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头条号上出了这么个辩题: 如果吴三桂死守山海关，明朝将会怎样？
我的看法是: 首先，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一个朝代走到下坡路，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所以历史无法假设；其次，吴三桂麾下，是大明王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对当时时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帮哪支势力，哪支势力就有可能会赢。
因此在理论上，如果吴三桂不开关引清兵入关，清军一时间是打不进来的。但大明王朝是不可能再继续了，因为此时李自成已经占领了京师。
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大明最能打的生力军，即使在野战中也足以抗衡以野战见长的清军，更不要说还倚仗山海关的险要关隘了。
但问题出在李自成身上，闯军攻入北京，李自成如果有点警惕性，屯兵城外，只带部分警卫部队进入京城，先布置好行政工作，再收编明军，稳定局面，那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李自成如果还如出商洛时那样小心谨慎，那局面将完全不同，说不定中国历史上，会多了个“大顺朝”。
但李自成由于攻破洛阳后一直顺风顺水，兵力发展到七八十万人（包括与罗汝才合军的三十万），就渐渐生出了骄傲之心，开始摆场面讲享受，与部队中下层的关系也疏远了，以至于许多重大军情都未能及时掌握，耽搁了反应时机；文官高层如牛金星、宋献策也是有样学样，开始过起了相国军师的富贵瘾。武将之首刘宗敏更是大易其性，由一个令人敬畏的军中主将，摇身一变为王朝大帅，放下军机，忙着挖京城豪门富户的财富，以至于霸占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这才有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野史传闻。
当时的大明，实际上有四支力量: 清军自不必言；第一大势力就是闯军，当时有七八十万人马，而且个个鲜衣怒甲，是百战之军，当时各大势力，几乎无法与之抗衡；第三支势力，就是吴三桂的关宁骑兵约三到四万人。左良玉军十多万人；第四支是四川张献忠，约有三四十万人。
还有一支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郑芝龙主要活动在以福建为中心的南方海域，军队长于水军，因离中原较远，郑也无意北上争锋，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李自成能及时收编吴三桂和左良玉，那么稳住时局应该是没问题的。而张献忠还远在四川，军力不及闯军，收编或击溃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当闯军全军入城，大兵们忙着捞钱榨财抢得心热眼红时，军心就已经收不住了。而吴三桂对这样一支久战的精锐之师，开始是有点敬畏的，当时不过是想谈点条件投奔过去。吴三桂作为边将，对京城的闯军动向，应该是清楚的，当他知道闯军纵兵抢掠商贵，心中已然不信任。在乱世中，有实力的派系都想找个靠得住的人，谁会去投奔一个靠不住的人呢？因此当得知爱妾被刘崇敏霸占，父亲被打，顿时火上浇油，那可是闯军大帅刘宗敏呀！因此就干脆引清兵入关了。所以吴三桂之叛，多少是对闯军的绝望，也不完全因为陈圆圆之故。
总之，李自成引军入京师之后，闯军由解救人民苦难的义军秒变为劫匪，这天下大事的成败，也就是在那一念之间。而这一念，从军队高层到统帅，都要具备超前意识。想当初刘邦占领咸阳，开始是想在皇宫中过宫室美女的富贵生活，结果被张良一劝，就收了心还军灞上，明谓是明智之举。而李自成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哪个文臣武将规劝过他。也许他是想一边享受一边布局，但当时局势未明，根本就不是讲享受的时候。所以仅仅入京42天，就在吴军和清军的威压下匆匆退出了京师，之后兵败如山倒，闯军1644年4月30日离京，1645年5月，李自成就命丧湖北九宫山，前后不过一年多，成也匆匆，败也匆匆，真是令人唏嘘！
所以后世评论闯军是“小农思想”，还不具备解放民众，挽救人民于水火的革命情怀。按当时“家天下”的主流思想，闯军打败明王朝入主京城，在当时人看来，只是朝廷改了个姓而已，京师官民不管愿不愿意都是要投靠的。最可惜的是闯军当时的想法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而是认为大功告成，从上到下完全放松警惕，一味纵情享乐，掠夺京师官民财富——那可是七八十万大军呀，何况还有二三十万是收编的罗汝才大军！
因此军心一散，就再也无力回天了——兵士们各自抢得一笔不小的财富，自然不肯战场用命，一支大军就这么垮了，后来的战场，能打的也就几万亲军而已。
总之，历史老人是很现实的，优胜劣汰，丝毫不马虎。一支没有远大志向的军队，既使人数再多也是不会长久的，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大凡大汉、大宋、大明这些能立得住的朝代，都在于领导层有着较为成熟的远见卓识。而闯军从上到下，还缺乏这种远见、能力和人才储备，骤然夺了京师，就水银泻城般地散了。失去了皇帝的明廷和失去了军心民心的闯军，正好就构成了一股天下大乱的漩涡。
这是场历史悲剧！
入关后的吴三桂的关宁铁军，由一支护国支柱，蜕变为一支攻城略地的先锋，在清廷既定的军事政策下，他们变成了一架可怕的屠城机器，无数无辜的人民，倒在了他们的屠力之下！
所以呀，吴三桂之叛，又岂是“十减二等于八”那样的加减运算那么简单？那是一个倍减法则，恐怖的倍减法则，当那群丧失了保护对象和护国信仰的军队，转过头来残杀自己保护的人民，那个现实该有多么的绝望呀！
这场可怕的血雨腥风到如今已经历经四五百年，可是历史的哭泣仿佛未曾散去。
所以呀，人心一失，天下就乱了，更不要说后来地方军阀扶持起来的那些勾心斗角的明末小朝廷，就是再出一个文天祥，再来一次涯山之难，都不过是史册上的一页历史的呜咽罢了。人心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丢了，就真的回不来了，因为那叫“天授正统”，那叫“道义”。所以必须时时怀着惕厉之心，抓牢抓好。
假如——我是说假如，李自成自始至终，都想着让穷人吃饱饭，让穷人过上好日子，那么之后的历史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他接替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只因为当时缺乏远见卓识，结果反而使局面更糟糕。所以说历史是严肃的，对于治理者，来不得丝毫的马虎，当没头脑代替了不愿意，就在中华民族在二百年后的百年苦难史里埋下了重重的伏笔，而且这个伏笔是一定会登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清王朝虽然统治了华夏大地，12代君王也都还算勤勉，但一个人口20万的族群统治数亿人口的大族群，是有先天不足的，这个格局从清兵入关时起一直到清末都未曾改变: 即满清的“防汉”政策一直是历史清君坚定执行的既定国策。当乾隆皇帝收到英国带来的最时新的武器装备和机械钟表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在中国传开，以免制不住汉人。所以他轻描淡写地说那些都是“奇技淫巧”。乾隆精于天文、数学，但他只想自己做个大清最聪明的人。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相信，英国那时对大清是仰慕，所以送来了最好最时新的东西，以求尊贵的大清皇帝高看他们一眼。
就在清朝对国外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欧洲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机器工业1（1776年）大发展，及至1842年大清被打开国门，东西方的实力差距，已被拉开了近百年的距离！
从1842年到1949年的百多年里，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为学习西方、改变国家贫弱面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直至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了70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才走出了那场可怕的百年阴霾，开始与西方并驾齐驱。
回望那场由“甲申之变”的痛苦历史，我们不由得庆幸，中华民族又骄傲地站在了历史的天空下——以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文明姿态！
今天的和平与安定，是来自于378年前，那场刻骨铭心的历史阵痛。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永远不会了！
2022年9月15日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