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汉语，一句英语，一句汉字注音（往往只有自己知道怎么抑扬顿挫）。这样的英语学习方法，相信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尝试过……黑历史了……现在想想老脸一红，但其实在150年前，晚清的老祖宗们也这么干过！
这几天，成都市民尧先生七八年前从重庆的旧书市场淘回的一本英语教材火了。这本繁体字书没有封面，一共有四五十页，在教材开始还有一段“使用说明”：“汉字从右至左读、英字从左至右读”，而作者也在开篇友情提示学习诀窍，“唯学者自揣摩之”。
这本晚清的英语课本开篇“英话注释目录”后标注着，“地理门”、“君臣门”、“师友门”、“宫署门”、“五金门”等门类。
正文中每页是三列四排一共十二个小格子，从上到下分别是汉语，英语和汉字注音。
减一半就是了
Less one half of your price
肋司、氓、哈夫、哑夫、尤、濮癵司
*倒数第二个注音汉字念luán
当然，看到下面这样的句子，还真得好好揣摩下……
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托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为、土、度、回夫、买以、勿伦脱
这可不是什么印刷错误，而是近代国人用汉语注音学英文历史的真实写照。也许你会觉得老祖宗们的注音好差啊，还不如自己小时候连汉字带拼音的来，例如：
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特猫肉 ai 给屋 u 昂sir 凸 度 为z 买 夫闰的
但你得知道啊，清朝的时候还没有拼音呢，而且当时的口音跟现在也不一样，你注音是Chinglish，人家可是Qinglish（清式英语）。所以说借助当时老师的读音纠正，清朝人的英语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能听懂一些的。
从目录以及中文的教学内容来看，满足中外贸易需求还是当时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在当年的通商口岸，这些借助汉字来注音的英文教材应该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当时的广州，就曾流行一些例如《鬼话》的对译书，其中就用“曼”代替“man”的发音、today注为“土地”。
上海的商人与外商交谈时，中英沪语混杂形成了一种新的“四不像”语言，因为最开始使用的地方在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两岸，于是这种与研究被称为“洋泾浜英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那迷醉的发音：
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不在家，请您赶紧走开，赶紧走开。
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Numbert 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
当年这种英语火到什么程度？在鸦片战争中被俘从英国水手那里学会英语的清军水手穆炳元靠教这种英语干脆自己编教材，干起了英语补习班，教出了美商大买办王筱亭，可以算是当年的“俞敏洪”。而老师穆炳元后来成了上海宁波帮中的第一个买办。
现在我们喝的咖啡coffee，吃的土司toast，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都是当年洋泾浜英语的产物，可谓影响深远。汉字注音法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你可能以为都是晚清近代的产物，但其实不然。
使用汉语注音的传统古已有之，古代用的是切音，比如“瓜”会注音为”古华切”。汉语是表意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统一文字之后大家在纸面上沟通无碍，然而等到见面说起话来，却无法互相听懂。
直到玄奘大师采用了汉字注音的方式来处理佛经的外文词条，作为拼音文字的印度语才启发了中国人的注音意识。
南无阿弥多婆夜
梵文：namo－amitabhaya
汉语拼音注音：na－mo－a－mi－da－ba－ya
现代汉语注音：拿摩阿眯搭巴呀
注释：此句意译为 归命无量光佛。
诚然，唐代翻译经文都是以河洛话读音为标准，用今天的国语北京话读，错误连篇。不过，从来没有哪位大德是因为咒音念得准而成就的，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
到清朝康熙帝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他逐渐意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培养精通俄语与拉丁语的人才。雍正年间则由官方编纂和扩充了《华夷译语》的语种，成为外译汉的官方辞书。毫不意外，注音是这样子的：
Don't answer at random
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
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外语大学，就是有名的“京师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只学到了一些算账用语的皮毛，只有一名叫张德彝的学生不仅编出一本真正的英语教材，还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据说，当年光绪帝勤奋到每天清晨四点就上课。无奈但发音实在不行，原本打算用英文做新年贺词，结果外国公使都不给面子。皇帝高昂的学习热情虽然没有得到好的学习成果，却慢慢提高了英语在皇城中的地位，连慈禧都有兴趣学上几句。
对于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来说，外语可算是了解世界的一把趁手的武器。他不但顶着压力招募翻译人才搜集整理外国人在澳门办的报纸书刊，还身体力行，在55岁的高龄死记硬背，从January到December，从数字到货币，从人名到国家：
China 柴诺 Doctor 诺克拓 Trade 吐烈
同样努力的封疆大吏，还有每次开会前才临时抱佛脚把俄语注音写在扇子上的北洋大臣李鸿章：
请坐：Садитесь 杀鸡切细
谢谢：Спасибо 四包锡箔
再见：Досвидания 大四位达理也
当时学习外语最好的地方自然是教会学校，中外籍老师都使用外语授课。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对英文教育的重视更是到决定能不能毕业的地步。学校里的演讲会，辩论会以及戏剧演出等都是英文，告示刊物，校歌乃至校医院的医生都在“强迫”你使用英文。这样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英语怎能不扎实。
彼时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已经相对成熟，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真真享受到了这波红利。在牛津毕业的英国教师庄士敦的悉心辅导下，溥仪不仅有能力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而且在1945年的东京审判中对法官的质询对答如流，同声传译的耳机就一直放在那里，成了摆设。
同样学习英语的婉容皇后虽然与溥仪同住宫中，但两人还经常用英文写信，作为Pen Pal互称伊丽莎白与亨利。在溥仪的档案中，这样的信件留有许多。溥仪当年使用的英文课本，也在故宫博物院里深藏。
随着民国时期注音符号的普及，中国人最终用上了系统化的注音方法。伴随着新中国90年代初中英语课本上的李雷和韩梅梅，英语教育在中国在更广的范围内普及开来。
当然，汉字注音的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这种古老但有效的外语学习方法现今仍不失其光辉，如果你也曾经这样蹒跚学步过，那么不妨让我们一起，向玄奘大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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