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9岁是天津公学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天津公学是英租界工部局为中国纳税人子弟办的小学，设在英国球场对面一座小洋楼里，规模不算大，后迁到墙子河边，改名耀华学校，就是天津第六中学的前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袭击北大营占领沈阳。次日我到校时，学生们不像平日那样快乐，老师们也都沉着脸面带愁容，我的继任老师何学师是河北师范刚毕业的学生，她领着我们来到礼堂，穿着长袍黑坎肩的严松章校长严肃地登上讲台训话。他说，日本侵略者，昨天武装占领了沈阳，还在东北三省各处进兵。国土沦陷了，东北人民成了亡国奴，这是国耻。他又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最后一课》。然后低沉地说：“你们回家吧，今日不上课了，”平日一听到解散，小学生就欢蹦乱跳，可这次都低头不语，由老师领着回班收拾书包。有些女生在啜泣着。大家三三两两给老师鞠躬后，默默地离开了学校。这已是60多年前的事，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九·一八”事变后，长城抗战前，平津青少年抗战救亡热情很高。记得社会上有种《好男儿》期刊图文并茂，主要宣传黄埔建军、东征北伐战绩和介绍引进新式武器军事装备，很起鼓舞激励作用。当时中学生军训也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任教官，身边佩戴“军人魂”短剑，一身整齐的军装。过去一直看的是军阀和杂牌军的部队，见到这些正规中央军部队，对抗日救亡增加信心，但这只是短暂的一道闪光。何梅协定后，中央军撤出华北，各校就又聘请退役旧军人作军事教官，直到“七·七”事变前南苑集训，中学军训课宣告结束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到天津新学书院（T．A．C．C）读书，这是英国伦敦会办的教会学校。校舍是一所老式建筑，当时还有几位头戴方帽身穿学士袍的英国老师，教文学史，世界史和数学等。因为虽然平津沦陷，但租界区内，还多少有些偏安局面，可以看到油印的救亡小报，个别书店还出售有关平津和淞沪抗战的照片。记得一次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英国教员朗曼（Long man）就到各班威胁制止。学生们就用擂敲课桌表示反抗。先是一两个课室，后来发展到全校都一致行动。洋教师们见众怒难犯，他们也就退缩不再干预了。这也是青年爱国热情的一次大迸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日军进驻燕京大学。我当时已是燕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与新学书院老同学刘新、冯建龙同住在三斋宿舍。日军伪警进驻后警戒步步加紧。先是限制出入校门，晚饭后不许离开宿舍，封锁了校园，夜间从三斋窗户看到敌军端着雪亮刺刀，各处布岗，有时看到人影在走动。后来听说是在抓进步反日师生。
第二天上午学生们被集中到贝公楼上的礼堂，日本军官讲话。翻译后知日美已进入战时状态，日本接管燕京大学，在校学生要守纪律听指挥。不久又传出学生们可以各自归家，但每人只许一次离开，不得在校园内往返走动。我这北平有家刚入学100天的新生，宿舍内东西不多，所以只丢弃一个暖水瓶，外地高年级学生就会受很大损失。在贝公楼前草坪上，日军和伪警进行检查，将箱支包裹翻倒地上，不待你收拾，又催促快走，所以书籍衣物丢遗满地。有的女同学用绳子拖着箱子走，几个外籍教师帮助体弱的女同学提东西。平日未名湖畔的波光塔影宗教楼旁宁静幽深的学习场所，都遭到狰狞日寇铁蹄践踏。多少青年学生失学流散，后来再经过燕园时大门紧闭，已挂出了“综合研究所”的牌子了。
1942年3月3日北京大学登报招生。我报名赴考。试题是“青年对於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及“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次日口试，主要是谈家庭状况，兴趣爱好、政治观点、学校生活等。3月8日报载录取名单。我被北大文学院语文系录取。4月28日正式上课。“燕转生”编为特班，与原校生分开上课。燕京大学教授容庚、讲师郑骞分别讲授甲骨文、唐诗宋词。因日本宪兵占用红楼，我们在灰楼上课，后才迁入红楼。当时学生中有接受党领导进步分子、有受国民党青年团影响的学生、还有一些日本留学生，其中还夹杂有日本宪兵队的“嘱托”，监视中国学生。后来不少“燕转生”经过河南新乡渡过黄河去大后方上学，特班也就归并于其他各班了。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事失利，盟国空军经常在北京上空出现，喷着四道飞行云的B29型轰炸机也经常飞越上空，最多有一次50多架。日军也不放高射炮了，战事吃紧，日寇恐怖活动也加紧，经常搜捕爱国青年，记得同班青岛来的女生孙淑顺和王某某出走后，日本宪兵曾一再搜查询问。
1944年6月26日敌伪当局对北大六院及艺专、外专学生进行统一军事训练，中队长由伪军教练官担任，小队长由清河伪军校学员担任，由王谟任训练总监，进行军事操练，听军事课，参观伪绥靖教导团军事表演，经常拉出队伍训练，男生赤着背在大街上跑步，有不少虚弱同学昏倒在街头。7月10日在东单练兵场，杜锡钧代表王克敏由王谟陪同，进行阅兵，两周军训宣告结束，日伪还计划在各大学设军事课对青年思想加强控制，为侵略战争补充炮灰，但众多青年大学生高歌《满江红》，对一些伪军究竟谁影响谁、谁教育谁，就难下结论了。
1945年欧洲战场德、意法西斯势力已崩溃降服，日本军国主义还作垂死挣扎，北大也推行“勤劳奉仕”让师生在红楼后足球场开垦种菜。5月2日，大三语文系女生沈纹因体弱劳动中途休息，日籍满蒙文教授今西春秋，认为沈劳动不出力，动手打沈耳光，在场男生愤起斥责，蒋震同学并怒击一拳，遂共同到校长办公室理论，同学们要求日籍教授向沈纹赔礼道歉。日方开始还有些退让，但5月10日态度又变得强硬，压制学生写悔过书，在场女生有四人被记大过处分。孙克嘉、蒋震被开除，直至日寇投降前夕，才得恢复学籍。
1945年7月3日，日寇已濒临崩溃，伪政权也在树倒猢孙散前夕，北大六院在法学院（原中法大学）礼堂举行毕业典礼，王荫泰到会讲话。会上未发毕业文凭，就匆匆结束。
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生生活，是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度过的，今天，我虽已垂垂暮年，但欢欣地看到共和国的孩子们，终于有了和平的生活环境和优良的学习条件，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孩子们，切要珍惜啊！
作者简介：张寿崇，满族，北京市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东城区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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