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发生在武汉的“4.29空战”中，空军战士陈怀民做出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举动，在飞机的油箱燃烧和自身身受重伤的情况下，毅然地将飞机撞向日寇的飞机，成为世界空战史中的敢于与敌机对撞的“第一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战斗发生以前，他就已经下了必死之决心，不成功便成仁。“4.29空战”后，他留在世间和后人的就只有一句“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如今，英雄已逝70载，芳名仍在世间留。我国自古就不缺敢于与敌奋战到底的民族英雄，于谦、史可法、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和王铭章等都是为民族而愿牺牲自己者。
中日甲午战争后，我国还出现了一个“猛人”。当时，他非常愤慨战争的失败，积极地准备着军队，又要将战火引到日本本土去。奈何李鸿章等位高权贵者极力阻拦，计划最终泡汤，他也在此后不久被贬职，错过了成为民族英雄的机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甲午之败带来的民愤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及其朝廷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很快就意识到，唯有加强技术方面的革新，才足以用新型武器去抵御大枪大炮。此后不久，便出现了“求富”、“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算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经过对中国进行深入考察后，日本官方认为，当时中国的海上军力虽称“亚洲最强”，但也只不过是“纸老虎”。
所以，他们在1894年公然地挑动中日战争，不仅在海上消灭北洋舰队，还想要将战火引入国内，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
战斗过程中，北洋水师的装备的确压过日军一筹，但管理并不好，一些炮弹也无法跟上。不久后，便出现局部被围或是粮弹不济的状况，被日军的小股海军围歼。
郑世昌、刘步婵等看着局势越来越不利，勇敢地将自己的船只撞向日军，以守住中华民族最后的尊严。而与战斗部队不同的是，作为北洋水师最高领导人的李鸿章却选择袖手旁观，希望在战斗中“保存实力”。如果当时他判前几支舰队去增援，战争的结果也不会是中方失败。
失败后，作为亚洲最大国家的清帝国屈辱地同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时赔付2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十几年的全国收入。
其实，在战斗爆发之前，一位被称之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官员就积极地准备着，欲要借助海军打到日本本土去。奈何许多北洋水师高官的反对，慈禧太后也否决了这一计划。
二、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位“野心不小”的四川人就是宋育仁。1857年，正值太平天国兴起之际，他在四川富顺出生，经过个人的努力，于光绪十二年（1886）考取进士，随后被调到四川地区任职。
1894年初，应清政府的调遣，他随着公使龚照瑗一同到欧洲去考察，深入研究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眼界得到很大的开阔。
回国不久，他仔细地对比当时清朝和欧洲各国的差距，将所见到的一切收录到《采风录》，其带来的影响很深，被认为是非常先进的书籍之一。
也因为思想上产生变化，他被认为是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四川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他就是四川地区的积极倡导者。
三、大胆的攻日计划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宋育仁正在英国伦敦担任中国驻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四国公使参赞。
不久后，公使龚照瑗因公事而回国述职，他暂时顶替公使职务，代行公使的外交职权。中日之间的战争刚爆发，他就直接向朝廷上书，认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即想耗死日本。
但“抗日援朝”的清朝陆军的实力并不强，很快就在平壤之战中溃败，接着黄海海战也失利，海陆两军一时之间陷入被动的局面。
此时，他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用出奇兵的方式扭转战局。情况紧急，他马上和杨宜治、王丰镐等商量自己的想法。
他们计划给朝廷建议，让朝廷购买阿根廷和智利两国从英国处买进的船只与舰艇，数量为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同时从澳大利亚处招募雇佣军2000人，组成一个水水师旅。
随后，用保护商团的的名义，直接从菲律宾抵达长崎和东京，乘日本内部空虚的时机，将战火引入日本本土。
这一计划看似异想天开，实则有很高的可行性。当时，澳大利亚还是英国的属地，对外的商旅都有招募水师保护的权力。
所以，一旦计划顺利进行，日本的海上和处在朝鲜半岛的陆军将会出现后月起火的状况，从而帮助清军赢得正面的战争。
《借筹记》就非常详细地记载这一计划，细小到每一个环节，认为“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大事必成！”。
宋育仁等做着两手准备，一是将计划呈报给朝廷审批；二是与握有地方实权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紧密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同时，他还向夹甫士（美国退役海军少将）、格林密尔（时任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等人商量，想要从格林密尔处界洲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战款用于购买船只。
经过多方努力，船只、枪支弹药均已备齐，指挥人员和战斗人员也都招募完毕，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成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此后，一切只等待朝廷的回复和命令。
四、雄心壮志被扼杀“炮械毕集”和“一切等待出发”之际，回国述职的公使龚照瑗正好返回。当时，清朝还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得知宋育仁在欧洲的活动，龚照瑗看到他做的一切后，就表示坚决反对，用“妄为生事”为名向清朝廷报告。
当时战斗已快接近尾声，清朝廷表现出无尽的无奈和有媾和的打算。作为北洋水师最高长官，李鸿章坚决反对他们的这一做法。
最后，慈禧太后听取了李鸿章和龚照瑗等人的意见，以“妄生事端”的名义命令宋育仁等人停止正在做的一切，并将宋育仁紧急召回国内。
1895年3月，清朝委曲求全地同日本签署卖国条约，宋育仁的计划也由此而胎死腹中。
事已至此，他只能感叹不已。在回国的途中，由于愤怒而一口气写成《借筹记》，将所有的不甘都记录给后人看。
结语主张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中，人杨锐、刘光第都是四川人，同时也是他的同道好友。被朝廷召回后，他很快就被贬职，之后又参与了兴起一时的维新变法，然后看着辛亥革命将清朝推翻。
1914年，收到北洋军阀的邀请，他前往京城担任国史馆纂修，并主持其日常事务。晚年，离开京城到成都的东郊狮子山隐居，一心修撰书籍，《四川通志》、《富顺县志》等都在这一时期问世。1931年12月5日，他在隐居之地去世。纵观他的一生，虽然还思念着清朝，但也是特殊时期的先进人士，值得后人缅怀。
参考资料
《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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