄薄个圆片,大概是机制的。现在还抹那么多种酱么?还用栎炭火来烧么?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令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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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了,发展快了,人们没有耐心在小巷子的作坊里,用“骟鸡”技术来处理武定鸡,出于成本的考虑,谁还用栎木来烤饵块,效率第一赚钱至上,记忆中的美食就这样消逝在历史中。人们都拼命向前奔跑着,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一路疾驰终点却还遥不可及时,猛然才发现,真的错过了身后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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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缅怀了记忆中的味道,也让现代人思考,我们一心只想前进,快速发展变化的生活中,人们是不是丢掉了许多珍贵而美好的东西,

把心放慢,如木心先生的《从前慢》所写: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4

美食里的故事

汪曾祺吃美食、写美食、做美食,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名人吃美食的故事、民谚诗词、各地吃法都要考证一下,写来也是个有趣的过程。

昆明时对宋人吃木瓜的考证:

《东京梦华录·是月巷陌杂卖》有“药木瓜、水木瓜”。《梦梁录·果之品》:“木瓜,青色而小,土人翦片爆熟,入香药货之;或糖煎,名木瓜。”

《武林旧事·果子》有“木瓜”,《凉水》有“木瓜汁”。看来昆明市上所卖的木瓜当是“水木瓜”。浸泡木瓜的水即当是“木瓜汁”。

吃水鸟的考证:

春天,卖一种叫做“鶸”的野味,.......《尔雅·释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鶸的滋味和沙鸡有天渊之别。沙鸡肉较粗,略带酸味;鷃肉极细,非常香。

甚至老百姓惯吃的咸菜汪曾祺都能天南地北地考证一番,北京吃水疙瘩,天津吃冬菜,保定和苏州吃春不老,鲁迅故乡有乌黑的干菜,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贵州的芥菜咸菜叫冰糖酸,朝鲜有辣菜,延边的腌蕨菜卖到了北京,遗憾的是还没吃过福建的黄萝卜。甚至还从古书里考证咸菜的起源。

其实这些考证只是一个兴趣所在,不一定非要个结果,似乎美味在唇齿间停留的时间太短,还想在精神上再回味一遍。写到最后,又回归到文学创作上:“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

5

美食里的宽容

汪曾祺写吃东南西北,古往今来,无所不包,“文人相轻”,其实不仅是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很多旧式文人自己独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在《老味道》里,汪曾祺写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也品了祖国各地的美味,他什么食物都吃得,什么味道都能接受,吃这件事上,真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他劝大家多尝试,尤其是文艺工作者:

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很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活。)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由北京人不吃苦瓜到开始接受苦瓜,汪曾祺又想到文艺创作口味要杂,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文艺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

汪曾祺对美食宽容,其实就是对生活和文化的宽容,这就是他的文学创作观:文艺创作应该多尝试,才有生活的趣味。想必这也是汪老的人生观吧,食物百味如人生百味,吃得了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经得了荣耀显贵,困老孤贫,这才叫人生。包容欣赏,淡然处之,才自得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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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童心常绿”

汪曾祺说爱做饭的人大都不自私,我想,这么热爱美食,道道家常写来如珍馐美味,市井小吃如见满汉全席的人,爱吃懂吃会吃能吃出文化和情味的人,能与美食为知己的人,不仅不自私,更是个风雨中处之泰然,起伏中笑看风云的热爱生活有情趣的人吧。

有位作者这么评价他:他这种追求渗透到生活中的一颦一笑,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寻出美来,自得其乐。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因为“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里,有人问他那段经历是不是很难熬,他的回答却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汪曾祺说:“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所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别致的老头儿,是个在一地鸡毛中,也能够做到诗意栖居的大家。

一生经历战乱中的流离失所,风雨飘摇,被划“右派”,下被放劳动,关“牛棚”,这样的人,心灵必然遍布伤痕吧,文革结束流行“伤痕文学”,但从老先生的文字中,看不到这些,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写尽生活的美好与恬淡。这样的心态关乎童真,与年龄无关。

在《老味道》末尾,汪曾祺引舍伍德 安德生的《小城畸人》里记一老作家的文字对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做了最好的解答:“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某种东西确实全然年轻的。”“我希望我能像这位老作家,童心常绿。”想必这就是能在一地鸡毛中享受诗意栖居,于浮生流逝中获得一点纯粹感的原因吧,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子“。

秋雨淅沥,天气渐凉,品一品生活细味,粘一粘烟火滋味,纷乱生活中,停不下的脚步里,读一读汪曾祺,读一读《老味道》。

水穷云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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