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子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降书上签字的日子则是1945年9月2日。
日本人签字之后几天后，一个中国战地记者心绪复杂、心情压抑地在日记上写了一行字：
“警惕：日本投降只是临时休战！”
日本签字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
这位战地记者就是香港《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朱启平。
朱启平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盐，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亲眼目睹了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
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共有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是其中之一，他的长篇通讯《落日》被公认为是“状元之作”，许多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长篇通讯后来还被作为大学新闻教材。
看看朱启平在《落日》中的几段文字，你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
“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
“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也！”
令后人觉得可贵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朱启平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战地记者朱启平
“究竟谁是战胜者，是他，还是我？”朱启平是一介书生，却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签字仪式结束之后，朱启平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让他气愤不已。
作为盟国代表团记者，参加签字仪式之后，朱启平随代表团去了日本的一个火车站。
朱启平看到，候车室本来人声鼎沸、拥挤繁忙，可是，看到盟国代表团成员走进候车室，这里立即变得一片死寂。
刚才还在那里谈得热热闹闹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闭了嘴，他们或站或坐，姿态不一，只有脸上的表情是完全一样的。
朱启平很久之后还记得那些日本人的表情：冷漠、警惕，如临大敌。
过了一会儿，朱启平发现有一些日本人围了过来，离盟国代表团成员大约四五尺的时候，这些日本人停了下来，他们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向盟国代表团成员怒目而视。
朱启平当时的感觉是，这分明是一种无声的对抗，朱启平甚至觉得，如果有人“一声令下”，那些日本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向盟国代表团成员扑来，将代表团这些异国、异乡人暴打一顿。
这就是盟国（战胜国）代表在日本享受到的“礼遇”。这也是朱启平和大多数代表团成员没有想象到的情形。
在随后几天里，朱启平在日本东京、横滨和富士山逗留了几天，他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日本人，了解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感想，也想顺便了解一下日本战后的民生状况。
不得不说，朱启平是有责任感、有职业眼光的有心人，他的眼睛没有只盯着“密苏里号”军舰，而是透过受降仪式，去探究一些在受降仪式上看不到的东西。
让朱启平感到震惊的是，他在东京、横滨和富士山的所见所闻更加触目惊心，相比之下，盟国代表团在火车站的遭遇根本算不了什么。
朱启平用一句话概括道：“我没有感觉到日本人知错、认错的任何表现，也看不到他们对和平的欣慰，反倒闻到空气里弥漫着的决战气息。”
日军向美国军队缴械投降
朱启平看到，日本海岸线上那些坚固的防御工事仍然到处可见，在东京湾要塞上，162门大炮的炮口赫然正对着停泊在海上的盟国战舰，与战时稍有不同的是，朱启平没有在炮座上看到日本军人。
在东京湾，朱启平遇到一位身着便装的日本男子，从走路的姿势看，朱启平料定他一定是个刚刚脱下军装的日本军人。
朱启平尝试与这个日本男子交谈了片刻，朱启平明显觉察出这个日本男子对自己的抵触情绪。
好不容易搭上话之后，那个日本男子才勉强回答了朱启平的问话。
朱启平问：“战争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从此不要打仗了，你是不是感到很高兴？”
那个日本男子说：“没想到战争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感觉很意外，我始终相信日本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还能继续打下去，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日本男子冷冷的一句话，让朱启平有“如触坚冰”般的感觉，朱启平顿时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在搭火车去横滨途中，朱启平的邻座是一个没有佩戴军衔的日本军人。
细心的朱启平发现，座位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个空烟盒，邻座日本军人的手指上明显有烟熏的痕迹。
为了能跟这个日本军人拉近距离，朱启平给他递上一支香烟，这是男人之间最常用的交际手段。
朱启平没有想到，这个日本军人明明很想抽这支烟，也接过了朱启平递过去的香烟，并且迫不及待地点着了香烟，但是，他后面的举动却让朱启平非常尴尬。
只见那个日本军人猛抽几口香烟，随后便把大半截香烟恶狠狠地丢出了窗外。
“这也太不礼貌了吧”，朱启平的心里升腾起一团无名火，不过，朱启平说服自己忍住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让朱启平更加恼火了。
朱启平问这个日本军人：“日本为什么会输了这场战争？”
只见那个日本军人一脸怒气地站了起来说：“日本没有输，更不会投降！”说完之后便气鼓鼓地离开了座位。
当天晚上，朱启平回想起自己的所见所闻仍然怒气难消，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究竟谁是战胜者，是他，还是我？”
签字仪式上依然傲慢嚣张的日本人
日本天皇耐人寻味的“终战昭书”当天晚上，朱启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朱启平掏出登载着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报纸，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这份“终战诏书”总共只有815个字，在此之前，朱启平已经看过无数遍，但是，这次重看“终战诏书”，朱启平的感受却截然不同。
朱启平发现，在这份815个字“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投降”这样的字眼，而是用了“停战”这样的文字。
作为一个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战地记者，朱启平自然知道“投降”与“停战”在概念上的天壤之别。
联系这几天与日本人的接触和交谈，朱启平认为，之所以叫“终战诏书”而不叫投降诏书，说明日本天皇乃至绝大部分日本军人和日本老百姓根本不承认失败和投降。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因此，朱启平在日记里写下了那句话：警惕，日本投降只是临时休战！
日本为啥不服输？第一，源自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日本国民长期的洗脑。
日本人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洗脑”式的教育和宣传，他们根本不去分辨侵略战争的对与错，坚定地认为“日本必胜”，他们更不清楚，因为这场战争，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到了穷兵赎武、穷途末路的时候。
第二，日本人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同时又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自隋末开始，日本就开始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在意识到无法与中国匹敌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人是卑微的、自卑的。
即便如此，日本人也不愿意接受现实，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直到如今，日本人虽然承认他们的祖先曾经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却一口咬定：日本从来未向中国称臣。
也就是说，早年的日本就希望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试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让日本成为这个“圈子”里的“上国”。
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日本人的这种自卑和不自知。
1401年，“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将军曾经以下跪的姿势接过明朝的诏书，因为这一跪，足利义满遭到了日本朝野的普遍指责。
日本人认为，足利义满“下跪”接明朝诏书的做法是日本的奇耻大辱，不少日本人为此痛哭流涕，甚至有人为此剖腹自杀。
明朝灭亡之后，日本开始怀疑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中国之时，日本人更认为“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而中国则被日本人贬称为“外朝”。
到了晚清时期，日本想要充当亚洲霸主的狂躁情绪更加急剧膨胀，他们试图取代中国，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新秩序。
于是，日本1874年入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挑起了甲午战争。
从此，日本摒弃了“大唐”、“汉土”、“大明”等对中国的尊称，改以“支那”蔑称中国。
总而言之，自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一次次战胜和羞辱中国这个曾经让他们感到自卑的国家，这就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有了强烈的优越感。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可以就其侵略行为向韩国表示“道歉”，也可以向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致歉”，却从来不愿意对中国说一句“道歉”的话。
对于那场灾难深重的侵略战争，日本对中国所说的最有“诚意”的话不过是“反省”二字。
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和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日本才难以接受被中国打败的事实。
第三，许多日本人至今都认为，日本“终战”不是因为输给了中国，而是因为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
日本人认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是迫使日本“终战”的直接原因，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持这个观点。
曾经有一位日本政客说过，日本“终战”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不过是“沾了美国的光”。
有一些日本人表示，相比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钢铁洪流，中国给予日本的打击不是致命的，因此，日本可以惧怕美国、苏联，却无视中国，淡化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四，日本人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说法：日本战败之后，许多国家都跟日本进行了清算，只有中国没有要求日本作出赔偿。
事实上，“开罗会议”之后，中国就成立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为战后对日本提出战争赔偿做好了准备。
但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压制改变为扶持，在美国的影响下，蒋介石于1952年跟日本达成共识，放弃了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日建交谈判前，中方大度地表示“不要把战争的伤害加到日本人民身上”，所以决定放弃对日索赔。
令人不齿的是，日本人却把中国放弃战争索赔的原因说成是“自知理亏”，这样昧良心的话也只有日本人说得出来。
第五，日本人至死不认输的根本原因-日本人的帝国情结仍在作祟。
据一位在日本生活过许多年的中国学者说，日本人有三个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叫“屈强”，“屈”是屈服的“屈”，你把我打趴了、打疼了，我就服你、不敢当面违拗你；
第二个特征叫“趋强”，这个“趋”是趋势的“趋”，你比我强大，强大到让我仰视的程度，我就跟你走；
第三个特征叫“抗强”，日本跟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打过仗，与其他小国家不一样，日本人的骨子里一直有一种暴力倾向，且始终迷信自己可以用武力征服他国。
说到底，日本人的帝国情结一直在作祟，这里面不光有历史留下的阴影，同时也透着他们对现实的怨愤，这或许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服气的深层次原因。
事实上，日本不仅对中国不服输，他们甚至不服“二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历史定论，不服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
麦克阿瑟 日本天皇裕仁
日本人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不服日本人对盟国的敌视并非针对所有国家，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就表现出了罕见的“顺从”和“驯服”。
朱启平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乘坐飞机来到日本厚木机场时，为了确保麦克阿瑟的安全，防止日本人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美军在麦克阿瑟将要经过的地方加强了安保措施。
麦克阿瑟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用那么紧张，日本人只听天皇的，而日本天皇听我的，我想，他们是绝对不敢违反天皇意志的”。
麦克阿瑟说的是实话，在此之前，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日本天皇，成为了日本人的“蓝眼睛太上皇”。
看得出来，对于真正的征服者，日本人是不敢有所违逆的，即便心有不甘，日本人也会成为那只“忍者神龟”。
日本人的帝国情结
日本人之所以敢于违逆不屑，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不服，而且，日本人的不服气不会只挂在嘴上。
让我们记住朱启平先生当年那句话：警惕，日本投降只是临时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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