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如今娱乐圈的乌烟瘴气，粉丝对明星无思考地盲目追随，对社会的金钱至上适应不了，似乎找不到一方净地。于是只能从当年很火的一部青春励志片去找了，那就是——《恰同学少年》。
看完后觉得“大丈夫当如此也！”
青春就应如此，老师就应如此，教育就应如此，在黑暗的时代竟然存在着这群满怀理想的学生，这学校就是一方“净土”，他们不受世俗所污染，反而想着要改变这污染的世俗。这部电视剧曾鼓舞了无数的青春少年，如今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为可惜呀，大家远远低估了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的经典。
《恰同学少年》主要讲述了毛主席在“一师”求学的故事，一个开明的校长与一群开明的老师，带领一群风华正茂的学生进行勤奋读书、追求真理、探索未来与救亡图存的热血沸腾故事。
这是唯一一部让我看到主角畅谈理想，为革命激情演讲而不感到尴尬，不觉得违和，反而希望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一起为理想而奋斗的好剧。它不像当下青春偶像剧的那种泛滥煽情和娇柔虚幻，没有流产堕胎、没有小三二奶、没有小鲜肉的堆砌、没有生硬的耍酷，而是展现一种社会正缺的“浩然之气”、学生正缺的“潮气蓬勃”。
当代的中学生，读书为了高考；当代的大学生，对未来一片迷茫。翘课睡懒觉，呆在宿舍玩游戏，饿了连食堂也懒得去，直接点外卖，恨不得外卖小哥能送到手里。一部分勤奋用功者，很多也是为了考各种证书，为了考研，以便未来能好找个好工作，买个好房。真正为了理想而奋斗者，真正有远大抱负而付之行动者，那实在太少太少了。我们曾经看到刘俊卿就恨不得快进，他和毛主席等其他人不一样，没有远大的理想。他读书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让别人瞧得起，为了光宗耀祖，可我们现在的求学何尝不是这样。
如今的校园恋爱不是唯美，而是满满的欲望；不是对诗赏月，而是包包口红还有周末的小旅馆。反观《恰同学少年》，陶斯咏对润之的单相思，向警予和蔡和森的互相尊重，他们都是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交谈的男女之情。
《恰同学少年》的学生们，他们的青春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早上书声朗朗念“少年强，则中国强”、是为了探索救亡图存，成立读书研究小组、是一起爬山游泳。特别是毛主席年轻时的“嘤其鸣矣，求其声友”，在闹市中看书，在早上洗冷水浴，与萧子升在暑假一起去“打秋风”，也就是进行穷游，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青春就应如此，而不是青春叛逆成为病态和颓废：纹身、抽烟、说脏话、开黄色玩笑，然后觉得这很酷，这很个性，这是我的自由。
老师不是为了求安稳做一位老师，不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开脱式教学，不是念PPT上课。而是“传道受业解惑”，是以教育作为突破口进行救亡图存，是对学生“因材施教”，是把学生前途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
杨昌济，开学的第一课就讲立志的重要性，当毛主席问他的理想后，他在黑板写下有力的一句话：“自闭桃源称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接着说：“杨某平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悄然遁世，不问炎凉。愿于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载得参天之大木，为我百年积弱之中华，撑起一片自立自强的天空，则吾愿足以。”
杨昌济学贯中西，是民国有名的教育家、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七岁开蒙，18岁考上秀才，27岁参加谭嗣同的“南学会”。后赴日留学，因成绩优异保送到英国深造。来到“一师”后，懂得因材施教，对毛主席可谓是伯乐呀。
校长孔昭绶对“一师”实行兼容并包的理念，应该是引领民国教育的先驱。在一次次的演讲中，无不彰显着他的治学理念之先进，最后因为反袁事件被迫逃离到日本。张干上任，他与孔昭绶的管理差别很大，但他人是好的。为了保护学生，自己遇到的难题自己一个人扛了下来，为了工资和伙食费，一次次跑去筹款。他对一群风华正茂的学生进行打压个性，最终在易勇畦之死把矛盾激化到巅峰，最终被学生驱赶离校。
如今的教育，孔昭绶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张干之辈则比比皆是，可惜呀！
《恰同学少年》这部剧，在人物设置方面很巧妙，剧情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
如刘俊卿、蔡和森和毛主席关于鞋方面的剧情设置。
刘俊卿家里很穷，但他虚荣爱面子，在学校装富有，把父亲称为“请的挑夫”，为了买皮鞋跟父亲去黑社会借钱。而在买皮鞋时，为了装大款，学富家子弟给老板赏铜钱，但一副舍不得的样子，老板连声谢过，等他一走脸色一变：“呸！个穷酸样！”他的父亲为了他的读书，任劳任怨，整天省钱啃着发硬的馍，这对矛盾对比，让人觉得，刘俊卿这书白读了，激发观者的情绪。
蔡和森同样家里很穷，但他能放下面子，抽空去帮别人擦鞋挣生活费。写到毛主席，更是进行了升华。毛主席的鞋穿到破了洞还舍不得换。杨昌济老师见到后给了一块钱，让他赶紧先买双鞋。可毛主席途中经过书店，看到一本西方伦理学，于是把钱用在买书上。他对自己的外表不看重，一心想着如何学到更多知识以探索出救国之路。
还有太多精彩的情景了，我真心希望《恰同学少年》能像《西游记》那样，在每年的寒暑假进行重播，让学生看看什么叫学习，让老师看看什么叫教学，让有关部门看看什么叫教育。这部剧的评分也越来越高，接近9分了。
制片人制片人罗浩层说过一段话：
“我始终认为,电视剧作为当今最活跃的文艺样式,最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它绝对不是纯粹的商品,它的文化含量和所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应以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为己任,而不能像卖鸦片那样使广大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一时的快感而产生无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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