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这句话出自《管子》，意思是说，这四种行业以及从事这四种行业的人，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管子就是管仲，与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后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助齐国成为一代霸主，被世后称为“春秋第一相”。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齐国，自立国以来都有经商的传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记载道：
“西周分封姜太公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所谓“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就是指发展商业，而齐国后来之所以能够称霸列国，“重商”这一举措功不可没。
但是，商业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仍把“商”列为士、农、工之后呢？
其实古人之所以把“商”排在最后，并不是不重视商业的发展，更不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影响，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而定。
何以见得？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即：
一、中国自古以来，皆是以“农”立国
我们知道，中国从周代开始，几乎都是以农立国，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大多数。
换句话说，当然由于各种劳动工具的限制，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力从事于农业这一领域，否则，其生产无法满足当时社会运转的需求，这就直接的导致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有主体地位。
从另外方面讲，正是由于很多人不可能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才导致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少，而这其实就是古人把“商”排到最后的原因之一。
二、古人交通、信息、人口流动等情况并不允许全民经商
所谓“商”，其本质就是贱买贵卖，互通有无。
而这些其实是需要以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为前提，举个例子，如南方的甘蔗在北方很贵，因为北方不产甘蔗，所以，北方人若想吃到甘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专门到南方来吃，这显然不现实，二是通过商人的贩运买到。
但是，商人之所以会贩运，其前提就是知道北方不产甘蔗并且知道北方人喜欢吃甘蔗这一信息，另外，还需要有交通工具及条件才行。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经商的人并不多，更不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这就是“商”为什么排到最后的第二个原因。
三、当时统治者对市场、经济以及商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缺乏足够的管控能力
有人讲：权不下县。
意思是说，中国自古以来，中央的权力往往只到县这一层级，即县以下大都实行自治。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有那么多的官员，对于县级以下的机构只能利用当地的乡绅或土司实现自治。
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市场、经济以及商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管控，于是从意识上不重视商业的发展。
而这其实是古人把“商”排到最后的另外一个原因。
因此，综上所述的这三个内容，实际上，正是古人为什么把“商”排在士、农、工之后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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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重点引自稻盛和夫三部曲《心法》《活法》《干法》《论语》《庄子》《坛经》《道德经》《暂坐》《红楼梦》《金瓶梅》《废都》《自在独行》《人生哲思录》《柏拉图如是说》《史记》《祖堂集》《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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