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孩子上幼稚园（幼稚园的孩子叫他）

1934年，孙铭勋和新安幼稚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陶行知题签的孙铭勋、戴自俺合编的幼教论文集。

陶行知亲自设计的晓庄师范校旗。

1961年病逝的西师（现西南大学）副教授孙铭勋，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弟子，是中国早期幼儿教育家和最早的幼儿园男教师；1935年入党，在上海、重庆、贵州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曾任重庆育才中学校长。我们将分两期打望“笑出真善美的世界”的孙铭勋先生传奇生涯。

1.种罂粟

后来成为幼儿教育家的孙铭勋，小时候是一个种鸦片的孩子。

他生于贵州省平坝县车头堡村。重庆人称贵州一般叫“贵州山”，因为那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孙铭勋长女孙丹年，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退休员工、近代史专家，著有40万字的父亲传记《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她说：“1913年，一场火灾，把父亲家里的房屋全烧光，当时他还不满八岁，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过了五年，到1918年，家里经济才慢慢好转。而经济好转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竟然是种鸦片。”

孙铭勋1934年29岁那年在《儿童教师幼年生活举隅》一文中，曾经描写过当时的鸦片经济：这害人的黑暗的足以亡国灭种的花，在辛亥革命时已经禁绝，后来，因为民穷财尽，终于又在民国八年复种起来。烟既复种，财源有了开展，当地人非常高兴，而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高兴。于是我才看得见烟的生长，以及参加收获的工作。

鸦片烟汁凑起来晒干，贩运到外省去，就是极有名的云土，因为外省的人都不知贵州，只知云南。“民国九年，我已经到县城里去上小学了，但到收烟的时候，还要请假回来。要忙四十天。太阳晒，烟气熏，把一季烟收完了，脸上脱皮，身上生疮，真是一件苦事。” 孙丹年说：“当时贵州民间又几乎公开地恢复种植鸦片，政府睁只眼闭只眼，也不管，因为这是支柱产业，只有这个来钱。”

罂粟之花，既美丽又黑暗。从小这段罂粟之旅，可能对孙铭勋终生都有影响，好多时候，他都不得不在美丽和黑暗之间痛苦地转换。

1923年17岁他考入贵阳师范学校。第二年，34岁的贵州老乡何应钦在广州协助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官拜少将，任黄埔副总教官。于是孙铭勋和同代好多个贵州娃儿，都发疯了一样要去投黄埔。

但父亲用他三四岁时定下的一门娃娃亲，拴住了这个独子，1926年20岁逼他完婚。

虽然婚礼当晚他抱被逃床，没有圆房，但洞房红烛，还是灭了孙铭勋的黄埔梦。婚后一年，他挣出贵州，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冥冥之中一步一步向他后来的恩师和老板陶行知靠拢。

2.遇恩师

1927年，已海归十年的教育家陶行知36岁，在南京北郊创办其一生中最著名的教育试验基地——晓庄乡村师范并开始招生。当时他的名气还没有后来那么大，但其强调“必须有农事或土木经验方才有考取的把握”并扬言“凡是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的都最好不来”之语，足以迷到贵州娃儿。

孙铭勋和一同出来混的同乡戴自俺，立马修书一封信给陶校长。5天后，陶先生的回信就到了：“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两位有志加入乡村教育的队伍，有志到晓庄来学习，我们极表欢迎！如果将来乡村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个使者……”

此信可见陶老板当时招兵买马也很有一套，两个贵州热血青年就去了。多年以后，1983年，戴自俺在《忆当年 哭铭勋》一文中回忆他们去拜见陶行知的那个“大雪初霁的早晨”，颇有春秋孔门弟子拜师的古风和戏剧性。学校马路上，他们碰见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一顶“罗宋帽”的中年男人，手执一把大竹扫帚，正在扫雪。“我们上前请教：‘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那位先生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我们拿出了信说：‘我们接到了陶校长的信，特别来拜访他的。’于是，他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了整个的脸回答说：‘我就是陶知行——好，我扫完了这一段，到办公室去谈’。”

入学考试项目怪怪的。除作文和三分钟演讲，还有开荒和常识：每个考生开垦一条荒土，还要看两手的血泡多不多？越少越好！“最困难的是100道常识试题。其中有：‘现在南京的猪肉卖多少钱一斤？豆腐卖多少钱一块？草鞋卖多少钱一双？豆油卖多少钱一斤？’我们毫无所知，闹了不少笑话。”

孙铭勋和戴自俺都顺利过关，从此成为陶门弟子，终生追随。18年后，1946年7月，55岁的陶行知在上海去世，孙铭勋在重庆育才学校撰文追悼恩师，回顾晓庄岁月：“当时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黄埔是军事破坏性的，晓庄是教育建设性的，如果这两个学校能充分的合作，则中华民族的革命目的，不难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孙丹年说：“我父亲没去成黄埔，投了晓庄，可惜了。他性格刚直，脾气急，可能从军还更适合他一些。”但在晓庄学习期间，他就在燕子矶幼稚园和晓庄幼稚园工作，后来还和戴自俺一起创办迈皋桥幼稚园，是中国最早的幼稚园男教师。孙铭勋的硬性格和急脾气，在孩子们的打磨下，都变得“幼稚”了。

3.孙妈妈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八字真经，孙铭勋终生信奉。跟陶老大和孩子们混，他人都变了。孙丹年说：“他的脾气和性格，不再像当初一心想报考黄埔军校时那样刚戾，而是变得温和细致。每当他面对儿童和学生时，语气便分外柔和，态度特别亲切，不少学生回忆起他时，都用‘细声细气’、‘轻言细语’来形容他。他管儿童的吃，管儿童的住，还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并且给予精神上的安抚，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绰号：‘孙妈妈’。”

1934年“孙妈妈”在上海沪西区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劳工幼儿团”，第二年到广西南宁平南村筹办幼稚师范班，“孙妈妈”的称号，让前来巡游的陶行知升了一级，成了“陶外婆”。陶先生还特别作诗文记之：“平南村女同学把男教师都当作女人看待。她们呼主任为妈妈。我到时，她们呼我为外婆。我就戏呼平南村为平男村，大家好像是得了很大的胜利似的。”

孙丹年说：“陶先生对这个称呼很有感触，写了一首诗表扬孙铭勋。诗中感叹说：没有到平南，心里很不敢。外公变外婆，滋味不平凡。还有一句又说：令人留恋处，仿佛在晓庄。”

陶先生后来的日记中，有时也用“孙妈妈”来代称孙铭勋，比如《陶行知全集》1940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就有“下午有学生敲门说，孙妈妈有信”的记载。

晓庄是陶老大一生的本钱，他说一个弟子办的学校“仿佛在晓庄”，显然是最高的赞语了。

欲知1949年前后孙铭勋在重庆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说。文·图/本报记者 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