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1977年恢复高考后，浙江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
1977年12月25日，温州的李珍阳，坐在考场上回忆起脱离学习的三年半，他经历了大队挣工分、代课老师、农械厂铸工三个身份的转变。他并不清楚这场考试后，他的人生之路将发生巨变，跳出农门，日后担任温州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并在2014年推动温州新高考试点工作。
同一时间，杭州第三中学（现中策职高）的考场上，岳耀勇也不会想到，考试前自己所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杭州支行，与他同进银行的另两个同学日后都升为行长，而他因为这场考试，走上了和另外两人截然不同的一条路。
而在金华兰溪，已高中毕业4年多的汪永斌，拿到高考作文题目后，一笔笔写下了心路历程，“路应该是靠自己走的，选择不同的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选择非常重要，但无论选择什么，都要把路走好。”
45年前的那场考试，是很多人的人生路转折点，高考，让他们的路更宽阔，也让人生有了更多可能。
温州教育史馆中李珍阳的准考证
通过高考跳出农门
又在8年前推动温州新高考试点工作
在温州市区籀园旧址温州教育史馆中的展览墙上，有一张泛黄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这张准考证的主人，就是李珍阳。
回忆起这张准考证，即使过去了45年，李珍阳依然清晰记得上面的内容，以及650213的准考证号。
在这场高考前，李珍阳已经闯过了一关。“前面十年积压了太多考生，温州当时请当地专家命题，先组织了一次‘初试’，只有成功‘晋级’的考生才能继续参加高考。”
尽管已经离开校园4年半，李珍阳依然对考试有很高的信心，既有对自身学识的自信，也有物理老师的肯定。
“我数理化方面成绩一直不错，知识都有记着，最重要是我的物理老师对我父亲那句‘李珍阳考不上，那我们这还有谁能考上’的笃定。”
考完试后，李珍阳和班里常霸占第一、第二的一对姐妹对答案。“物理最后一题，考的是电压，有4分，只有我做出来了，那对姐妹也没做出来，她们就说我肯定能考上。”
结果正如那对姐妹预料的那样，班里就她们三人考上了。考试成绩下来后，李珍阳被当时的“浙师大温州分校”（入学时已为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现为温州大学）录取。而李珍阳所在的三垟乡就只有他一个1977级大学生。
高考，给了李珍阳人生另一种可能。
原本高中毕业后，李珍阳先是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有6分。一年后，李珍阳由于学历高，又执起了教鞭，做起了代课老师，月收入还不错，有27块一个月。又一年，李珍阳又去了梧田农械厂当工人，从学徒的8块钱一个月干起，到高考前，李珍阳已经出师，工资涨到了34块。
李珍阳家在农村，父母也是农民，兄弟姐妹有8人。本以为成为工人，拿到34块一个月的高薪，已经是人生高光时刻和家族里的骄傲。但通过高考越过龙门后，李珍阳的人生迎来另一种可能。
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温州教育系统工作，历任梧埏一中校长、市教育局学生处处长、体卫艺处处长，后担任温州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在2014年推动温州作为新高考试点工作。
1978年3月入学时的岳耀勇
高考的记忆一直伴随着我
使我记得我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日子
1977年的高考，也让杭州的岳耀勇人生路来了个大转折。
1976年12月26日，高中毕业近两年的岳耀勇，终于有了正式工作，到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支行报到。几天以后，他被派到杭州市人行湖墅支行学习银行业务。
1975年1月，岳耀勇高中毕业，他因眼睛近视950度而留在城市，没有上山下乡。毕业以后，岳耀勇在家里呆了一年半，除了烧饭，没别的事情可干。其间为了消磨时光，他到一个台湾同胞那里学了半年日语，还到照相馆的暗房里学习冲印底片、照片。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岳耀勇立刻着手准备，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有上过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课。急来抱佛脚，只好到新华书店买来当时的高中课本临时救急。而他所在的银行领导力劝他不要去考。“银行很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但我恳求说，十年难得一次机会，还希望让我试一试，试不成我一定安心工作，再也不考了。”
后来，和岳耀勇一起进银行的另两个同事都升任了行长，早已是厅级领导了，收入也十分可观。但是岳耀勇一直不后悔，“大学给我的财富是任何金钱、权位不能比拟的。”
两个月后，12月25日，岳耀勇昂首挺胸地走进了杭州市第三中学的考场，他记得很清楚，考试的那两天天气非常晴朗。顺利地完成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4门考试。3个月后，岳耀勇走进了杭州大学（1998年被并入浙江大学）的校门。
有趣的是，39年后岳耀勇儿子报考研究生，居然进了同一个考场，现在叫中策职高。
转眼间，已经45年过去了，但是岳耀勇依然觉得恍惚还在昨天。“我记得我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都引用到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岳耀勇还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的“建”字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考试结束后翻《新华字典》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
关于高考，岳耀勇记得很多很多，他说：“这些记忆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快乐，给我甜蜜，使我记得我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日子。”
汪永斌在课堂上
从穿草鞋到穿皮靴
高考后他从助教做到了教授
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金华兰溪人汪永斌就回乡务农了，在村里当过电工，也做过出纳，吃了不少苦。但在他看来，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结合，这段经历也带来宝贵的经验。
两年后，公社组织选拔民办老师，汪永斌考得还不错，成为了一名民办化学老师。后来高考的时候，他的化学成绩几乎接近满分，和这段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等到1977年10月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机会来了，可以高考了！这个消息在汪永斌和同事间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时间，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开始讨论要不要去报考，汪永斌的父亲还专门跑到了单位与他商量。父亲建议他不要报考本科，选择中专更容易上线。但汪永斌下定决心，选择背水一战，“如果当年考不上，第二年再来过，或者降级录取，我也愿意。”
和应届生或是脱产学习的同学不同，汪永斌白天仍要忙于工作，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专心复习备考。他回忆，为了不打扰其他人休息，经常要跑到路灯下学习。“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都是拼命的，学习都非常自觉。我也是坚信，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准备得充分一些，得到的回报也总会多一些。”
但对于当时的汪永斌来说，除了一份考试大纲和高中书本，能准备的东西并不多。他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前他复习到“欲盖弥彰”一词，觉得不太理解，特意去请教了语文老师。“没想到正好考到了，这个可能是最幸运的事了。”
同样幸运的是，汪永斌被录取了。放榜是在1978年的年初，父亲作为公社干部去兰溪开会，大会上宣布了上榜考生的名单，汪永斌的名字就在其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父亲在村口等着我回来，开心得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也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
汪永斌说，当时对于读书的向往和期待，现在的考生可能难以体会。当年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还有天壤之别，考上大学就是从“穿草鞋”变成了“穿皮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年他所在的公社中，大概有100多人应考 ，他是唯一一个考上的人。
“其实当时第一志愿是师范，但服从分配进入了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不过没想到，最后兜兜转转还是做了老师。”汪永斌在母校一待就是40年，伴着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的改建，也见证了浙江万里学院的变迁，他也从助教做到了教授。
汪永斌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语文作文题是《路》，他一笔笔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路应该是靠自己走的，选择不同的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选择非常重要，但无论选择什么，都要把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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