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是与“仕”相对的一个概念。东方朔居庙堂之高，长期出入朝廷，因此严格来说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但他屡屡谈论隐逸问题，并自称朝隐者，同时后世文人、学者多将东方朔这类士人称为朝隐、禄隐或吏隐者，因此也代表了一种隐逸相关的特殊现象。
一、东方朔的隐逸言行东方朔，平原厌次人，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获得汉武帝赏识。不过武帝仅仅视其为取乐的弄臣，因此东方朔常常表现出不遇心绪与归隐的希望。“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东方朔的作品中屡见这一心态的流露。
在东方朔的“代表作”《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中，己经多次涉及隐逸问题。《答客难》针对博士们的嘲讽而作。
当时，几位博士嘲笑东方朔自羽学富五车，却长期得不到擢升，为此作者进行了反驳。文中，东方朔指出自己与先秦功名显赫的张仪、苏秦等人时代迴异，同时认为争取大功名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个人的修养、品性与人格同样重要，所以他觉得那些不为朝廷擢用的处士仍然可贵，因为他们修身守道，保持了独立人格，“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塊然独处，”接着东方朔还列举历代隐者，予以说明，“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常也。”
《答客难》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隐士的态度，《非有先生论》的讨论更深入一步。 文章明确肯定士人对隐逸生活的选择，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归隐是全身的方式之一，“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总之，东方朔对历代隐士的熟悉，以及他对隐士、隐逸行为的肯定，反映了他本人的态度。
当然，《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流露的还只是尊隐心情，其用意更多在于反驳诘难者，掩饰自己的
尴尬
与矛盾。经历多次挫折后，东方朔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明确表达出归隐的想法，《与友人书》说：
“不可使尘网名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正是作者仕途失望后，遁世想法的表达。
再比如《答》、《非》等稍晚一点的《七谏》，借悼念、伤怀屈原，反复谈到过这一问题。《嗟伯夷》也有直接表白：“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此外，西汉之后诸多典籍对东方朔的归宿都做过衍生，也可反观出他本人的隐逸思想。
如《文选》卷二十八收录谢灵运《会吟行》一诗，李善注引《列仙传》说：
“（东方朔）武帝时上书，拜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乱政。置冠帻官舍，风飘之去。”《文选》卷四十七《东方朔画赞（并序）》也说：“蝉蜕龙变，弃俗登仙。”这两处文字，可能正是后人在看到了东方朔遁世想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挥与改造。
不过，虽然心存隐逸念头，东方朔本人也说过要遁迹山林的话，但事实上他又留恋朝廷生活，并不赞成“中隐隐于市”或“小隐隐山林”，而主张“大隐隐于朝”，即钟情“朝隐”。“朝隐”的例子，历史上早已存在，春秋末期有隐于周守藏室的老子，汉初丞相曹参、陈平经常“日饮醇酒”、“不事事”，其行为也类似“朝隐”。东方朔并非“朝隐”第一人，却是明确主张、肯定并自认“朝隐”的第一人，他曾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东方朔如是说，也如此做。他“避世于朝廷间”，又敢于直谏，不愿同流合污，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这种性格与品行正是历史上大多隐士矢志追求的。因此，东方朔是汉代明确提出“朝隐”主张且身体力行的第一人。正因为东方朔这种明确倾向，对于以往那些隐士，他更推崇朝隐者，而以为隐于市井、山林者不足取。
这一观点在东方朔心中根深蒂固，直到去世之前他还以此为训告诫子女，若要做隐士，宁可做隐于朝的老子或衣食无忧的柳下惠，而不要做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柱下”即隐于西周朝廷、身为“柱下史”的老子。
东方朔仕于朝廷又对外宣称隐于朝廷，这一仕、隐矛盾心理，首先取决于他本人生活的大环境、个人思想与价值取向。
关于东方朔的生年、早期活动，《滑稽列传》里褚少孙的补记与班固的《东方朔传》，均未作交代。褚、班直接从其求仕开始叙述，“臣朔年二十二......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臣朔年二十二”这句话表明他出生、成长必在汉武帝之前。假定东方朔自荐时在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那么其生年当为前161年左右（汉文帝后元3年）；若在武帝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建元6年即前135年，那么其生年为前156年（景帝执政首年）。
也就是说，东方朔早年经历了汉文帝、景帝两朝，或至少景帝一朝。这一阶段，正是汉初以来黄老思想最盛行的时候，灵活变通、入仕欲望较强的东方朔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甚至有可能刻意钻研过相关著作，因为在统治者“不甚好儒术”的年代要想学而优则仕，不可忽视对所学内容的选择。
再回到褚少孙、班固的记述。褚少孙曰：“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可见东方朔杂学多家，知识构成十分繁芜。
班固记东方朔自叙：“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其中还特地提到“尝受《易》”。几乎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学，这恰恰与“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之术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是东方朔早年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证据。再者，东方朔后来特别推崇“柱下史”老子，并将此时的老子也称为隐士，可能也跟他早年受黄老思想影响有关。
因为老子被称为“隐君子”，严格来说是他“见周之衰，乃遂去”之后，并非指任周“守藏史”（即“柱下史”、“柱下吏”）时的身份。
汉初的黄老之术具备仕、隐双重取向，既清净守道，讲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又积极进取。东方朔早年与汉武帝时期积极求仕，取黄老之学“仕”的一面；遭遇挫折后则将隐逸作为心灵的慰藉，走向了黄老之学“隐”的一面。
总之，从黄老思想盛行到儒术独尊转变的时代大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东方朔的学识构成，是影响东方朔仕、隐观念的重要因素。
其次，东方朔的隐逸情结与他在朝廷的经历有更直接的关系。东方朔进入朝廷后，期望有所作为。
他先是试图获取晋升，以便将所学用之于朝廷，为此曾“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但多年不得意，反而受尽博士们嘲笑，“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对于博士们的诘问，东方朔只得用《答客难》来回答，以遮掩当时的尴尬。
博士的问难与《答客难》的反驳，事实上也宣告东方朔晋升渺茫。于是，他利用与汉武帝接近的机会以进谏方式矫正时弊。东方朔针对重大问题向汉武帝提过诸多建议，试看两例。
例一，汉武帝喜好游猎，曾下令扩建上林苑，对此东方朔坚决反对：“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填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戈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也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厓、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例二，对于汉武帝姑姑窦太主乱伦理、宠幸男仆董偃的丑行，东方朔更不顾武帝的颜面，当众揭露了董偃的“三宗罪”：
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
上述言论所反映出的胆量、拳拳之心令人起敬，而且更可贵的是东方朔能言巧辩、诙谐幽默，完全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向汉武帝进言，他却直言不讳，足见其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直到临终前，东方朔仍不忘告诫武帝：“至老，朔且死时，谏曰……愿陛下远巧侯，退逸言。”
不过很可惜，虽然《东方朔传》说他察颜阅色，直言进谏，“上常用之”。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在重大问题上汉武帝最终都没能采纳东方朔的建议——像反对铺张奢侈、大兴宫苑，指责汉武帝姑姑窦太主乱伦理、宠幸男仆董偃等事，都切中时弊而又事关大局，但武帝无动于衷，最后照样兴建上林苑，窦太主死后允许与董偃合葬一处。
这一结果等于说，东方朔既不能通过升迁的方式来干一番事业，依靠进谏来实现抱负、矫正时弊的路子也不顺利，见效甚微。两条路都走不通，这对于一位有着清醒意识、强烈责任感的士人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东方朔进而灰心失望，常流露出隐逸念头，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加之汉武帝时期残酷的权势斗争、宫闱之争，都让东方朔深深体会到朝廷的险恶。既然官不能升、谏不得用，又随时有卷入政治漩涡的危险，那么为何不继续诙谐搞笑，过一种优哉游哉的日子？大隐隐于朝，正是东方朔经历过诸多挫折之后的一种主动选择。
至于东方朔之所以选择朝隐方而不是退隐民间，跟他本人的性格息息相关：他积极求仕的举动，以及身在朝廷而期望有更大作为的愿望，说明从黄老思想盛行的大环境转至武帝时代后，东方朔的人生主要价值取向是入世作为，而不是清静无为，故并不甘心退出朝廷。
而且，以“倡优”身份隐于朝廷还有一个优势，可以随时“逆龙鳞”，因为“倡优”自古以来就有直言无罪的“特权，如春秋时期晋国的优施，就曾说：“我优也，言无邮。”“邮”通“尤”，过错之意，“无尤”即“无过错”。
因此尽管屡屡“逆龙麟”，仍不影响东方朔继续谏言。另外，汉武帝对“弄臣”的优待，足够保证诙谐、搞笑的东方朔生活富足。
稍晚于东方朔的扬雄对东方朔依恋朝廷俸禄生活的心理看得很清楚，指出东方朔的朝隐其实就是“禄隐”。
当然，扬雄也批评这种所谓的隐逸并不足取，“君子谓之不恭”，综上所述，东方朔求仕朝廷但言行之间流露出浓郁的隐逸情结，是中国隐逸史上第一位实践并明确宣称自己“朝隐”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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