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部上世纪拍摄的儿童影片。片中熟悉的旋律、经典的台词和熟稔的人物仿佛让我们走进了时光隧道，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却对我们这代人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吸引力——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吧？
那些伴随我们成长的老电影，距今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大部分已成为中国电影艺术长廊里的经典之作。时隔多年再次重温当年的故事，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岁月的流逝，而是时间的永恒。
《鸡毛信》
《鸡毛信》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传神地塑造了抗日小英雄“海娃”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的欢迎，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所谓鸡毛信，是抗战期间华北根据地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信件，信封上粘有鸡毛，以示十万火急。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团长海娃接受任务，扮成放羊娃给八路军送鸡毛信，在半路上遇到了敌人，海娃和他们斗智斗勇，最终终于完成了任务。
《鸡毛信》主创阵容非常壮观，导演由素有“话剧皇帝”之称的老上海电影明星石挥担纲，副导演是年轻有为的谢晋，编剧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他们长期在大都市工作、生活，对影片中描写的老根据地生活比较陌生，这是创作上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石挥专门组织剧组人员到北京西山体验生活，扮演海娃的小演员蔡元元主要学习放羊。演员与羊群熟悉以后，剧组每到一地都要带上这群羊，后来，这批特殊的演员还坐着火车随剧组到南方拍戏。
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具儿童特点，片头字幕设计得像一本连环画，一页一页翻过，每一片断的开头也模仿连环画的说明写入字幕，用生动诙谐的旁白道出，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鸡毛信》在1954年“六一”儿童节上映后引起了轰动，影片的艺术成就得到观众和专家的认可。1955年，《鸡毛信》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三等奖，同年又获得在英国举办的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影片奖。后来谈及这些成绩，导演石挥满怀感激地总结说：“是老区农民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他们告诉我们当时的许多情况，更可贵的是他们还参加了影片的演出。”
《小兵张嘎》
如果说《鸡毛信》是新中国儿童电影的开山之作，那么《小兵张嘎》则代表着中国儿童影片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小兵张嘎》的上映，让白洋淀里那位浓眉大眼的小八路成为几代孩子的偶像。
《小兵张嘎》的作者是河北作家徐光耀，他和他笔下的“嘎子”一样，也是一名小八路，13岁就参见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徐光耀当了随军记者，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47年在《冀中导报》发表短篇小说《周玉章》，195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
关于《小兵张嘎》的创作，说来很有意思。当时徐光耀正处于一生的最低谷，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为了转移精神上的压力，他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徐光耀这次创作与以往有个不同之处，那就是电影剧本和小说同时启动，相互交替着写。
徐光耀从小就随部队在冀中一带活动，在队伍里和地方上有许许多多的小伙伴，也接触过不少机灵嘎咕的小八路。当年创作《平原烈火》时，他曾经塑造过一个嘎小子“瞪眼虎”的形象，后来这个角色被主角挤到了一边。徐光耀的一位老战友批评他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电影剧本和小说几乎同时收官了，开始定名《小侦察员》，最后才改为《小兵张嘎》。
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准备投入拍摄，导演是徐光耀的战友崔嵬。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直到最后关头，影片男一号小嘎子的扮演者也没有确定下来，最后，《烈火中永生》里江姐的扮演者于蓝向崔嵬推荐了自己德老战友、内蒙古著名双枪女将乌兰的儿子安吉斯。在崔嵬导演的调教下，从小在内蒙长大的安吉斯将小嘎子这个艺术形象表演得活灵活现，爬树下河打枪样样在行。但可惜安吉斯只拍了这一部片子，后来没有从事演员这一职业。
《闪闪的红星》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每当听到这首《红星照我去战斗》，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部脍炙人口的电影《闪闪的红星》，还有片中那位可爱的儿童团员潘冬子。
1970年代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儿童题材的故事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剧本。当时八一厂的摄影张冬凉正在四处寻找创作素材，有一天他在家里发现孩子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感到好奇，便问：“听什么东西这么入迷？”孩子回答：“小说连播《闪闪的红星》，讲的是儿童团员潘冬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冬凉听到“儿童团员”几个字不仅眼睛一亮，找来小说一看，果然很棒，便向厂里汇报了这个事情，上级很快就批准了张冬凉的建议。
电影是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的，李心田晚年曾向媒体回忆了当年创作的起因。建国后李心田曾在南京军区举办的速成中学担任教员，班里有一个叫鲍声苏的学生，是军区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将军的儿子。鲍先志是湖北省麻城人，早年投身革命，参见了长征。后来他的发妻被人贩子拐卖，儿子鲍声苏也被卖给当地恶霸，受尽了折磨，直到解放后父子才得以团聚。鲍声苏课余经常找李心田聊天，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讲到家乡满山的映山红，讲到盼望父亲回家的心情。鲍声苏悲惨的童年打动了李心田，便以此为蓝本创作了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可以这么说，潘冬子这个文学形象就是以鲍声苏为代表的一群红军子弟为原型塑造的。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全书通过小女孩英子的眼睛，展示了皇城根下的那些人和事儿，还有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小说以淡淡的诗意、哀愁和思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林海音原籍台湾苗栗，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1918年生于日本，不久即随家人回到日据时期的台湾。父母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海音即在北京长大。她深切地眷恋着这座城市，皇城里的宫殿，老城里的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1960年代《城南旧事》出版，给台湾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这部隽永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影片讲述了英子随爸爸妈妈从台湾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古都的城墙、驼队和胡同都让英子感到新奇。椿树胡同的疯女子、井边的伴侣、藏在草堆里善良的小偷、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斜着嘴笑的兰姨娘、沉疴在身的父亲……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都曾与英子的生活有过交集，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
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文化交流，电影拍摄并没有征得林海音的同意。影片拍摄完成后，林海音的儿子来大陆，导演吴贻弓和他见面，他很激动，说他母亲很感谢上影把她的小说搬上银幕。当时制片厂给作者的稿费只有800元人民币，他代表母亲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说我代表母亲拿过版税了。据吴贻弓介绍，第一盘录像带就是通过林海音的儿子带出去的，在台湾影响很大，当林海音后来来上海时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
清代文学家梁廷楠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这是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最高境地，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城南旧事》已达到了这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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