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一幅《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呈现了北宋东京清明时节的热闹景象，对东京市民的生活点滴进行了生动详实的描绘。后人视之，无不对东京的烟柳繁华心生向往。
可是东京城真的如图中所画，处处祥和吗？
至少读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在北宋东京城中，曾经出过一位为祸一方的“花花太岁”高衙内，正是他的胡作非为导致林冲被逼上梁山。连禁军教头都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那东京内城内的普通百姓，岂不是都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当然，《水浒传》只是一部后人撰写的小说，其中情节与真实历史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那么生活在北宋东京城中的普通百姓到底有多少安全感呢？
简而言之，北宋的东京城中暗流涌动，乱象频出，治安压力极大。但总体上来看，东京绝对是当时全国最有安全感的城市，没有之一。
关于东京之乱，古籍多有记载。比如开宝年间：“捕获京师诸坊无赖恶少及亡命军人为盗，并尝停止三百六十七人……尤恶二十一人弃市，余决杖配流”，淳化年间，东京城中“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
最可怕的地方位于城边的众多沟渠之中，《老学庵笔记》记载：“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天尤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
景祐年间，对于这些藏匿的沟渠中的亡命之徒，开封府进行了专项打击，并且取得了一定战果，比如“捕得逃卒张兴等”。但这种运动式的打击显然治标不治本，无法根治东京城内的治安乱象。
那么，东京城中乱从何来呢？
人口多，居民结构复杂
东京城内各色人等不计其数，各类史料对此记载：“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京师帝居，天下辐凑，人物之众，车甲之饶，不知几百万数”、“国家太平日久，生齿增息，京师至三百万家。盗贼狱讼，文移簙籍，十倍于初”。
虽然没有一个权威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但“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的总体状况是确凿无疑的。
同时，东京城中居民的职业和身份也十分复杂。皇室宗亲、一众宦官大臣自不用说，此外，还有大量禁军、士人、商人、雇工、僧道、工匠、娼妓等各行各业的人群聚居在此，真正称得上是鱼龙混杂。
人口流动频繁
东京城中不仅人口结构复杂，人口流动也十分频繁。
比如东京城内的禁军，他们都有着一定的戍期，期限一到，就要更番迭戍，“仅及三年，已复更戍”。在轮换时，士兵都要携家带口，全家老小一起跟着迁徙。
史载“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即使以北宋前期禁军数量较少的时期来统计，十万禁军拖家带口的情况下，那就是至少二三十万的流动人口。
还有到东京出差的地方官员，他们办完公事之后，往往都会超期滞留，办理自己的私事。对此，侍御史梁蒨说道：“伏闻天圣条制……到阙奏事，只得住十日，近年多不遵守，每入奏，妄作名目住滞，或敢面邀圣旨，乞展日限，留身京城干办私事，经营歧路，希望恩泽。”
每逢科考，来自全国的士子都会云集东京，他们住在寺院客栈或者内外城的厢坊中，互相走动、拜谒名师。
这些士子虽然不常去东京，但是一去就是成千上万人之众，乌泱泱来乌泱泱去，流动性极大。
此外，还有各地往来的行商、旅客、工匠、流民，他们都是流动性很强的群体。
贫富差距大，贫民多东京城中的最顶端自然是皇帝，和历朝历代一样，北宋皇宫之内的生活用度规格极高。《鸡肋编》说北宋皇帝“常膳百品”， 就是皇族奢靡生活的一个缩影。
除去皇室宗亲外，东京城内的富裕阶层还有高级将领、官户、胥吏、僧道、商人等等，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在东京城中占据绝大多数的还是小商小贩、小手艺人、乞丐、奴婢等底层人士，他们基数大，收入低，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
欧阳修写道：“臣风闻京城大雪之后，民间饥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数口一时冻死者，虽富贵之家往往亦无薪炭，则贫弱之民可知矣。盖京师小民例无蓄积，只是朝夕旋营口食，一日不营求，则顿至乏绝。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营求，虽中人亦乏绝矣，况小民哉！”
也就是说，当时东京城内缺乏足够的中产阶级，所谓的“中人”只要遭遇一场连绵十日的大雪就会陷入困境，抗风险能力极差。
从三国到唐代，城市布局一直以里坊制为主。里坊制是一种把城市像棋盘一样分割开来的布局模式，各坊之间由坊墙隔开。夜间坊门关闭，城内即实行宵禁。民众既然被封闭在一个个坊中，犯罪活动也就减少了。
但是到了宋朝，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以及商业的日渐发达，传统的里坊制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扩展生存空间，东京城中的旧坊墙被拆除，新街市建立起来。人们可以不受坊墙的约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行娱乐、购物等活动，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但是里坊制崩溃的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那就是官府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有效地对城市进行管理了。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东京城中滋生了大量的无业游民，比如无赖、乞丐、逃兵之流，他们寄生在城中，或盗或骗，成为了东京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
但是天子脚下，岂容乱民滋扰。为了加强对地方治安，特别是东京城的治安管理，宋廷设计了一套严密的防控体系。
“内外相制”的军队布防格局
宋太宗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宋廷制定了所谓“内外相制”的军队布防格局，核心是保持东京城内外的兵力平衡，实际上就是重内轻外，重京师轻地方。
就连著名的“包青天”包拯也说：“所谓京师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畿并耳……则天下何患焉？”
统治者将东京视为根本，也屯集重兵于此，就保证了东京很难出动摇根本的大乱子。纵有贼寇作乱，也能将之轻易消灭，不足为心腹大患。
宋朝实行募兵制，兵源和今天不同，不仅不要求身家清白思想过硬，反而对无赖混混、盗贼强盗乃至罪犯敞开了大门。宋朝统治者的想法是将这些危险分子收为己用，变废为宝。宋人对此做法也十分认同，他们说：“与人为害者募之入军，则乡间静谧”、“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间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忧”。
这种做法不失为一种安定地方的有效举措，却也导致了军队难于管理、素质参差不齐。在军队中，这些危险分子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一旦发生战事，他们仍然会趁机作乱，为非作歹。不过对东京城内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才没空去管军队的事情。能让那些混混流氓从眼前消失，就是极好的事情。
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的保甲制度，这是针对“盗贼充斥、劫掠公行”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
保甲制中有一项内容是在保界巡逻预警。巡逻人员一旦发现盗贼，就要迅速击鼓示警，同保人户立刻追捕救应。
发现同保人户有犯罪行为的，其余九户也有义务进行举告，否则将承担知情不报的连带责任。保甲制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很有一点我们今天所说枫桥经验的影子。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旦发挥出广大群众的力量，那么犯罪分子也就难以遁形了。
严刑峻法
对于种种社会乱象，宋太祖主张“纠之以猛”，试图用严刑峻法来让潜在犯罪分子们心生畏惧，从而安分守己。
例如，对于抢劫犯罪，《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诸强盗, 不得财徒二年, 一尺徒三年, 二匹加一等, 十匹及伤人者绞, 杀人者斩。其持仗者, 虽不得财, 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而《宋刑统》则规定：今后应持杖行劫，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其同行劫贼，内有不持杖者，亦与同罪。从中可以看出，宋朝律法在量刑方面比唐朝重了很多。
此外，宋廷还为强化社会治安而设立了“重法地”之法，将以京畿地区为主的的特定地区划为重法之地。在这些地区，一旦犯下重法规定的罪名，那就要承受比在普通地区犯罪更为严厉的惩罚。以此来加大对特定地区、特定犯罪的打击力度。
由于东京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是重法的主要适用地区。所以北宋时要在东京犯罪，那将会承受极为严厉的惩罚，这在客观上必然会对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一定威慑作用。
结语
从上面这些举措来看，宋朝对于社会治安、特别是东京的治安十分重视，为保京城平安，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总体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东京社会的基本稳定，也为东京的繁荣富庶提供了治安基础。
所以说，东京城中虽然鱼龙混杂、暗流涌动，但毕竟是天子脚下，住在其中的宋朝百姓应该还是挺有安全感的。如果连东京都不安全了，那四海之内，又能到哪里去寻得一方净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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