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迅速膨胀，左翼文化团体和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由于反对战争，而遭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小林多喜二惨死狱中后，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速见达夫）继任了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书记长。他愤而提笔，相继发表了大量的反战文章，但也因此身陷囹圄。
1935年底，32岁的鹿地亘出狱后，仍然遭到日本特工的严密监控，他在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境遇时说道：“没有看到认真谈真理的书和文章，整个社会被涂成了一种单调的颜色。”
深知自己在日本已经无法立足，鹿地亘只好铤而走险，去找当时的“远山满一座”剧团的老板帮忙。
九·一八事变
老板说：“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个事，你帮我打一次架。”
鹿地亘居然答应了老板，随后就参加“远山满一座”剧团，跟随剧团从日本逃到了中国青岛。
1936年1月23日，鹿地亘抵达上海，由于人生地不熟，同时又没有合法的居留权，他必须想办法尽快在上海站住脚。
当时，中日两国的左翼文化界有一个交流通道，那就是上海的内山书店。书店的老板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内山完造，他与中国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是最要好的挚友。
得知这个消息后，鹿地亘立即把行李扔到了一家戏院里，急忙前去拜访素未谋面的内山完造，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寻求到鲁迅的帮助。
恰好，鲁迅也听说过鹿地亘，内山完造安排他们在内山书店见了面。在两人的交谈中，鹿地亘对左翼文化的执着深深打动了鲁迅。
鹿地亘塑像
于是，鲁迅首先安排鹿地亘住在了燕山别墅，并帮助他取得了合法居留权和工作的机会。鹿地亘满怀感激，亲切地称呼鲁迅为“魂的导师”和“第二父亲”。
在上海居住的期间，鹿地亘还和一位日本姑娘池田幸子结了婚。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国抗战中首次最惨烈的一次大战役。而就在这一天，鹿地亘夫妇正在作家萧红的家里吃晚饭，当得知日军已经打到了上海，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凝重。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的枪炮似乎都在有意避开租界区，鹿地亘却愤然搬出了安全的日租界，以表示和日本社会彻底决裂，并撰写反战文章寄往国外的报刊上发表。
9月24日，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在一位朋友家暂时居住，当他看到平型关战役中抓获日军俘虏的报道时，深受触动，开始尝试写关于战俘题材的文章。
鲁迅
但在11月中旬，日军攻了上海，并下令对鹿地亘实施抓捕，他们夫妇二人被迫乘船逃往香港。
然而，此时的香港依然是危险重重，一旦日军继续南进，鹿地亘将彻底无路可逃。他给同在香港的郭沫若发了求助信，希望前往大陆参加抗战。但他身为一个日本人，入境大陆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个时候的国内战场，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了共识，一致对外，联合抗日。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对军事委员会进行全面改组，设置了一个分管对敌宣传和情报研究的特殊单位：第三厅，厅长由郭沬若担任。第三厅在当时有“名流内阁”的说法，其成员包括田汉、洪深、冯乃超、范寿康等社会名流。
郭沫若则利用他的第三厅厅长的身份，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他对陈诚说：“要做好对敌宣传，光靠我们这些从日本回来的中国留学生还不够，要真正起到瓦解军心、对敌广播，以及对敌情的研究，这些都需要日本问题的专家。”
鹿地亘
于是，郭沫若提议，应该邀请反对抗战的日本人士前来一起工作，他首先推荐的人就是鹿地亘。
不止是郭沫若，几乎整个中国左翼文化圈都行动了起来。
1938年1月31日，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刊登出一篇文章《现实的正义》。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进行了转载。
在接下来短短的8天时间里，一批作家在媒体上相继了发表关于邀请鹿地亘前来的文章，其中有楼适宜发表的《欢迎我们的日本友人》、黄源发表的《欢迎中国的友人——鹿地亘》、胡风发表的《关于鹿地亘》。
一时间，鹿地亘迅速被推到了舆论的焦点，在外界巨大的呼声下，陈诚终于向广州方面下达了命令。
陈诚命令，由《救亡日报》社的编辑林林和广州军方的人员一起，前往香港接鹿地亘夫妇，而此时鹿地亘夫妇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第三厅成员合影，有周恩来，郭沫若等
当时，香港有很多日本的特工人员监视着鹿地亘和池田幸子，林林跟他们商量，佯装到街上逛街买东西的模样，不携带行李，趁机逃出香港。
3月18日下午18时，他们一行人登上了火车，当在九龙车站遇到日本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的特务盘查的时候，鹿地亘夫妇只得竭力掩饰自己日本人的身份。
经过一路上的提心吊胆，鹿地亘夫妇终于安全到达了广州境内，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时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他兴奋地说道：“好，己经没问题了，现在可以大声地说日语了。”
这一天，武汉各界也举行了迎接鹿地亘夫妇的盛大茶话会。日本当局得知后非常震怒，不仅在报刊上辱骂鹿地亘，甚至还悬赏十万日元要通缉他。
到达武汉后，鹿地亘被受聘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就职政治部第三厅，享受少将待遇。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1939年摄于重庆）
1938年11月，在第一次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明了敌情的最良要诀，就是奖励生擒俘虏，优待俘虏。这是收集敌情，判断敌情最主要的一种方法。”
至此，战俘问题正式被国民政府重视了起来，
早在1937年，国民政府就依据日内瓦《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其中就包括：“禁止强迫战俘提供军事情报。”
而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日本战俘，当然也不会主动配合。如何说服他们是一个难题，由鹿地亘出面和日本俘虏进行沟通交流，显然就会容易得多。
从淞沪会战打响的时候，鹿地亘就意识到，战俘工作是他在中国最容易立足的领域，然而这个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
当鹿地亘前往湖南常德的战俘收容所参观时，所看到的情况却让他非常忧虑。当时国民政府的战俘教育情况是，每天讲三民主义和精神训话，早会唱国民党党歌，接着朗诵孙中山总理的遗嘱，晚会唱领袖歌等等。
蒋介石
类似的强迫教育，对俘虏并没有多少心理效果，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这也促使鹿地亘有了更具体的思路。
在第三厅的支持下，鹿地亘着手筹划在日本战俘中成立反战同盟，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迁往了战时陪都重庆，他准备在重庆建立反战同盟总部。
由于国民政府的战俘管理体制存在多部门职权交叉，各方面都很难协调，再加上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势力本身就对鹿地亘非常不信任，建立反战同盟总部的计划陷入了困境。
1939年春，桂林行营组织日语干部训练班，鹿地亘和第三厅七处科长冯乃超前往协助。
桂林行营由白崇禧主政，这里收容有48名日军战俘，鹿地亘得到郭沫若的建议，尝试在桂林先建立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以此作为突破口。
在冯乃超等人的协助下，鹿地亘紧急起草了《关于俘虏工作的建议》，光手稿就写了11页，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呈报给蒋介石。
淞沪会战
在手稿中，鹿地亘提出一个新思略：“在桂林成立小规模的日俘反战组织”，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有了蒋介石的批准，鹿地亘得以前往桂林战俘收容所“苏生学园”开展工作，但这里的战俘却拒绝交流，他的计划又陷入了僵局。
鹿地亘通过观察发现，几名顽固的日军俘虏在控制其他日本人的言行。更为蹊跷的是，日军俘虏普遍对所长麻生哲很是厌恶。
有一天，协助鹿地亘工作的桂林行营参谋处科长廖济寰发现了异常情况，他抓住了一名战俘正在用香烟换取炊事兵的盐。
经过进一步了解后，廖济寰得知了战俘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饭菜上面，炊事兵故意做饭不放盐，以此勒索战俘。廖济寰一怒之下跑到厨房，将炊事兵痛打了一顿。
此时的日军俘虏们群情激愤，纷纷诉说了这里的情况。
白崇禧
从这个炊事兵的身上开始，鹿地亘和廖济寰顺藤摸瓜，查到了所长麻生哲的贪污行为，并逮捕了麻生哲，而桂林行营参谋处借此机会接管了“苏生学园”。
这样一来，鹿地亘取得了战俘们的信任，同时在桂林行营参谋处的帮助下，伊藤幸之助等4名顽固日本俘虏被隔离关押，局面终于打开了。
鹿地亘每天和日军俘虏促膝长谈，他们像朋友一样，在唠家常中灌输反战思想。两个月的时间里，鹿地亘争取到了“苏生学园”四分之一左右的日军俘虏，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但此时，战争的乌云已经笼罩在了广西的上空。
1939年11月，日本海军第5舰队启动了“N”计划，日本陆军21军同时启动了“和”计划，于15日强行登陆钦州湾，目标是占领南宁到越南谅山的公路，封锁中国南方仅存的国际物资通道，彻底掐断中国的西南大动脉。
针对日军在广西的行动，中国陆续调集了20多万军队，由桂林行营统一指挥，发动反击，甚至动用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第5军。
日军战俘
与此同时，鹿地亘也从“苏生学园”中挑选了11名日军战俘，在桂林成立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筹备会，带领他们开展登山、急行军等战前训练，等待正式成立和参战的机会。
12月22日，鹿地亘收到桂林行营参谋处长吴石中将从前线发来的急电：
“现在侵入桂南的日军与中国主力军在昆仑关正在对峙中，出现对敌做政治工作的好时机，请率领反战同盟的同志紧急出发到前线。”
收到急电的第二天，在华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并成立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战地工作队，由鹿地亘和队长板本秀夫负责，队员有樱井胜、佐佐木正夫、大山邦男等七人组成。
大会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行，队长板本秀夫朗读了成立宣言，桂林各界代表和在桂林的外国记者都聚集在会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印度、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
日军俘虏
这个消息一出来，不光是在桂林，在很多报纸上都引起了连锁反应。
12月24日清晨，在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声中，战地工作队员登上了卡车，带着一部手摇发电的扩音器奔赴昆仑关。
鹿地亘一行到达了前沿，初上战场的鹿地亘，在书中记下了如此的景象：
“散放着闪火的山，地狱般的美丽，山中还有两军的尸体未捡，满面都是血腥气，300米外日军21旅团一个大队仍然在主阵地顽抗。”
12月30日，鹿地亘宣布喊话开始，他大声地朝着对面的日军阵地介绍了反战同盟。刚一开始，有很多子弹朝着喊话的地方打，后来突然间就停下来了，鹿地亘说：“我们的喊话起作用了，我们成功了。”
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中，对昆仑关的战事记载：
“如斯九塘战线， 整夜在不断的枪声和鹿地亘的反战广播声中，我们度过了昭和十四年的除夕。”
12月31日，昆仑关战役取得了阶段性大捷，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班以上军官伤亡85%，俘虏日军102人。
1940年元旦，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专门邀请鹿地亘一行，和他们一起出席元旦晚宴，并向他们一一敬酒。
就在这时，其他战区“要求反战同盟前往助战”的电报接连不断，鹿地亘安排队长坂本秀夫带领其他队员留在前线，自己则赶回重庆，继续筹建反战同盟总部。
有了昆仑关的战果，让他的重庆之行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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