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顿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把国家机构的决策与公民社会的反馈结合起来，创立了以输入和输出为循环系统的政治系统论。伊斯顿把政治系统界定为在社会系统中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相关的互动行为。“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做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我认为，为了使一个政治系统具有最大的效用，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动，一个政治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可以说为我们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纵观苏联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在苏联的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系统中的输出与输入处于均衡与失衡相不断转换的状态，而苏联的最终解体，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来解释，就是苏联的政治系统中，输入与输出严重失衡，在无法重新取得平衡的情况下，苏联的政治系统崩溃，最终解体
斯大林模式：输入与输出的不相匹配
苏联的解体是苏联国内问题急剧的结果，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人造成，而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苏联在政治体制、经济等问题上积重难返，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政策上的偏差，以及苏联国内外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合力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对苏联解体的分析，要从苏联的政治体制，尤其要从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开始追溯。
政治系统受到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总体环境分为社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系统从政权建立伊始，就有明显的高度集权的特征。不管是早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征集制，还是之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最终确立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均是如此。如此政治系统的确立，与当时苏联面临的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有关。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建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政权建立后，苏联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内有白卫军叛乱，外部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且，经过一战和国内战争，苏联国内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调动运动资源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征集制应运而生，根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这是苏联执政者根据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而产生的需求输入而进行的政治系统的输出。
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稳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了出来，由于余粮征集制极大损害了苏联人民的切身利益，取消余粮征集制、允许自由支配劳动所得也就成了苏联人民当时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列宁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逐渐扭转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苏联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是苏联政治系统对于需求输入的一次成功输出，这也使得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达到了一种平衡。
新经济政策的出台使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苏联的工业发展仍然很落后，“党的十四大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议。斯大林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强调苏联的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不同，并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斯大林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国家。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的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并开展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苏联建立独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需求输入，导致了苏联政治系统大力发展重工业、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输出。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重工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农业发展滞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效率低下等。虽然存在问题，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苏联的输入与输出总体保持了平衡。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使苏联在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结构方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新宪法。苏联新宪法的制定，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即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是在苏联成立不久，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的产物，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为了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大力发展经济和重工业是其最基本的保证，这也是苏联领导人面对外部的需求输入而做出的与之想对应的输出。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和国家的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为苏联在二战中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工业支持。然而这一模式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运行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忽视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也不适用世界经济发展的集约化和一体化的要求，从长远看，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是外部需求和支持的输入，那么，斯大林模式下，苏联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存在着失衡的巨大危险，这必将会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的政治系统的平稳运行造成潜在的危害。
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苏联领导人，均企图通过改革，消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进而促进苏联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苏联的改革，不管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短时间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其本人宣布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苏联的改革也逐渐限于停滞。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失衡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输入大于输出，另一种便是输出大于输入。输入大于输出，即政治参与过多的集中在输入一端，输入过大，输出过小。二战之后的苏联，保证国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以看作是苏联党和人民的需求的输入，苏联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的数次改革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统的输出，然而苏联的改革，但是，改革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修修补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面对巨大的改革需求，苏联的改革显得力度不足，这就使得苏联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逐渐失衡，直至积重难返。
冷战下的东西对抗：失衡状态下耗尽国力的昂贵输出
二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的集团，即北约和华约，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期间，美苏两国互有攻守，对两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战后的苏联，实力空前强大，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采取了除直接战争之外的所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了竞争，并将其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处，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入侵阿富汗，援助越南，租借金兰湾等等，都有苏联的身影，这些动作，美苏冷战对峙的大环境下，使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全球影响力，尤其是苏联出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对外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苏联国内，为了与美国开展竞争，并满足其对外扩张的需要，苏联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军事工业中，并与美国开战了持续数十年的军备竞赛。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较大的规模，这为苏联同美国的全球争夺提供了有力的军力保障，但同时，巨大的军费支出挤占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到与军工生产的重工业上面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进而对苏联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斯大林模式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配，苏联利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发展时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但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到军工领域，这在保证苏联军事工业发展的同时，挤占了大量本该用于发展民用事业的资源，进而限制阻碍了苏联除军工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苏联的全球争霸需求，这是一种有效输出，但是这对于苏联国内经济的良好平稳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输出。短期内，国家通过对军工产品的采购，可以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拉动内需，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军工产品属于消耗品，其属性也决定了军工产品将主要作用于国家的军事力量，并无法有效地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因此，面对苏联国内人民发展经济，提升生活水平的需求输入，苏联在斯大林模式和冷战背景下对军事工业的“偏爱”所形成的是一种无效输出，这也就导致了输入与输出的失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苏联入侵阿富汗，前期进展顺利，但在有“帝国坟场”之称的阿富汗，伴随着阿富汗国内反抗的增多，苏联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其对阿富汗的占领，这势必将耗费苏联大量的国力，尤其是在苏联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的80年代。对于苏联全球霸权争夺的需求，这是有效输出，但是在80年代的苏联，不管对外扩张的输出是否有效，相对于国内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抑制军备竞赛的需求，都是无效输出，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的不匹配，使得二者无法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展军事工业，并常年保持规模巨大的军事力量，以进行全球争霸.
在苏联经济尚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尚可维持，但是在八十年代，苏联改革逐渐陷入停滞，经济发展踯躅不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这一时期完全暴露，庞大的军事工业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大量的国力。在苏联国力和经济尚好的六七十年代，因发展军工和对外扩张而形成的无效输出，对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需求输入，输入与输出的失衡的现象可以通过苏联自身的实力因素而弥补。但是在苏联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国力下滑的80年代，如此耗尽国力的昂贵输出不仅不能对需求的输入做出有效回应，而且作为一种过量的无效输出，必然会作用到苏联政治系统，并加剧苏联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的失衡。
苏联的对外争霸和在国内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的战略，使得苏联社会外部环境作用于社会内部环境，进而导致政治系统外部的总体环境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争霸和发展军工的需求与支持输入代替了发展经济的需求与支持的输入，在此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输出逐渐也逐渐偏离原来的轨道，军事工业得到畸形快速发展，争霸战略被一次次强化。争霸状态下的输出，与苏联经济发展的需求输入不相匹配，但就是争霸需求下的输入和输出的平衡也没有得以维持，随着苏联国力的下降，苏联再也无力维持争霸状态下的昂贵输出，而传统意义上的输入和输出更是无从谈起。冷战下的东西对抗，耗尽国力的昂贵输出，代替了应对经济发展需求输入的输出，输出的缺失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苏联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陷入恶性循环，严重失衡。为了平衡输入和输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些列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但措施过于激进，忽视了民众和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使得苏联又出现了输出大于输入情况，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苏联不可避免地在急剧衰败中加速分裂，最终走向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输入与输出的最终失衡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此时苏联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国内经济增长降至战后最低点，“农业从1979年到1984年连年歉收”，日用消费品奇缺，民众的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严重匮乏。同时，在国际上，由于推行与美国的争霸战略，苏联也陷入十分孤立与被动的地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1985年4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加速科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张。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27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随后又推行了以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为重点的经济改革。”虽然，苏联政权面对环境的压力做出了输出，但是，这些输出都不是有效的输出。由于急于求成，这些方案都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政策也不配套，改革的效果不佳，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经济改革碰壁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又片面的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体制上。1988年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公开宣扬“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等政治主张使人民的思想发生混乱。
同年12月，苏联开始公开竞选新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各个城市和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工人罢工，“街头政治”活动泛滥成风。“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国有近200个城市举行了5000多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1990年1—2月，全国举行了2000余次群众集会，参加者达800万人。 15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纷纷出现，1989年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大多数政治组织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具有明显的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联盟中央的性质。”可以看出，此时的苏联，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在较短的时间里突然向政治系统输入了大量要求，给政治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和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转换、处理这些要求，及时输出有效的政治决策，导致了政治系统输入过量有效输出过少的失衡病态。一时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系统处于运转失灵的半瘫痪状态。
政局的剧烈动荡使苏联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开始急剧膨胀。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接着，波罗的海另两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制定了向独立过渡的方针。随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宣布本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大大削弱了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面对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没有采取有力的政令和措施加以阻止，国家处于失控状态。苏联最终解体。
结语
苏联的解体，原因复杂恢弘，涉及到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与当时冷战格局下的美苏对峙息息相关。借助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上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而且，通过“政治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传统意义上对苏联解体原因的重新解读，进行新的归纳总结，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如何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在输入输出平衡的状态下有效而良性地运转，进而对当下的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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